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Taylor 對「道德主義」的批判
第二節 道德主義的「自許正義」
面對道德主義的盛行，Taylor (1989: 516-517) 卻提出疏離理性或距離策略的 極端表現，將不再是表達仁愛的道德實踐，反而容易成為藉由對某種意識型態的 支持，來證成自我存在價值與追求卓越的行動，甚或是暴力的表現。而此一發展 的關鍵在於「自許正義」 (self-righteousness) 的滋長與壯大，此種態度即前述所
36 從 Taylor 的《世俗時代》來看，現代道德主義的發展歷史是一條漫長且糾結的過程，其中包含 上帝在基督宗教的角色變化、信仰目標與虔誠方式的改變，以及對人類理性能力及其他能力信心 漸長的思想討論與實踐，乃至十七世紀之後對科學知識論的重視與依賴等。因本研究的目的在探 討何以 Taylor 會認為一味強調以疏離理性發展道德規則，以及採取距離策略實踐道德關懷，將容 易產生與仁愛相反的心態與行動，是以，其他影響現代道德主義發展的因素並不納入本研究的討 論範圍。
提的：「一種歸屬於解決問題之陣營的感覺，而不是產生問題的那一方」。Taylor 指出，其之所以會成為追求卓越的行動，在於能以疏離理性有效建構、控制及治 癒這個世界的人極為少數，所以，這些人通常走在前頭領導，大多數人藉由幫助 他們獲得滿足，而犯錯的人常被視為愚蠢、原始、自作自受的野蠻人，或是慘無 人道的殺人犯等 (Taylor, 2007a: 683)。這種非我族類（指無法遵守社會規則者）
即排除的道德實踐，容易制式化人類情感的表達，甚至以保障權利、捍衛多數人 幸福為理由，掩飾理性菁英追求卓越的事實；而非菁英的多數人，或跟隨菁英的 腳步，或藉由捐輸於非營利團體聊表關懷，心安理得地關注自己的生活 (Taylor, 2007a: 684)。準此，無論是菁英或是非菁英，都遺忘了原欲透過規則所成就的善，
更萎縮了自我深感善之美好而行為的積極能動性，於此同時，還可能使違反道德 之事在眾人對善的鈍感狀態中悄然立足。
此外，Taylor (2007a) 亦指出，當規則的建立與運作成為「自許正義」，並與
「淨化模式」 (a form of purification) 結合之際，將使原來的道德實踐更進一步成 為暴力表現。此模式企圖將所有的邪惡投射到另一方，對方是迫害者，而我們本 身是純粹的受害者或無辜者。理由在於，我們清楚地掌握整個狀況，且為解決問 題的陣營。Taylor 認為，這個立場與承認自己具有某種程度之錯誤的態度其實是 相容的。然而，「淨化模式」卻藉由將邪惡完全投射到另一方，以凸顯自身絕對的 清白 (Taylor, 2007a: 684)。顯而易見地，「自許正義」與「淨化模式」結合的力量，
將壓縮吾人以謙虛態度看待自我宣稱及包容不同立場的可能性，甚或以此掩飾自 我的私欲。在 Taylor 看來，使我們仁愛行動變質之「自許正義」的根本問題，即 在於道德主義的道德根源不穩定。
壹、淨化作用與代罪羔羊機制
Taylor (2007a) 指出，暴力在古代宗教有其重要性。但是，為什麼打著神聖旗 幟的殺戮，仍延續至強調和平的今日呢？Taylor 認為，答案與「淨化模式」有關，
尤其當吾人愈因身處於混亂與邪惡中而感到不知所措時，愈會受到「淨化模式」
由此獲得合法力量，進行神聖屠殺 (Taylor, 2004c: 21-22, 2007a: 686)。總之，藉由 將邪惡投射到另一方，凸顯自己的善與潔淨，讓他人做為代罪羔羊，顯示自己對 和平與善的忠誠，這便是為什麼暴力仍會在今日出現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Taylor (2004c: 22, 2007a: 687) 提到在古代，有對人類生命、
健康、財富有所助益的「善良」 (benign) 之神，也有威脅人類日常生活的「邪惡」
Taylor (2004c: 22, 2007a: 687-688) 表示，這些現象並沒有因為世俗社會對和 平與仁愛的強調而消失，反而實踐得更為徹底。現代道德主義奠基在與人類福祉 界和世俗世界，產生了罅隙，信仰的目的在於個人的轉化 (transformation)，由此產生了肩負追求 超越目標或終極善之責任的菁英團體 (余國良，2000：33-36；Taylor, 2007a: 151)。關於此一由 Jaspers (883-1969) 所提出的「軸心時期」概念被討論得相當熱烈，除了有 Taylor 在相關著作中不 時地提及外，其中尚包含當代美國重要的宗教社會學家 Bellah。
有關之善的概念上，透過服從規則，我們與善站在同一陣線；而破壞人類福祉、
違反規則者被視為邪惡，且需受到譴責。於是，我們遺忘了早期宗教的矛盾 (ambivalences)38特質，即其在肯定神聖殺戮帶來好處的同時，亦能意識到它的危 險與限制。今日的理性世界，透過道德化 (moralizing) 終結一切矛盾，善就是完 全的善，惡亦為完全的惡，屬於惡的那一方必須受到懲罰、制裁、再教育，並被 視之為次等，我們甚至沒有任何理由容忍它的存在。Taylor 以「道德的合理化」
(morality rationalizes) 來形容這種準暴力行為。
為什麼說道德主義合理化暴力呢？難道道德主義不是奠基在促進人類善與普 遍正義、仁愛的價值上嗎？難道它不是為了落實每個人都有平等權利而來的實踐 嗎？面對這樣的問題，Taylor (2007a: 689-693) 可能會反問，現代道德主義制定規 則的根據為何？它們的普遍性特質是否適合多元的人性？對與錯、局內人與局外 人的區分依據什麼而絕對？又是什麼推動我們完成道德主義的要求？如果以單一 原則制定出來的普遍規則缺乏對於人性深度且全面的考量，或是它的動機是來自 於淨化作用或某種私欲，而我們又固著於規則的執行，那麼應可基於當中的片面、
強迫與武斷，視其為某種暴力的表現。於是，Taylor 主張，「道德根源」有探究的 必要，透過「清晰闡述」 (articulation)，愈能清楚道德動機，也愈會加強吾人與 這個倫理準則的關係，且藉由釐清「我們為什麼這麼做」，將可辨識無關緊要的動 機，例如：「自許正義」的態度、追求卓越的意圖、對於犯錯者的憎恨、文明的優 越感與自身純淨的強調等，這些動機非常可能阻礙我們達到真正善的目標 (Taylor, 1989: 96; Abbey, 2000: 41-47)。
38 “ambivalence”的字首“ambi”來自於拉丁文，表示兩者（both）的意思，而“valence”則來自於拉 丁文的“valentia”，是「強度」、「力量」的意思。因此，這個字是使用在對某事，同時擁有相互衝 突的思想或情緒。也因為處於兩方拉扯的力量中，所以個人對該事物的立場是「不確定的」
（uncertainty）、「不明確的」（indecisiveness）。此一部分的脈絡所要說明的是古代對於神聖殺戮／
暴力是向善或向惡，是採取雙方肯定或是保留的態度，因而會透過儀式或其他方式表達限制
（limit）；但是，今日的神聖殺戮卻一面倒向與「善」的結合，使其力量能合理地無限擴大。
貳、道德根源不穩定的仁愛行動
Taylor (1999a: 30-31, 2007a: 695) 質疑缺乏對道德根源的深度視野，如何能落 實現代大規模的仁愛行動？Taylor 認為，道德主義不僅無法保證我們的靈性會因 仁愛行為而感動與豐富，反而可能使其產生「自許正義」的憎恨感 (isanthropy)39， 因而有麻木、憤恨，甚至專制的表現。
之所以如此，Taylor (2007a: 694) 認為關鍵在於其道德根源不穩定。關於普遍 仁愛，啟蒙主義提供的動機有二：一為普遍的同情心 (universal sympathy)，40二 為具普遍性的客觀立場。然而，Taylor 認為這樣的回答仍停留在解釋的層次，如 果要觸及道德根源的探討，則必須進一步回答：為什麼掌握普遍觀點，會使吾人 擱置私欲，進而實踐對所有人都善的事？同情心的產生，是否來自於感知更高尚、
更完整的人性而被激勵？關於這部分，Taylor 從道德主義的三個可能道德根源來 討論。首先，是尊嚴感。亦即，做為能掌握普遍觀點且具理性的能動者，為了滿 足掌握普遍洞見的能力，應該要能普遍性地行動，此可能如同效益論以最大幸福 的名義，或義務論以普遍性的最大化而行動。在這兩個例子中，尊嚴感使吾人實 踐該做的事，這便是道德根源所在處 (Taylor, 2007a: 694)。而應該根據這些標準 來行為，成為現代人部分自我形象及自我價值的感知來源。於是，面對無法掌握 普遍洞見、漠視自我尊嚴感的人，優越感便很容易在自我價值感中悄然而生。但 是，這樣的優越感在現代媒體操弄下，反而使得仁愛行動隨著媒體的關注而轉移，
亦使得由優越感推動的團結呈現反覆無常的狀態。於是，由尊嚴感而來的道德實 踐並沒有預想中那般普遍。Taylor 甚至指出，與其說因尊嚴感而有仁愛行動，不 如說我們更像是由電視影像所驅動的給予者 (TV image-driven givers) (Taylor, 1999a: 31-32, 2007a: 696)。
39 “misanthropy”意指對人類或人類本性的厭惡、不信任、憎恨等。這個字源自於希臘文的 μῖσος (misos) 和 ἄνθρωπος (anthrōpos)，前指憎恨，後指人類。
40 Taylor 在此主要指的是 Hume 的道德思想，其主張同情心是人性的自然情感，亦為道德判斷的 根源，具有主導理性作用的功能。
相較於第一種道德根源的不穩定，另外兩個道德根源則有造成悲劇的可能。
其一為人類的自我價值感，即因感知人類具有善與偉大的潛能，故主張每個人都 值得被幫助。但 Taylor 指出，在實踐過程中，會因對人類實際行為與其所呈現的 匱乏、無知及對於這些值得讚揚之潛質的背叛，產生失望、氣憤與徒勞感，使得 仁愛行動開始挾帶著輕視、憎恨，甚至變得強制與無情，更主張對待這些人最好 的方式便是強迫改變。Taylor 以 Dostoyevsky (1821-1881) 在其《群魔》 (The Devils) 中的「始於無限的自由，終於無限的專制」來描述這樣的現象 (Taylor, 2007a:
697)。這種悲劇性的諷刺，在於對人類潛能的假設愈高，人們因匱乏所受到的傷 害將更多，因失望、沮喪而來的悲劇轉向亦更為嚴重。人文主義假定自我價值的 高標準及戮力達成的目標，的確有激勵的作用，但在型塑執拗的人類質料時，卻 也容易造成專制、監護、輕視及粗暴的可能。由此得知，不論是封閉性人文主義 或是宗教，當其所陳義的理念過高時，很容易走向專制的道路 (Taylor, 1999a:
697)。這種悲劇性的諷刺，在於對人類潛能的假設愈高，人們因匱乏所受到的傷 害將更多，因失望、沮喪而來的悲劇轉向亦更為嚴重。人文主義假定自我價值的 高標準及戮力達成的目標，的確有激勵的作用，但在型塑執拗的人類質料時，卻 也容易造成專制、監護、輕視及粗暴的可能。由此得知，不論是封閉性人文主義 或是宗教，當其所陳義的理念過高時，很容易走向專制的道路 (Taylor, 199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