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結構」的意涵

就某種角度而言，具魅世界的「反轉儀式」乃是相對於結構的「反結構」表 現，不僅跳脫出平常規範制度的活動，甚至與之有所矛盾。關於古代民間這類儀 式與表現的流行，Taylor 特別肯定 Turner 的觀點。然而，在進一步探究「反結構」

的內涵之前，先說明這個概念在 Taylor 靈性論中的重要性。Taylor 指出，在 Turner 的觀點中，

發生在「反結構」當中的交融超越我們社會的界限 (the boundaries of our society)，它可以經由感知我們皆為人類、皆是平等且相互屬於而產生。

此外，「反結構」的吸引力來自於超越社會的、甚至超越人類的力量。 (引 自 Taylor, 2007a: 49)

由此得知，人類渴望的不只是社會結構內所重視的價值，Taylor 亦認為從這個角 度來看，「能使重視日常生活發展和追求較高目標之間的緊張關係變得可以理解，

兩者形成某種結構與反結構的關係」。

換句話說，結構中的權力、財產、統治地位，會受到追求較高目標之生 活的挑戰，雖然這樣的挑戰力量並不能輕易地取代制度化的秩序，但是 兩者的共存 (co-existence) 會形成一種相倚相生的關係。 (Taylor, 2007a:

49-50)

從上述看來，「反結構」概念並非僅侷限於「反轉儀式」之表現與功能論的解釋。

不論是 Turner 或 Taylor 都將「反結構」的核心精神擴大為結構之外的另一種思維 提醒，以及另一種較高價值的提示，它能把人們從制度中僵化的思考模式與狹隘 的目標追求中喚醒，進而重新檢視理所當然的價值觀，並肯定生命更高意義的存 在。根據 Taylor 的靈性思想，宗教或其他能豐厚人類靈性的途徑，皆可作為相對 於結構的「反結構」角色，且具有「反結構」的特質、意義與力量。¹⁴獲頒「坦 普頓獎」 (Templeton Prize) 後，Taylor 在接受美國 PBS 記者 R. Suarez 的訪問中 指出，當前西方社會中，人文主義及社會科學的文化使得人們傾向於以經濟、政 治和權力來解釋人類的行為，這些固然重要，但是它們忽略了靈性的面向 (spiritual dimension)。唯有思考生命的意義、人類生活中的善等觸及人類靈性層面 的深層議題，才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現代社會脫序的問題。換言之，執政者需跳 脫出結構中對經濟、政治的強調，考量人類乃靈性存有者的事實，並認識人類有 追 求 圓 滿 生 活 的 動 機 與 渴 望 ， 才 能 有 效 得 出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的 良 方 (Taylor, 2007b)。總之，結構中的價值觀亦須考量靈性的重要性，才能整全地思考與處理 人類的需求。接下來進一步分析「反結構」的內涵。

壹、社會結構及其「閾限」

每個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希冀擺脫混亂與模糊，建立明確的結構，詳 定個體所扮演的角色義務和責任。為了使整個結構能夠更有效運作，人類學會系 統性地區分社會地位及群體運作的方式，並搭配律法、獎懲、評鑑等其他相關的 配套制度。於是官僚體系與文化成為結構嚴謹之社會必然的現象。然而，Turner (1969: 131) 認為，社會並不等於「社會結構」 (social structure)，社會在結構之外 尚有其他的關係模式，此即「反結構」中出現的「交融」關係模式。此外，Turner (1974: 241-242) 更指出「倘若生活僅指在結構中不同地位之間的轉換，將阻礙人

14 從這裡可以得知，Taylor 所肯定的不是強調理性、秩序的宗教，而是重視超越性、能幫助人們 轉化的宗教。關於 Taylor 的宗教定義，將於另一篇文章探討。

類能力的完滿運用」，進一步地說，結構若是定義社會生活的唯一方式，那麼這個 社會及當中的人們將鮮少有改變或成長的機會。

Taylor 指出 Turner 的「反結構」和「交融」概念是從 A. van Gennep (1873-1957)

「轉換儀式」 (rite of passage) 概念中的「閾限」 (liminality) 觀點延伸而出的 (Taylor, 2007a: 48)。基本上，Turner 的「反結構」觀點幾乎都是圍繞在對於「閾 限」和「交融」現象的說明。對 van Gennep 而言，「閾限」是舊認同被清除，等 待轉變為新認同必須通過的一個中間過程，換句話說，「閾限」像是踏入新認同前 的一個門檻 (threshold)。而 Taylor 指出，在 Turner 的觀點中，「閾限」正處於「反 結構」的狀態，因為當中所有的規範、身分地位、社會價值、標準等都被暫時取 消或懸置 (Taylor, 2007a: 48)。既然「閾限」是一切分類、規範盡皆處於失效狀態，

那麼它的發生便可能在「結構邊緣、結構之外或是任何跳脫出主流價值思維的時 候」。將「反結構」及「閾限」的性質、條件與位置以圖來表示（如圖 2），便能 較清楚地理解。根據 Turner 所言，處在「閾限」狀態中的人們能夠找到存有的模 式 (modes of being)，因為在反結構的狀態中，所有區分差異的人為觀點通通都「放 入括弧」 (epoché, bracketing)。一旦褪去了外在標籤，人人都是平等的，完整之 個體直接真實地相互照面，這將會促使「交融」的發生，並於當中激發不同於結 構之存有模式的多種可能性 (Conroy & de Ruyter, 2009: 5)。

圖 2：反結構、閾限之性質與位置理解圖

從 Turner 的分析來看，「閾限」型態有：第一，地位提昇儀式的閾限：儀式 的主體在原社會結構中被提升至較高位置之前，必須先於儀式中經歷弱勢的、地 位低下的處境，接受審判、試煉和折磨以學會謙遜 (humility)。第二，節慶的閾 限：社會結構中較低地位的人們在這類活動中，可以對平常處於較高地位的人們

實行某種權威，而後者必須善意接受在活動中的弱勢狀態，於是這類活動被視為

「地位翻轉的儀式」 (rituals of status reversal)。它們通常伴隨著豐富且有活力的 言語或非言語的行為 (Turner, 1969: 167)。第三，生命危機儀式 (life crisis rites) 的 閾限：在個體的部分，指人從出生到死亡所歷經的關鍵轉換時刻，包含出生、青 春期、結婚和死亡等；在群體的部分，可指群體的興起或是面臨災難、困境時所 舉行的儀式 (Turner, 1969: 168-169)。這些「閾限」狀態經常是以宗教儀式、就職 典禮或嘉年華會方式等呈現。此外，Turner 還以釋迦牟尼、甘地、聖芳濟與俄國 大文豪托爾斯泰為例，說明這些出生中上階級的聖哲們在跳脫出富裕環境，投身 奉獻於結構邊緣的人類生活之後，才開始探索並找到自我生命的完整性與意義 (Turner, 1969: 172-199)。

為什麼「閾限」狀態能夠促使「交融」產生，並提供多樣存有模式的可能性 呢？首先，「閾限」狀態中沒有分類，人與人之間的聚合是以友伴關係形成的團體，

而不是按等級排列的組織結構。這樣的友伴關係超越階級、年齡、親屬位置、種 族等，彼此間沒有人為規範或價值所形塑的距離與責任，因而能自然、親密且隨 意的互動。Turner (1967) 認為，當人們不是在扮演制度化的角色時，就能「成為 自我」，於是進入「閾限」狀態者能夠自由地發展人際關係。沒有分類的特色呼應 了 Turner 所指出的「閾限」具有模稜兩可 (ambiguity) 及弔詭 (paradox) 的特質，

而唯有具備這種特質的時空才能讓進入者回歸到人的本質，及作為人的一種無差 別的原始材料 (undifferentiated raw material) (Turner, 1967: 98)。其次，「閾限」狀 態中懸置或是否定結構的力量，可使人在面對模稜兩可及相互對立之概念時，從 單一的、理所當然的尋常軌道中跳脫而出，進而思考平日被結構所忽視的生命面 向與價值。於是 Turner 認為「閾限」狀態同時也是一切可能性的源泉，它促使人 們打破習俗常規的僵化狀態，並解放思維，如此觀念和關係得以以新面貌重生 (Turner, 1967: 96, 106)。最後，在「閾限」狀態裡吾人有可能進入到與神或是超越 性力量對話、冥通的關係 (Turner, 1967: 97)。Turner 指出，「閾限」不是結構上的

矛盾，也不僅僅是對立概念的並置，它是未被結構化的一種存在狀態。因為未被 結構化，所以才能直覺萬事萬物的形貌與其背後無窮無限、無法掌握的神聖力量，

也才有機會思考吾人與社會、自然、宇宙及創造支持這些存有物之力量的關係。

而這種直覺與反思所獲得的「神秘知識」 (arcane knowledge)，能夠促使吾人獲得 本體上的轉化 (an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這樣的轉化有可能是對舊有價值的 重新肯定，也有可能促成新的存在要素加入我們的生命。不論何者都使得吾人再 回到結構時，能以新的體悟重新面對自我與他人、社會、自然及宇宙的關係，並 且獲得新的意義、展現全新的活力。

處於「閾限」的位置，擱置結構中的地位、成就、角色、責任及從外在所加 諸的一切，面對混沌、未分明的價值與回到原初狀態，才能明白結構不是人類生 命故事的全部。然後歷經衝突、掙扎，透過深層地反省自己、思考自我與他人的 關係，甚至從中感受到更高力量的存在，以洞察自己的問題、調整人生觀，尋獲 新的生存動力與圓滿定義。這種「閾限」的意義與價值，正是 Taylor 靈性論所要 闡釋的核心：對於人類生命及其圓滿定義的考量，除了世俗慾望的滿足外，還必 須包含有超越的面向。

貳、「交融」的靈性意涵

「反結構」另一個重要的內涵即是「交融」的概念。Turner (1969: 131-132) 指 出「交融」是「具體的、歷史性的、帶有個人特色之個體間的關係…是人類彼此 之間直接、立即且完整的照面」。在「交融」的關係當中，個體並不是由結構所分 割之不同角色和身分的承載者，而是以 M. Buber (1878-1965) 「吾與汝」 (I-Thou) 關係相互對待。在這種每個人都是相等、「齊一」 (leveling) 的非結構狀態中，人 類能夠跳脫出原來身分地位及所屬框架所給予的規範束縛，盡情且直接地表現自 我多元的需求、釋放本能的活力與宣洩壓抑的情感及情緒。這種不是預先安排好 的情緒具有強烈的渲染力，一旦經由「閾限」中的象徵、語言和行動點燃，便會

達到自發性的巔峰 (Manning, 2000: 67-68)。

Taylor 指出「交融」的共鳴情緒，對今日徘徊在寂寞和交流界線上的疏離現 代個體，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例如在足球比賽或某個搖滾巨星的演唱會中，

人們能享受一種平時無法獲得的震撼，藉此彰顯內在蠢蠢欲動的爆發力。這樣的 活動與時刻不同於平日紀律性的生活，反倒有著古代嘉年華及各種狂歡節慶的味 道，因之而來的全新集體能動性、刺激與力量的抒發，正反映出今日「寂寞群眾」

人們能享受一種平時無法獲得的震撼，藉此彰顯內在蠢蠢欲動的爆發力。這樣的 活動與時刻不同於平日紀律性的生活，反倒有著古代嘉年華及各種狂歡節慶的味 道，因之而來的全新集體能動性、刺激與力量的抒發，正反映出今日「寂寞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