內在性框架

R. Abbey (1961-) 指出「內在性框架」是 Taylor《世俗時代》當中用以說明現 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同時也是現代性的一個關鍵特徵。在現代社會中，舉 凡經濟、公共領域和政府運作的目的，幾乎都在服務人類的需求。個體、社會乃 至國家，往往在不參照任何超越性或上帝的前提下運行 (Abbey, 2010a, 2010b: 10;

Coffey, 2009, September, 6th)。生活在此內在性框架中的人們，有人選擇信仰宗 教，向某種超越性開放，在世俗目標及「較高」目標的對話中思考、探索生命的 意義；同時，也有人選擇完全不參照超越性，主張人類的繁盛是較切實與珍貴的 目標，且人類能夠單靠自己的力量實踐普遍的仁愛與正義。以下說明內在性框架 中的兩個特點。

壹、互惠的秩序—以人類繁盛為目的

現代社會建構秩序的思維，有別於前現代與宇宙秩序相符應的思維模式。現 代社會關注的不是宇宙、理型 (Idea) 或是上帝，而是如何從對人類特質的理解與 掌握，來建構穩定的秩序，Taylor 稱這樣的秩序為「現代道德秩序」 (Modern Moral Order) (Taylor: 2004a: 10-11)。 Taylor 以 為 西方歷史發展 至「以 人為中心」

(anthropocentric) 的內在性框架，強調市場經濟、公共領域及人民主權之現代生 活，除了與新教改革所促成的去魅化有關之外，亦與新斯多葛主義、笛卡兒主義、

自然律傳統、契約論以及十七世紀晚期、十八世紀的「神意自然神論」 (Providential Deism) 有關，其中尤以後者最為關鍵 (Morgan: 2008)。Taylor 指出在 Hugo Grotius (1583-1645) 和 J. Locke (1632-1704) 的政治思想中，人類為具有自然權利的理性 個體，追求著共同的裨益與權利的保障，於是透過眾人同意產生一個政治權威，

目的在於「個體（相互）裨益的增進與權利的捍衛」 (Taylor: 2004a: 4)。這樣的觀 點即突顯了自然神論的核心意義，包含：(1) 整個自然神論所體現的是一個非人格 的客觀秩序；(2) 上帝的目的萎縮成單一目標，即祂為我們設計的互惠秩序 (the order of mutual benefit)，而此一秩序的目標在於創造物的善，特別是人類的善，以 及人類的繁盛，於此之外，沒有其他的目的；(3) 我們人類可以透過理性掌握上帝 的道德形象，並且在遵循秩序要求的行為中服從上帝 (Taylor, 2007a: 221)。將這種 人類自保概念說得更好的，是 Locke 在《政府論》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中 所表達的（Locke: 1690/1823: 58-59)：

上帝…在人類的身上植入自保 (self-preservation) 的強烈慾望，並在世界 裡安排了各種適於作為衣食與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事物，順從上帝的設 計，令人類得以生存，…上帝…祂用人類身上的感官與理性來指導 他，…。作為人類心中上帝之聲的理性，…，依據他保守自身的自然傾 向 (natural inclination) 來行事，便是服從他創造者的意志。

由此可看出，超越性的特質或超越者的角色和地位在自然神論中已有所改 變，Taylor 指出當中的變化包含：

第一，較高目標的喪失，目標成了人類繁盛的達成。不僅對自然神論者 M.

Tindal (1657-1733) 而言，上帝的目的在於「創造物的共同旨趣 (common Interest) 及相互幸福 (mutual happiness)」，就連支持正統信仰原則的人，都受到這股思潮 影響，信仰中的超越面向也漸漸消失。

第二，恩典 (grace) 的失色：自然神論強調人類能夠透過理性掌握上帝設計 的秩序，並且經由善意志 (good will) 與社會紀律推動理性計畫的實現，過程中不 需要上帝恩典的存在。此時上帝的角色成為賦予人類理性、慈善能力的創造者，

或是擔任人生終點的審判者。¹⁵

第三，神秘感的消失：上帝的目的就是人類的善，透過祂對我們本質的設計 就可以掌握祂的意旨，不需經由其他神秘的力量。其次，對啟蒙時期的資產階級 而言，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理性宗教，透過理性計算能理解自然和實在 (reality) 的 規律模式，並根據這種模式使其商業決策成為可能。再者，倘若上帝透過任何神 秘性或是啟示透露意旨，則是與其對我們的理性設計有所扞格。是以，上帝一旦 創造了世界，世界就按照它自己的規律運行，上帝自此便不再干涉 (尹大貽譯，

2008：304)。

15 不同學者對這二者的重心不同，比如 Locke 認為，人類容易被怠惰、貪念、熱情、野心、迷信、

壞的教育和風俗引誘，因而偏離正當理性 (right reason) 的途徑，於是上帝建立了一套獎懲制度，

如此人類得以積極遵從祂的要求。然而，Shaftesbury (1671-1713) 和 F. Hutcheson (1694-1746) 則 堅持上帝存在於人類內在仁愛與團結的力量。請參照 Taylor《世俗時代》第六章。

第四，上帝計畫人類轉化 (transformation) 之觀念的削弱：轉化指的是要求 人類超越當前狀況的限制。在基督教的傳統，因人類分享上帝的生命，故轉化是 有可能的，並且為其信仰目的。然而在歷經了對於宗教熱情與辯論的鼎盛時期，

十七世紀末期後，英法的領導階層，越來越不能夠同情激進的宗教，反而因理性 的強調與新科學的成就，轉而支持簡單、不複雜、較理性的宗教，於是對於轉化 的要求逐漸消失 (Taylor, 2007a: 222-224)。

而當超越力量逐漸削弱，上帝角色在秩序的運作中慢慢變得不再重要；再往 前推一步，我們將社會及當中成員的發展，視為人類文明化及啟蒙進程中的產物，

可透過客觀觀察、理性自由，或是對所有人類天生的同理心 (innate sympathy) 等 所達成。此時，人類世界中，所有事物的規範性安排被內在化 (be entirely immanentized) 為人類動機 (human motivation) (Taylor, 2007a: 543)。在這一個內在 性框架裡，人類認同自我為一個理性的、紀律的、能自我負責的個體，社會亦由 這些個體所組成，並以能有效維護個體利益來設計與運作。

貳、工具性立場的建構行動

過去的社會秩序是以宇宙秩序 (cosmos order) 為基礎，而宇宙秩序的觀點隱 含著目的論的意義，亦有目的性的力量 (purposive forces) 作為社會實體的基礎 (Taylor, 2007a: 541)。然而現代道德秩序中，社會中的功能分配不具有規範性的意 義，且其目的亦不在於某種德行的實現。進一步說明，在前現代社會中，社會是 由不同階級所構成，各自負責不同工作，藉此體現出事物在宇宙中的適當秩序。

換句話說，這個社會的功能安排並非偶然，且唯有當事物處於正確的相互關係時，

它們之間的相互服務才會使整體社會展現出最高的德行。但 Taylor 指出，現代社 會的功能分配是偶然且平等的，它本身並沒有體現任何有關善的意義，且基本規 範在於其是否能有效表現它的工具性價值。成員之間彼此相互尊重與服務的目 的，是為了順利達成我們日常的目標，與最高德行的體現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社

會在此僅被視為滿足自由行為者之基本生存條件的有效工具 (Taylor, 2004a:

13)。由此，吾人可說在內在性框架中，為了達到經濟繁榮與擁有安全和諧的生活，

工具性立場成為社會運作及建構行動的核心，包含對世界的認識、對自然資源的 探究與利用、社會功能的分配、組織的運行與配合，甚至是規範成員對紀律的遵 守等。

也因此我們所熟知的現代社會，被理解為能夠自我構成 (self-constituting)、

自我管理 (self-regulating)，不需倚賴任何超越者或考量超越性 (Abbey, 2000:

209-210, 2010a)。然而 Taylor 主張在此框架中仍有人向超越性開放，認為生命除 了物質生活之外，存在有更高的目標；我們的道德直覺亦超越了制式化的規範，

與某種超越力量有著密切的關係，甚或在莊嚴的教堂、靜謐的山林中，我們能感 覺與某種力量特別接近。而主流世俗化理論之所以主張「封閉式內在框架」足以 解釋當前人類處境，Taylor 認為這來自封閉理解之支持者大力宣傳，以及智識學 術環境的擁護，造成一般人很容易不經檢視地接受主流觀點，無法看到真實的樣 貌及其他的可能性。以下針對這部分作進一步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