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Taylor 對「道德主義」的批判
第一節 道德主義的盛行
Taylor (1996) 在〈艾瑞斯‧梅鐸及道德哲學〉 (Iris Murdoch and moral
philosophy) 中提及，哲學家 Murdoch (1919-1999) 批評當代分析哲學在道德探究
上僅重視「對」 (right)，而不是「善」(good)。於此，Taylor 在該文中區分了「道 德主義」 (moralism) 與「倫理學」 (ethics) 的意涵，其中，「道德主義」適用於 較狹隘的範疇，主要關注義務行動及規範原則；「倫理學」的範疇則較為廣泛，包 含什麼是善，以及有價值之生活的議題。之所以如此分別，並不在拒絕「道德主 義」，只在說明道德主義是倫理學範疇的一部分，但不能取代倫理學，成為最重要 且唯一的議題 (Taylor, 1996: 4)。此外，Taylor (2011: 347) 亦以「道德主義」表示 缺乏深度善視域及忽略道德根源，而強調以「單一原則」 (a single principle) 發 展義務及規則的道德理論，包含以「幸福最大化」為原則之效益論 (Utilitarianism) 及以「普遍性」為原則之義務論 (Deontology)。其次，Taylor 在〈超越性的位置？〉(A place for transcendence?) 中，以「道德主義」表示沒有任何超越性根源之幫助，
純粹是以人類動機為基礎的道德思想，其根源完全屬於內在性領域 (the realm of immanence)，例如：人類的理性或同情心 (sympathy)，此為封閉性人文主義 (exclusive humanism)的道德思想核心 (Taylor, 2004b: 4-5)。本研究中的「道德主義」
即以 Taylor 在這幾篇文章中的定義為主。34 壹、強調規則的「道德主義」
道德主義對於規則的強調，與「肯定日常生活」的發展有關。宗教改革後，
34 研究者與 Abbey 討論過「道德主義」的定義，她同意 Taylor 對這個字的使用依據脈絡有不同的 意思，有時指一般道德規範，有時則用以強調封閉性人文主義的道德思想。
人們將原本對較高價值活動的重視，例如：修士的禁欲清修、沉思活動等，轉而 投注在日常生活與生產活動上 (Taylor, 1989: 212-213)。Taylor 指出，這樣的發展 涉及某種道德理念的運作。原來較高價值的活動多由少數菁英主導，當中不僅存 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平等，更有批評者指出，為追求想像式的較高目的，而犧牲真 實的、世俗的人類善，將帶來世俗善的失敗、苦難與壓迫，且此一行為背後潛藏 著的其實是支配、控制的意圖 (Taylor, 1989: 214, 1999a: 22-23, 2007c: 60)。宗教 改革者主張，真正的神聖生活是日常家庭生活與生產活動，故應開放給每個人決 定自身生活的機會，且以平等原則處理社會事務 (Taylor, 1996: 6, 1999a: 22, 2007c:
60)。Taylor (1989: 85) 認為，此一道德理念原有基督教之基礎，然在世俗啟蒙思 想家接手後，不僅以人類理性或人類其他力量取代，且經由進一步的強化，使其 成為現代西方文化的核心信念。
發展至現代，為了維護每個人追求自我生活的平等機會，主流道德思維重視 共同生活中規則的建立與遵守，更甚於德行陶養。原因在於，探討何謂善 (good) 與善生活的古代倫理學，例如：Aristotle (384-322 B.C.) 的理論沉思 (theoria) 與 政治參與，容易造成價值的優劣排序，且因善的多元與對情境脈絡的考量，使得 善之實踐具有不確定性，如此一來，既可能回到以菁英領導非菁英之不平等的狀 況，又無法滿足現代對於清晰度 (clarity)、普遍性與正確性的要求。於是，對於 現代人而言，透過以「疏離理性」探討「我們應該做什麼」，據此發展出清楚且具 普遍性的規則，相較於探討善生活的議題，更能夠滿足找到解決正義困境之解答 的渴望 (Taylor, 1996: 8, 2007c: 64)。然而，Taylor 指出，這當中假定了道德可以 由義務規範和行為禁止所構成，並以此做為維護現代個體權利與義務的方針 (Taylor, 2007a: 704, 2007c: 61)。
貳、傾向「疏離」的道德實踐
古代人們從宗教角度解釋生命的苦痛現象，並以追求超越性目標及自我轉化
(self transformation)為人生圓滿之鵠的。然而，在宗教備受懷疑的現代，我們無 法解釋何以生命充滿各種痛苦，包含邪惡、空虛、生離死別、天災人禍等，亦無 法確切地掌握什麼目標能使生命豐富及圓滿。Taylor (2004b: 9, 2007a: 678) 說，
這種脆弱的感受專屬文明社會，而此種意義失落的問題正是這個時代的特徵。
Taylor (2007a: 681) 指出，在缺乏深度探討善生活及道德根源的現代，可將因 應苦痛、邪惡帶來之迷惘，與尋求生命意義之渴望的因應態度分做兩種：第一，
個體採取消極的態度，僅關注公領域規範與標準的遵守，至於他人私領域的苦痛，
或是社會中的邪惡問題，則交付予制度與機構處理。個體藉由保持距離，或是對 這類訊息的視而不見，以閃避良心譴責與無力感之襲擊，甚至說服自己相信這些 人的品格有瑕疵、值得懲罰等。然而，Taylor 認為，這種僅在乎自己權益，以公 領域制度與機構做為關懷代表的態度，不僅無法覺知潛藏的不正義行為，在性靈 麻木的狀態下，亦將無感於所有人類休戚與共的事實。採取這種模式，或許可以 不被淹沒在永無止盡的苦痛故事與仁愛行動中，但 Taylor 質疑，這種個人主義式 的「幸福」是否能恆久與真實。35而積極的態度指在面對苦痛與問題時，感覺自 己似乎可以透過做一些事情來「治療世界」 (tikkun olam, to heal the world)，尤其 是專業工作，例如：醫生、諮商師、教師、律師等。於是，有意義的工作 (meaningful jobs) 常成為個人尋求生命意義的答案。Taylor (2007a: 681) 指出，在這種積極態 度中有個關鍵動機，亦即我們感覺自己是能解決問題的人，而非製造問題的一方。
若做進一步延伸，亦指只要符合社會規範，且能對社會福祉有所貢獻、帶來正向 影響者，即為解決問題的人；反之，如不能符合社會規範，且具有危害社會和諧、
影響多數人幸福者，即為製造問題的人。
35 從政治層面看，「封閉在自己的心中」不願意參與或關心大眾事務，很容易為形成「溫和的」
專制主義。另一方面，脫離道德視域、不願或很少承諾外部道德要求和對他人嚴肅承諾的「自戀 主義」，則很有可能會產生自我認同危機、自我理解的淺薄 (Taylor, 1992: 1-13, 31-70)。此外，Taylor 亦在論及「消極自由之錯誤」時指出，一個人空有自由權利，卻無法分辨動機、不知孰為較有價 值之目標，也不知如何以更好的方式獲得，是無法真正實現自我，或是擁有幸福圓滿生活的 (Taylor, 1985b)。
這樣的心態與分類，與現代道德主義之「疏離理性」的距離策略一拍即合，
且相互強化。因之，我們能面對問題，卻因抱持冷靜的立場，不致被問題打敗；
表達適度的同情與關懷，卻不會讓自己淹沒在當中；至於那些犯罪者，若他們能 透過改良計畫的實施而改善，那麼這計畫的實施就有意義；若他們無法因此改變，
則不僅不需要進行計畫，還應該取消這些人存在的必要性 (Taylor, 2007a: 682)。
Taylor 認為，採取距離策略能使吾人面對痛苦和邪惡，並藉由維護世界秩序、為 人類帶來善，產生優越感。當中的效能與滿足感會加強疏離主體的認同，並且肯 定排除邪惡與苦痛的行動 (Taylor, 2007a: 682)。
從以上 Taylor (2007a) 的論述可知，促使道德主義成為今日理論研究與現實 社會運作模式之主流的原因，至少與兩個方向的發展有關：36其一，現代強調以 平等做為肯定日常生活的基礎與原則，因而重視以理性發展出具普遍性的規則，
一方面幫助型塑有秩序之個人與社會，另一方面使個人在穩定的環境下，能自由 地追求自我所欲的生活。其二，處於世俗時代的現代人，面對生命意義的漂泊感，
以及亟欲從艱難的生命課題中保全，傾向以疏離、理性又有效率的方式實踐道德。
此二者的發展，除了共享「疏離」的特色之外，亦排除了以形而上或超越性力量 做為思考、追求幸福生活與實踐仁愛關懷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