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我愈深刻地探求全球環境危機的根源，就愈加確定那是一種內在危機—

靈性危機的外在顯現。我深信，內在生態價值所倚靠的，與象徵健康環 境所需要的平衡與整全原則，是同樣重要的。

---A. Gore (1992: 12)

美國近年校園槍擊事件頻頻發生，2012 年的 12 月，20 歲的 A. Lanza 在康乃 狄克州的桑迪‧胡克小學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開槍射擊，造成 28 人 死亡，其中還包含他自己的母親以及 20 名的兒童。2014 年 5 月，22 歲的 E. Roger 求愛被拒，在自己無法快樂生活的狀況下，心生亦要毀了其他人的念頭與計畫。

於是，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奪走 6 人的性命，造成十幾人受傷，最後 開槍自盡。被公認為亞洲最安全之城市的台北，也在同年 5 月發生 21 歲的鄭捷於 行駛捷運上拿刀隨機砍人，造成 4 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的悲劇。鄭捷自小便立 志要做一番大事，但又覺得人生痛苦，不想活下去，在沒有勇氣自殺的狀況下，

想藉由殺人被判死刑。這些事件僅是現代社會問題的冰山一角，其他悲劇還包含 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事件、為錢財殘酷弒親的倫理悲劇、資優生自殺的遺憾，乃 至對沒有還擊能力之嬰孩或動物的施暴等。面對這些慘絕人寰的悲劇，以及兇手 冷漠、無感的言行舉止，我們不禁要問：現代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為何衣食無缺 的生活，仍無法保證社會的和諧以及人們的安樂？即便各大醫院身心科充滿了看 診的人潮，還是無法解決許多人的憂慮情緒、無法使其獲得心靈的平靜？

除了從生理與心理層面去分析這些悲劇背後的原因之外，若吾人嘗試從靈性 角度來觀察上述這些事件之加害者，我們或可發現他們大多缺乏對自我的信心與 內在力量，因而無法處理來自外在的壓力與挫折；希望獲得存在感和認同，但缺

乏正向且明確的生活目標，於是藉由暴力的方式彰顯自我生命的價值；比起關懷 體貼他人，無寧更在乎自己的感受與需求，與周遭環境及他人關係疏離，缺乏感 動的經驗等。簡言之，從靈性的觀點來掌握行動者的動機、瞭解他/她的內在狀態，

乃至整個社會脈絡與問題的關係，或許能為這些現象的核心問題提出不同的洞見 與方法。

靈性是人類內在較高自我，代表高級精神的狀態與活動，並作為統整生命的 根源。靈性的彰顯能夠超越物質世界，從宇宙萬物生命的聯結關係洞察生命的真 理，並體現美好的德行、真摯的情感與偉大的情操。然現代人類的靈性發展卻遭 遇困境，其原因在於過度重視工具理性，忽略美善的價值；過度強調個人主義，

忽視整體生命的福祉；關注物質的認識、發展與追求，漠視對精神需求的關懷與 陶養。在強調理性、競爭、進步與物質繁榮的現代框架中，吾人甚至不認識靈性 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而對於靈性需求與發展的忽略，造成許多個人的、社會的與 環境的問題。

誠然，現代人類靈性發展陷入困境的原因錯綜複雜，然不可諱言的，工具理 性的盛行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從古代進入現代，隨著社群規模的發展，文明的紀 律愈益受到重視，加以科學技術發達，人類逐漸進入主體/客體二分的理性至上時 代。此後，機械論逐漸取代古典目的論，成為主流的世界觀與生命觀。人類對於 建構社會秩序、認識自然萬物、發展科學技術與創造人類最大幸福等方面的能力，

亦抱持相當的信心。是以，如同 M. Weber (1864-1920) 的分析，在現代文明發展 的過程裡，以價值作為行動之依據的觀念，逐漸失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重視外 在目的與手段之聯結關係，和以實際效用為優先的工具理性 (Weber, 1922/1968)。

主體/客體、身/心、內在/外在、理性/情緒等二分之觀念的盛行，再加上對工 具理性的信仰，成了現代人面對外在世界的主流態度。人們建立各種制度與組織，

以求社會得以運作順當，而對制度與組織的依賴，以及對工具理性之標準的固戀，

使吾人趨於以 M. Buber (1878-1965) 所說的「吾─它」 (I-It) 關係看待人類互動，

亦即把人類當成空乏心靈的外在客體那般地處理與對待 (Buber, 1923/ 1958:

12-13, 23)。在這樣的「文明紀律框架」當中，人類生命的活潑性及其內在精神靈 性的狀態與需求，並不是受關注的焦點，首重的是依循既定的規範框架，與符合 國家社會的主流期待。不僅面對活潑潑的人類是如此，即便面對浩瀚無窮之自然，

人類念茲在茲的亦是如何掌握關於自然的客觀知識，進而以人為力量控制自然力 量，避免它為人類世界帶來災害、損失與威脅。更甚，透過日新月異之科技，運 用、開發及剝削自然的資源，使自然資源發揮最高效益以滿足人類需求。

支持工具理性框架的理念之一，乃是「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cism)。

此一立場一方面擺脫了古代宗教力量的束縛，並且視之為迷信、狂熱、不理性的 表現，另一方面則堅信人類中心的價值，並且主張人類的能力能夠取代上帝的仁 愛，建構和諧的社會秩序。然而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對於個人主體之重視與強調，

協同「以人為中心」之思維於往後的歷史中蓬勃發展，除了造成工具理性的壯大，

亦逐漸形成了 C. Taylor 所說的「自戀文化」 (culture of narcissism) (Taylor, 1991:

16-17)。所謂的「自戀」是指對個體及其主觀表達與選擇的重視，以及過度強調 個體自我實現 (self-fulfillment)。不難想像，此一自戀文化與主張價值中立的自由 主義 (liberalism) 一拍即合，且在相互支持、相互作用之下愈益強化。然而，對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立場的強化，很容易造成集體凝聚感的衰落、道德 視野的消退及意義的喪失，甚而在強大的疏離感中失去自我認同 (Hodder, 2007, Taylor, 1989)。在欠缺對意義脈絡的肯定，以及對實質價值的認識下，個體慾望的 滿足、自主的選擇及自我的實現，乃在極大程度上受到以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為 核心之意識型態的操弄與宰制，如此不僅無益於對自我的理解，亦可能迷失在膚 淺的物質追求，甚至是扭曲的價值觀當中。

邇來，資本主義的勢力隨著經濟全球化更加銳不可擋，其挾帶的物質主義文 化亦決定許多現代人生活的意義與努力的目標。換言之，許多人存在的目的即在

於拼命追求成就、累積財富、追求事業亨通，然後再用這些所得去追逐享樂，並 且認為這就是快樂人生。然而，當這些慾望無法滿足（或說在滿足之前），人們往 往處於苦悶之中而無法自拔，偶爾獲得滿足，便隨之起舞、開心不已，但快樂的 情緒馬上又隨著另一種慾望的升起而幻滅，以致陷入另一波負面的情緒裡頭，或 是投入另一段忙碌與盲目的奮鬥。即便是物質慾望皆被滿足的人，也未必因此而 快樂，他可能因為害怕失去而終日惴惴不安，也可能因為內在空虛而憂鬱不已。

而這一種現象似乎說明，比起金錢、財富、名利與地位，生命中尚有更重要的事，

比如健康、愛的關係、對自己的認識、生命意義的探求與內在精神的和平安祥等。

更進一步說，無論世俗成就與物質生活多麼精彩，生命終究必須面對老病死，而 現代人在追求財富、成就與享樂的忙碌生活中，看不見這個必然的事實，往往要 歷經深度的失去與痛苦之後，才開啟對存在課題、生命意義，以及最重要價值的 思考。

綜合前述分析，可以發現處於由工具理性、人類中心、自戀文化、資本主義、

物質文化等所形成的現代框架中，個體與內在自我、他人、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 往往是疏離的。許多人汲汲營營地追求現世的成就名利，鮮少關注自我內在精神 狀態，遑論予以提升。在競爭、匆促、忙碌、壓力大的生活中，只能也只願意把 時間花在自己在乎的人事物上，對廣大他人的關懷，及不涉及自我利益的社會事 務，則漠不關心。人與人之間表面又短暫的交會，再加上競爭對立的氛圍，亦使 同理與慈悲能力逐漸麻木萎縮。而過度關注人類生活的發展與發達，促使我們無 止盡地掠奪大自然的資源，並且忽略其他生物與我們之間共融的關係。最後，隨 著對人類力量與日俱增的信心，及科學技術知識不斷創新，人們對超越性力量或 存有指引生命意義的倚賴，不如以往那般理所當然與堅定。雖然現代人傾向以自 我為優先關懷的焦點，但卻因與自我內在、他人、自然環境、超越性力量或存有，

甚至傳統文化連結的淺薄，而缺乏對自我內在深度的認識與陶養。於是，許多人 缺乏深厚的與穩定的價值觀，因而面對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無法安身立命，亦

欠缺清明的靈性與圓熟的智慧，處理生命各種課題，因而無法活出有深度、有內 涵、能圓融與幸福的生命。

而現代框架中的教育，一方面為國家積極培養具競爭力的人才，另一方面被 許多人視為累積資本的途徑，或通往未來世俗成就的跳板。服膺資本主義的教育，

以追求外在成就為主要目的，重視技術訓練與實用知識，更甚於美善價值的認識 與人格精神的陶養；強調效率、績效與外顯結果，更甚於幫助學生全人的發展。

教師被期待有效地達成教育的外在目標與標準，如國家考試制度、培育具競爭力 之人才等，原本教育實踐中對學生的深度理解與對教學內容、教學情境的深思熟 慮，及對學生人格與內在精神的陶冶，陷入邊陲化的困境（林京霈，2008）。而學

教師被期待有效地達成教育的外在目標與標準，如國家考試制度、培育具競爭力 之人才等，原本教育實踐中對學生的深度理解與對教學內容、教學情境的深思熟 慮，及對學生人格與內在精神的陶冶，陷入邊陲化的困境（林京霈，2008）。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