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性教育目的之建構

世俗教育追求進步，重視理性，強調競爭，一逕要求日新月異、越多越好。

相較於世俗教育總是將時間與精力花在外在世界，靈性教育則回到對內在自我的 理解、反思與提升。靈性教育重視的是透過靈性實踐陶養個體的情感、想像力、

創造力、感受力、洞察力、反省能力與智慧，促進個體內外在和諧與整體的統整，

以圓滿其精神生活或靈性生活。對 Taylor 而言，對內在較高自我或靈性的認識，

及圓滿生活達成的關鍵，在於向超越性開放，並與自我本真性產生共鳴的較高力 量有所連結。Taylor 的此一主張對於靈性教育的目的，有如下數項啟示：

壹、協助受教者瞭解自我與超越性連結的意義

每一個教育理論和實踐都隱含著對人類圖像的預設 (Sloan, 2005: 27, 41)。拒 絕超越性並且以科學知識論為主要價值的「封閉式內在框架」，將人類幸福圓滿生 活限縮為世俗的成就、社會的互惠及繁榮。在當中，教育的主要目的，即在於透 過系統化的技能訓練與抽象知識傳遞，使受教者能夠在未來獲得社會的成就與穩 定的經濟。這種教育實踐所隱含的人類圖像預設，即為 Taylor 所謂的原子式個體。

這樣的個體相信以科學方法、理性態度能獲得知識，並認為人類能透過理性成為 自然的主人與控制者，使其為我們所用，甚至肯定藉由科學知識，能解決天災人 禍、人類生心理的疾病痛苦等 (Cottingham, 2003: 43)。尤有甚者，以簡化的觀點 視人類互動為機械組合歷程 (assemblage of electrochemical processes)，能將之分

離、再重整以使社會更繁榮、運作更有效率，如同操縱、利用自然資源那般 (Sloan, 2005: 43)。

然而，Taylor 質疑「封閉式內在框架」的思維及其對人類圖像的預設，無法 對於一些生命現象提供很好的答案。例如我們何以會覺得某些時間點（如紀念日、

節慶等）的質 (quality) 高於其他時間的質？為什麼我們能如同 M. Proust《追憶 似水年華》中的主人翁一樣，透過世俗的感官經驗整合生命中的片段時間，並且 領悟較高時間帶來的重要意義？我們如何面對至親的死亡，並且詮釋死亡對愛的 關係的影響？如何說明與自然相融、與藝術邂逅時，我們內在所產生的深度共鳴 與某種超然的感覺？又，如何看待許多思想家對「封閉式內在框架」的批評，以 及企圖衝破狹隘框架的主張，如 Nietzsche「可憐的舒適」 (pitiable comfort) 、 Weber 的 「 鐵 籠 」 (iron cage) 、 H. Marcuse (1898-1979) 「 單 面 向 的 人 」 (one-dimensional man)，與美國 60 年代強調自我本真表達的文化革命等 (Taylor, 2007a: 473-483, 596-597, 711-727)。的確，以啟蒙理性為軸心思想的「封閉式內在 框架」，似乎過度樂觀地看待理性計畫與現代社會的發展，彷彿只要政治經濟穩 定，人民就能安樂富庶；而以啟蒙理性為基礎的道德理論，對於人類的理性能力 亦過度自負，如同 A. MacIntyre (1929-) 曾指出，在啟蒙主義道德哲學家的著作 中，人類總是理性、健康又無憂慮 (MacIntyre, 1999: 1-2, 6-7)。即便是主張透過 客觀性程序可追求真理的 Descartes，在其晚期著作裡也承認，科學理性無法消除 人類條件中最根本的面向：我們的依賴性 (dependency) 、有限性 (finitude) 及面 臨死亡的必然性；換言之，對於人類面對死亡、挫折與困境而產生的焦慮及其他 種種情緒，科學理性的力量有其限制 (Cottingham, 2003: 44-45)。

生命充滿各種課題：遭逢背叛、失去摯愛或親友、渴望愛與肯定、經歷被拒 絕、深受病痛的折磨、面臨死亡的恐懼、沮喪、害怕自我潛在的瘋狂、身體或智 能的障礙、承受不平等的對待、孤獨等等。面對這些課題，人們總會尋問是否存 在任何力量或真理能幫助對抗、緩和這些令人不快與痛苦的事實，或者這些事實

背後是否指向某種生命的真理，而它們於我個人生命意義又有什麼關係？ P.

Tillich (1886-1965) 稱這些為「本體問題」 (ontological questions)，而這些問題與 許多嘗試的回答體現了人類的「終極關懷」 (ultimate concern) (Tillich, 1955:9, 1967 1:14; Yob, 2003: 116-117)。Taylor 認為這種對生命的疑問與關懷，似乎無法總是可 以由人類的（理性）力量來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於是，Taylor 指出，內在性框架對生命所提供的觀點，並非唯一的可能 (Taylor, 2007a: 544; Abbey: 2010a: 15)。從 Taylor 的有神論立場來看，他甚至認為向超越 性開放的思想與實踐，能為人類的生命課題提供較好的答案。除此之外，他亦認 為

所有人對「超越性實在」 (transcendent reality) 都有一些感知，這樣的 感知出現在我們認同某些可能獲得圓滿的方式，以及我們都企圖追尋圓 滿的境界。封閉性人文主義也認同圓滿模式的找尋，其他在內在性框架 的生活方式也是在回應超越性實在，只是它們錯認實在的本質。 (Taylor, 2007a: 768)。

在其他著作中，Taylor 亦指出「人類有回應超越生命之存有的本然傾向，拒絕這 個傾向將會產生窒息感。」 (Taylor, 1996: 25; Abbey, 2000: 212)。而我國學者趙一 葦也提出，人類除了有物性、理性，尚有神性（趙一葦，1998: 59-60）。是以，人 性具有渴望向超越性開放的特質，不應受到「封閉式內在性框架」思維的影響，

而被漠視與拒絕。換言之，我們應肯定從超越性面向及對靈性發展之關懷，來回 應人類存在之困境與認識生命的可能性與重要性 (Cottingham, 2003: 52; Hadot, 1995)。

此外，就 Taylor 而言，人類在幾個面向彰顯了世俗教育、物質主義與唯物論 無法掩埋或解消的靈性特質。其一，人類希冀擺脫疏離關係，體驗交融的情感與 連結的喜悅，重新回到一種尚未被社會規範與疏離理性區分的狀態，並以一種非

關規則的自由為基礎，產生自發性的行為。其次，人類能基於尊嚴與對道德律令 之尊重而行善，且能對所有生命的、非生命的物種產生愛與慈悲之情懷。復次，

面對藝術、自然，吾人能產生深刻感動，並直覺當中蘊含的豐富力量與深層意義 (Taylor, 2007a: 596)。最後，即便是科技的發展讓吾人認識了地球的起源與廣大的 宇宙，然面對漫長演化過程、浩瀚宇宙及無限未知而來的敬畏與讚嘆，使得我們 內在靈性與有別於宗教上帝的較高力量產生某種連結 (Taylor, 2007a: 322-351)。

這在在顯示靈性召呼我們向更高的力量開放，而蘊含超越性的哲學思想與宗教信 仰，能使吾人更好地理解內在靈性，並於個體自我與他人、與自然、與超越性的 連結關係中滋養靈性。

總之，對超越性的認識及與超越性的連結，有助於促進吾人靈性的圓滿，並 為人類對本體問題的終極關懷，提供探索途徑甚或是答案。然而，靈性發展卻不 能完全以「個人對意義的追求」的角度來探討，理由除了後者往往流於 Taylor 所 駁斥的個人主義式主觀表達，甚或受到當代消費主義的操縱，更在於，對 Taylor 及其他探討靈性思想的學者們而言，人類的靈性發展涉及某種客觀性的存有與規 範 (Taylor, 2002, 2007a: 473-483, 509-512; Carr, 2003; Cottingham, 2003; Dunne, 2003; Hadot, 1995; Haldane, 2003; McGhee, 2003; McLaughlin, 2003; Mott-Thornton, 2003; Palmer, 1993)，既然如此，透過教育歷程進行認識與發展有其適切性與必要 性。

貳、醞釀受教者與超越性對話的機緣

Taylor 主張，超越性根源能幫助吾人理解自我認同、提供道德有力動機，並 使吾人洞察生命智慧 (Taylor, 1989, 2007a)。就 Taylor 思想看來，舉凡哲學、文學、

詩、藝術、大自然、宗教信仰及其經典等，皆可作為與超越性對話的媒介。對 Taylor 而言，思考超越性不在於獲得終極且完整的答案，對它的肯定亦不在於如宗教般 系統性推廣。綜觀 Taylor 所謂的「超越性」，除了有「較高存有者」的意涵，亦

有「超越現行框架、追求較高真理」之意。是以，思考超越性並且與超越性對話 的目的，一方面在於瞭解歷史上哲學家、文學家與宗教家等，對於超越性及超越 性與人類之關係的詮釋。由於人類理解超越性之能力有限，其詮釋角度受背景影 響，加以每個時代的課題不同、用以思考的範疇不同，故詮釋超越性的結果亦會 不同，換言之，我們對於詮釋應保持開放態度。而個體一來經由對重要思想、文 學著作與宗教內涵等的理解獲得重要洞見，二來透過新時代課題、個人處境重新 詮釋經典，使超越性因獲得新意義而能有新的力量，亦使吾人能對生命有更深的 認識，並以更高智慧面對生命挑戰。另方面，當吾人超越現行框架，試圖追求較 高真理時，或能因洞察宇宙萬物運行之道，體悟世俗主流價值的有限與缺失，適 時予以鬆動、超越，甚至打破以重新定義。綜上所述，對「超越性」的思考，像 是吾人基於自身之現實性與「超越性」的不斷對話，透過這種不斷肯定、揚棄的 對話歷程，逐漸開展對「超越性」的認識，並以更好角度來看待世間法則運作。

準此，就 Taylor 而言，對「超越性」的探討並不是以抽象且客觀的方式進行研究 與認識，而是以「向超越性開放將對主體道德靈性生活有何影響」的角度來理解。

Taylor 重視超越性，這種超越性顯現在諸多現象上。以奧德賽 (Odysseus) 故 事為例，即便他知道人類生命無常，仍不受女神誘惑，堅決選擇圓滿與凡人妻子 之間的愛，這正是他看見並珍視人性價值的表現。再以成立「南非真相與和解委 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的屠圖大主教 (Desmond Tutu) 為例，他能超脫報復的滿足，將事情核心聚焦於族群的「和解」 (Taylor, 2007a:

705)。這種智慧及對善的洞察與堅持，實為教育所應培養的態度。研究者以為，

Nussbaum 所欲捍衛的人性價值，並非受教者理所當然能實踐的理想，除了強調競 爭的意識型態總遮蔽重要價值顯現，主流權利倫理學也未能使吾人在處理生命課 題上遊刃有餘。吾人對生命的期待，不僅是日常慾望滿足，還包含擁有美好關係、

洞察真理蘊義、以較高角度看待人生課題、能更好地表現寬恕，甚而能在得失之 間平靜自持，在變幻莫測的環境及無法預知的挑戰中自在從容等。這些成就倚賴

吾人清明的靈性，而 Taylor 的超越性思想在提示靈性陶養之重要性上具相當價

吾人清明的靈性，而 Taylor 的超越性思想在提示靈性陶養之重要性上具相當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