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文明的「阻絕式認同」

壹、瑟西的魔杖⁸

「去魅世界」意指世界中的所有物質不具有靈的色彩，亦不具有魔法的力量，

人類不會受這些物質與力量的影響；另外，以機械式的觀點取代有機體的觀點看 待宇宙，使得人類不再以和諧一致的角度理解自身與宇宙的關係，亦不再視生命 的意義與目的來自於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更甚者，人類開始以自己的力量，創 建環境的秩序及自我存在的意義，並將宇宙中的一切視為客體以進行認識與操 弄。Taylor 認為從以超越性為核心的世界觀，發展到以人類為中心之世界觀是一 條漫漫長路，當中第一個關鍵的轉折是宗教改革前後，宗教信仰者及世俗國家對 秩序的狂熱 (the rage for order) (Taylor, 2007a: 61-117)。

在宗教改革前，互補制度、迷信魔法力量及社會變遷造成信仰的表現參差不 齊。是以，新教徒以激進的方式打破多元步調的系統，試圖建立單一、理性及高

7 Taylor 在《世俗時代》中，多次將道德與靈性併用，表示 Taylor 對靈性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與 道德有所交疊 (Taylor, 2007a: 5, 6, 26, 47)。Taylor 思想中靈性與道德的關係將於另一章進行探討。

8 瑟西 (Circe) 是希臘神話中太陽神赫利俄斯 (Helios) 和珀耳塞 (Perse) 的女兒。她居住在艾尤 島，是一位具有強大魔力的女巫。她能透過藥草，使她的敵人以及冒犯、反對她的人變成動物，

如豬。

標準的信仰表達。在宗教改革之後，面對當時社會的失序狀態，天主教、新教及 世俗國家莫不以穩定秩序為目標，並由此開啟紀律文明的發展。在 Taylor 看來，

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為 Foucault 所說的「規訓計畫」。就新教徒而言，皈依就是 對失序的一種治療，虔誠是善生活的支柱，而虔誠的表現即是勤奮、有紀律、做 有用的工作與節制有度，如此有紀律的個體便能形成秩序良好的社會。虔誠信仰 者有義務改變失序的人或狀態，使其回到正常的軌道，R. Baxter⁹即指出，「地方 法官必須強迫所有的人學習上帝的語言，使之有秩序且安靜走動…直到他們可以 自願宣信仰基督。」 (Taylor, 2004a：40; 2007, 106-107)。至於國家處理失序問題 的模式，Taylor (2004a: 40-45, 2007a: 106-112) 分析大致有四種：(1) 貧窮法案的 實施：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指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即是在幫助耶穌。

然而，自十五世紀始，人口增加、農作物歉收及大量人口移入城鎮，基於經濟與 社會秩序的考量，透過提供工作、給予補助、訓練、使罪犯改過遷善、教育貧窮 者的孩子，甚至是監禁等，以達到有效控制。此即開啟 Foucault 所謂的「大監禁」

(le grand renfermement) 時期。(2) 流行文化與上層階級的分離：國家政府與教會 權威對某些流行文化的禁止，如嘉年華、放縱失序的宴會、跳舞等。伊莉莎白時 期清教徒 P. Stubbes 即抨擊嘉年華中「敗德舞蹈的可怕邪惡力量」，導致人有「骯 髒的撫摸和不潔的觸摸」，應由文明、有秩序、有教養的行為舉止取而代之。(3) 專 制政體的發展：一開始各領土的領導者透過上述兩種模式，重新整頓宗教改革後 的教會秩序，之後對於控制的企圖便擴展到經濟、社會、教育及道德目標的面向。

十六世紀起，他們試圖建立學校，並且灌輸更多合理性的、勤勉的觀念於其人民 身上，藉此規訓整個社會，同時促使個體自律。到了十八世紀，立法的目標與啟 蒙觀念合作，以增加個體及社會的利益為名義，愈加重視人類活動生產性和物質 性面向，由此促進穩定秩序的維持。(4) 各種實施於個人或團體之紀律模式的產 生：前者有自我控制的方式、智識和靈性發展的模式；其他則是在統治的脈絡下

9 Baxter 對於清教徒的職業觀提出最具系統的宗教依據，Weber 在其〈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

一篇以之為代表人物作為討論的中心。

透過灌輸的方式。Foucault 指出這些訓練計畫奠基於類似「肉體運動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physical movement)，亦即將肉體拆解成部分，然後再依據標準化的形 式訓練它們，使之產生某種功能，或是表現出符合規定的行為。最初訓練的對象 是軍隊，爾後依據部分原則進一步擴及學校、醫院及工廠的管理。亦即，不論是 宗教或世俗國家皆以一系列的訓練、教育、矯正、禁止與懲罰，來達成個人及社 會秩序穩定的目標。於是，Taylor 說，對文明的想像，即是人類從原始野蠻、自 然狀態經過教養 (nurture) 和馴服 (taming) 的結果 (Taylor, 2007a: 101)。十六世 紀斯多葛學派的作家 J. Lipsius (1547-1606) 即以「瑟西的魔杖」 (the rod of Circe) 來象徵此規訓與紀律化的過程 (Taylor, 2004a：38)。

此種「規訓計畫」背後所涉及的理念，是「以較高形式控制較低層級的慾望 或表現」。而這樣的理念在古代倫理學中早已出現，如在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 的理想國、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的倫理學及斯多葛主義 (Stoicism) 中，都要求較低層次之慾望的從屬或消除。但 Taylor 指出在前現代，

美德的形象是人類靈魂和諧的狀態，其中較高的形式本來就存在人類的本質，經 由具有美德的人能幫助其展現；然而，現代卻重視重構立場 (reconstructive stance) 由外加諸的模式。Taylor 認為實踐 (praxis) 領域自此引進了「創制的立場」 (the stance of poiesis)¹⁰ (Taylor, 2007a：112-113)。

貳、技藝倫理學

Taylor 在其歷史性探究與分析中，指出十六世紀之後，為了遏止混亂、避免 失序、控制變動，並且有效地創建秩序，除了強化冷靜、堅持、穩定、理性、積 極等價值，並由此越發肯定人類的能力之外，亦將重構的對象視為可操弄的客體。

10 實踐 (praxis) 和創制 (poiesis) 兩者在古代倫理學是被清楚區分的。兩者間最大的差異，在於 前者必須透過道德內涵的深思熟慮，以求能踐履正當的行動，而後者卻不必然牽涉道德的考量；

前者的行動取向在於知德合一的實現，而後者在於追求既定目標的完成；前者的行動目的在於內 在目的性價值，而後者在於外在工具性價值；前者的行動目的在於善行和至德的實現，而後者在 於卓越和績效的達成（洪仁進，2003）。

這當中蘊含著物我二分、人類具可鍛造性 (malleability) 的預設，以及工具理性主 義的濫觴。而操弄控制的範圍，包含了對個人日常生活勞動、奉獻與節制的強調，

到公共生活中經濟層面的有效生產與軍事力量擴充等，再加上對人類較低層級之 慾望與表現的摒棄，逐漸將內外在世界形塑為嚴謹有序的狀態。相較之下，中世 紀以前的苦修精神是指「部分」神職人員及信仰者為完整地奉獻上帝、追求更高 層次精神轉化與救贖，因而棄絕所有慾望與外在物質生活；然而拒絕多元步調，

在進入現代之後，苦修卻表現在「所有」個體行為的節制與現世生產工作的勤勉 上，然而它正是作為政治權威及宗教信仰的重構手段，以此建構有秩序的個體與 社會 (Taylor, 2007a: 118-119, 266)。

Taylor 表示上述關於人類把自我與世界疏離的這種新理解，體現 R. Descartes (1596-1650) 以降的啟蒙思想中。以 Descartes 的心物二元論為例，他在身與心之 間設立了一個明顯、堅固的界線，將思想與意義都置於內心領域，而外在於心的 領域不僅不具有內蘊的目的或本質，更甚者，人們會以機械論的角度、工具性及 重構的立場來處理外在於心的事物。對於人類某些身體性的現象，包含感覺、熱 情、身體的慾望及衝動等，Descartes 亦是抱持此種疏離、冷靜及客觀的態度，此 即 Taylor 所謂的「阻絕式認同」 (buffered identity) (Taylor, 1988a: 308, 2007a:

130-136; Abbey, 2000: 206-207)。

對人類理性能力的肯定是「阻絕式認同」之所以具有「阻絕」作用的重要前 提與條件。基於這樣的理性能力，人類得以畫出一條與外在事物清楚分離的界線，

由此客觀地掌握外在世界的知識，並理性建構世界的秩序。是以，「疏離的理性」

(disengaged reason) ¹¹是去魅的關鍵，而當我們不再以超越理性的視角去理解世

11「疏離」有兩層意義：第一，自我與周圍世界疏離，並以主體的立場面對客體化後的世界；第 二，內在的自我採取疏離的立場，以理性的部分控制非理性的部分 (Taylor, 1989: 143-176, 2007a:

363, 644, 746; Abbey, 2000: 81-84)。Taylor 指出「疏離理性」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時間。雖然 宗教改革之後開啟了對人類理性能力的肯定，但是仍將上帝視為人類理性的根源。到了十七、十 八世紀的自然神論 (Deism)，上帝神秘與超越性的角色及地位逐漸被削弱，人類能以理性能力建 構社會秩序、探究自然萬物，甚至公開辯論神學思想，此時雖然仍視理性為上帝所賦予的，但自 然神論者對於人類日常經濟生活的強調，使得其逐漸往「以人為中心」的觀點靠近。最後，當人

界，自然不需再害怕惡魔或是魔法的滲透性力量 (Abbey, 2000: 203-204)。另一方 面，Taylor 指出，在去魅世界中，取代惡魔對我們產生影響的是人類的慾望或情 緒，這些會為我們平靜的內心與生活帶來波動與衝擊，亦會剝奪任何較高的意義 或影響冷靜的思考。換言之，慾望不再如同古代具有某種形而上的地位，它有的 多半都是負面的意義與影響 (Taylor, 2007a: 136)。是以，必須以理性控制這些較 低層級的欲求和感覺，並與之保持距離。

當人們彼此間能感受到對方的情緒和情感時，表示正處於一種親密性的關係 中，這樣的關係有可能是與家人之間的，或是與親密朋友之間的。在親密關係中，

除了有情緒、感覺和情感的交流之外，亦有對身體接觸的渴望，比如撫摸、握手 或是擁抱。Taylor 認為，這樣的關係是人類自我認同的重要根源 (Taylor, 2007a:

137)。然而，Taylor 指出在紀律文明的發展中，「疏離的理性」卻造成了人類行為 及關係的轉變，因為：一、冷靜客觀的立場限制了親密性 (intimacy)，二、這樣 的立場亦使我們與自身強而有力的情緒及身體的運作保持距離 (Taylor, 1988a:

308, 2007a: 138-140; Abbey, 2000: 207)。由此，Taylor 主張文明社會開啟了人類對 於身體接觸、原始性慾望及暴力過分挑剔與厭惡的大門，而優雅舉止成為有禮貌 之社會的美德。他認為文明化是一場由「疏離的個體」 (disengaged person) 透過

308, 2007a: 138-140; Abbey, 2000: 207)。由此，Taylor 主張文明社會開啟了人類對 於身體接觸、原始性慾望及暴力過分挑剔與厭惡的大門，而優雅舉止成為有禮貌 之社會的美德。他認為文明化是一場由「疏離的個體」 (disengaged person) 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