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lor 以「超越性」為道德根源的靈性倫理思想

Taylor 並不完全反對以單一原則為基礎的道德主義，因為清楚且普遍的規範 對於社會順當運作有其必須性。然而，如同 S. D. Hudson (1981: 202) 所指，「以 為能以單一決策程序來決定正確行為，是哲學的幻象 (a philosophical fancy)」，

Taylor 亦認為，主張道德主義足以含括倫理學的所有範疇，將因低估人類有限性、

高估道德主義之有效性，忽略滑向「自許正義」之可能，造成仁愛正義行動的不 穩定，成為憎恨人類的表現。是以，規則始終不是道德最重要的部分，「人」才是 道德思想及道德實踐的核心。就像 A. J. Kearns (2010: 151-156) 在〈世俗時代的倫 理規則〉 (Codes of ethics in a secular age) 中所表示的：「規則是由道德能動者 (moral agents) 為道德能動者所制定，……它們不能取替道德能動者在道德決定上 的道德能動性 (moral agency)」。但道德主義的實踐，卻容易固著於規則實現，如 此不僅「失去對人類原初面貌的愛，包含接納他們的不完美、軟弱、無知或是醜 陋」 (Taylor, 2004b: 9)，也失去對人類道德能動性的信任。對 Taylor 來說，道德 主義對於人類理性能力無所不能的想像，及其立基於此人類圖像之道德根源，值 得進一步斟酌。而 Taylor 對人的想像，來自於對超越性的肯定，並以其做為人類 探求自我生命意義之根源，使吾人得以從較高的角度照看自我與他人、社會、自 然，乃至於超越性的關係，從而跨越自我的侷限、時空的限制，追尋至真及至善 的實現，並於過程中使自我的德行修養獲得昇華與轉化 (transformation)。相對於

道德主義側重吾人理性能力的培養，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落實，Taylor 的倫理思 想強調個體知、情、意、行之整體氣質與精神的涵化，以及超越世俗與物質之重 要價值的追求。研究者將 Taylor 這種以超越性為道德根源與以靈性發展為基礎所 開展的倫理學，稱作「靈性倫理思想」，以別於道德主義及其他倫理學。

壹、人類的多樣性及善與善實踐的多元性

Taylor 的人類圖像具有多元論 (pluralism) 的色彩，其根基之一來自於天主教 信仰 (Abbey, 2006a: 219)。首先，在天主教中，人類依照上帝形象被創造，而上 帝本身具三位一體的本質，是以，人類具有多元性特質 (Taylor, 1999a: 14-15;

Abbey, 2006a: 221)。其次，Taylor 在理解「你們要去教導萬民成為門徒」 (Go ye and teach all nations.) 這個指令時，指出「就天主教原則，倘若奉獻、靈性、禮拜儀 式及回應道化肉身 (Incarnation) 等缺乏多元途徑，將不可能拓寬信仰的範圍」

(Taylor, 1999a: 15; Abbey, 2006a: 219)。換言之，天主教不可能透過單一教義，使 多數人皈依它，它必須能回應人類的差異與多元。Taylor 的理由在於，從 catholic 的希臘字源“katholou”來看，它有普遍性 (universality) 和完整性 (wholeness) 兩 個相關的意義，且前者需透過後者達成 (Taylor, 1999a: 14; Connolly, 2004: 172)。

雖然人類分有上帝的生命，但是，彼此仍是不同的、多元的，不能相互化約。而 肉 身 救 贖 (redemption-incarnation) 所 帶 來 的 和 解 (reconciliation) 與 合 一 (oneness) ， 是 由 人 類 互 補 所 形 成 的 完 整 狀 態 ， 這 是 一 種 跨 越 差 異 的 統 合 (unity-across-difference)。Taylor 指出，不論是今日的天主教、基督教，或是現代 世俗社會的發展，幾乎都忽略差異互補的重要，只一味地強調一致性、使更多人 成為「好的天主教徒」 (good Catholics) 或「好的、有秩序的公民」，而壓迫了人 類的多元特性，失去了完整性的真實內涵，同時也喪失了普遍性 (catholicity) 的 真諦 (Taylor, 1999a: 14)。

Abbey (2006a: 219) 指出，Taylor 對多元論的肯定，亦來自於他對 Aristotle 善之多元性的同感。Taylor 主張善的多元不僅體現在數目上，更體現於本體的意

義上，而質的差異使得不同善之間無法總是和諧作用，甚至會在某些情境下產生 衝突 (Taylor, 2007a: 704, 2007c: 67-68, 2011: 348; Abbey, 2006a: 219)。是以，沒有 任何的準則可以完全掌握所有情境，任何事先確定的規則都必須隨著新的情境而 有所調整。面對善之多元這一事實，Taylor (1994a: 213) 指出：

現代人總是處於不同道德要求的衝突當中，這些要求無法被否定，亦無 法和諧地相互配合；然而，倘若我們沒有感受到這樣的衝突，那僅代表 我 們 的 同 情 心 和 視 域 太 狹 隘 ， 或 是 我 們 太 輕 易 滿 足 假 的 解 決 方 案

（pseudo-solutions）。

人類與善的多元性，再加上環境脈絡的獨特性，兩相作用所造成的道德兩難 問題實為複雜，無法完全透過預先設定的規則解決問題。是以，為了避免規則的 執行造成武斷、暴力的結果，我們需要更高層次的實踐智慧 (phronesis)，一方面 感知多種善相互衝突的事實，另一方面依據情境進行適當的抉擇。Taylor (2007a:

705, 2007c: 68) 指出，即便是相同的兩難，亦有不同的解決辦法，原因在於我們 不僅是處理某事件或善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事件的處理涉及不同的人及其主張 和立場，且我們對善的抉擇可能會對自己與他人造成命運性的影響 (Taylor, 2007a:

705, 2007c: 68, 2011: 349; Kearns, 2010: 149)。由此，相較於教導一個人遵守道德 規則，陶養其實踐智慧顯得重要許多。

貳、「愛」的「關係」

不同於道德主義重視以疏離理性與距離策略進行道德實踐，Taylor 強調人與 人之間「愛」的「關係」。此與其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之聖愛表現的肯定，有 相當關係 (Taylor, 2007a: 640, 736, 753)。Taylor 的倫理思想關注人類對自我與他 人由衷的關懷與情意，這樣的表現並非僅來自於規則要求或強迫，更多是來自於 對善的自發性回應。對 Taylor 而言，當中還包含因領受更高力量之愛而希冀有所 表達的動機。換言之，從 Taylor 的思想來看，人類之間因超越性存有而處於相互

關懷的網絡，且人類因感受較高力量的偉大，故有超脫自我關注以回應善的渴望。

接下來從兩方面進行討論。

一、「聖愛」連結的道德關係

I. Illich (1926-2002) 認為，基督教自十七、十八世紀後將重心慢慢從轉化 (transformation)轉為秩序，並將道德實踐組織化的發展，為違背基督教信條的表 現 (Taylor, 2007a: 736-737)。在善良撒瑪利亞人的寓言中，被強劫及毆打的猶太 旅人身旁，分別有一位牧師與利未人 (Levite)（猶太社群中重要的人物）路過，

但他們卻置之不理，後來，終於有一位撒馬利亞人（該時代為被鄙視的外邦人）

來到這位旅人的身邊，將他扶起、包紮傷口，並且把他帶到附近旅館休養 (Taylor, 2007a: 737-738)。Illich 指出，這個寓言說明「愛你鄰人」這一誡律中，「鄰人」

的本質出於偶然性 (contingency)，也就是說，仁愛行動與道德實踐並非來自於 規則要求，而是面對偶然事件發生，發自內心深處的由衷表達 (Cayley, 2005:

64-79, Taylor, 2007a: 742)。Taylor 認為，撒瑪利亞人的行為跨越了當時用以排除 局外人的限制，以「我」發出自由行動。Taylor 指出，這裡的「自由」不是以現 代的定義來理解，因為這並非出自隨意的決定，而是他透過看到猶太人的需要而 有所回應，易言之，他回應的是這位受傷的人，而不是回應「應該」 (ought) 的 原則。藉由這樣的回應，他從既有的框架中釋放自己，也藉由這樣的回應，為兩 人帶來新的關係 (Taylor, 2007a: 738)。

Taylor 認為，這種跨越框架建立關係的行為，與上帝的肉身狀態和聖愛有關。

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之間新的連結來自於上帝的聖愛，亦因上帝化為肉身以及肉 身的擴延而成為可能。由此，Taylor 主張教會是一個聯繫不同的、獨特的和肉身 狀態之人的網絡，它是因為上帝的聖愛，而不是一群人基於共享某些世俗特質所 形成的組織 (Taylor, 2007a: 739)。這樣的網絡一旦形成後，並非是固定不變、甚 至排外的社群，相反地，這個網絡將隨著肉身狀態之個體的動態關係擴大，仁愛

行動的對象亦隨之擴增。

只不過，這種聖愛網絡卻因基督教在發展過程中，與現代文明的疏離立場、

固戀規則結合而漸趨變質。Taylor 指出，現代文明建立了一套規範和規則、一套 使我們內化這些規範的紀律，以及一系列合理建構的組織，以確保我們能實現這 些規則要求，進而使其成為第二本性 (second nature)。而且不只是基督教如此，

Taylor 認為現代倫理學對單一原則的重視也顯示出對規則的迷戀與支持。在聖愛 的網絡中，首要重視的是個體由內在驅動的反應 (gut-driven response)，亦即一種 由內發出的溫暖情感，它們並不能被化約為普遍的規則 (Taylor, 2007a: 742)，但 我們卻將之轉變為普遍的道德規則用以規範行為。Taylor 指出，在 Illich 的觀點 中，現代道德主義忽略了寓言的重點不在於適用任何時空的普遍規則，而是另一 種存在的方式 (another way of being)，包含新的道德動機以及由此而來的新社群 (Taylor, 2007a: 738)。而我們之所以會把撒馬利亞人的行為普遍化、規則化，一方 面是因為人類缺乏自信，害怕「內心深處的冷酷」使我們無法穩定地實踐仁愛；

另一方面則是處於講求理性效率的今日，希冀藉由規則能使一切事物有效運作，

即便發生脫軌事件，也能在最快時間內處理完成，以恢復原來節奏。於是，我們 建立了一套「正確的」規則系統，以為只要遵循它即能避免失敗。然而，Taylor 指出，這些規則並不適於我們肉身狀態人類 (enfleshed human beings) 的世界，因 為它們不僅掩飾道德兩難的事實 (Taylor, 2007a: 742)，也使我們忘記肉身之親臨 能產生即刻、由衷之關懷，進而接受對方獨特性的事實，而這些才是道德實踐、

仁愛行動的重要部分。

透過前述討論，我們能理解現代道德主義重視規則普遍性勝於愛之實質內涵 的缺失。在聖愛網絡中，沒有局內人／局外人的區分。吾人因為上帝的聖愛而連 結，幫助他人乃是出自對於完全臨現在我們面前之完整個體的回應，而非出自「自 許正義」的優越立場；亦不是藉由將錯誤與問題投射到另一方，以顯示自己屬於

「解決問題」或是絕對善的一方；更不是一種純粹滿足規範的行為。如同 Taylor

所肯定的，這種仁愛表現與道德實踐是一種存在方式，吾人能超越自利、自我傲 慢與規則的要求，打從內心肯定對方的存在，並尊重、歡迎他的相異性，進而回 應他的獨特需求。⁴¹由此，Taylor (2007a: 742) 提出，我們應該對於偶然性採取開 放態度，而不是將之視為阻礙或威脅，而愈加強化脈絡控制，因為純粹的意外往

所肯定的，這種仁愛表現與道德實踐是一種存在方式，吾人能超越自利、自我傲 慢與規則的要求，打從內心肯定對方的存在，並尊重、歡迎他的相異性，進而回 應他的獨特需求。⁴¹由此，Taylor (2007a: 742) 提出，我們應該對於偶然性採取開 放態度，而不是將之視為阻礙或威脅，而愈加強化脈絡控制，因為純粹的意外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