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lor 對 CWSs 迷思的解構

Taylor 主張內在性框架「顯然」為封閉的觀點並非是理性的覺察，也不是有 效的主張，而是對於某一「詮釋」 (spin) 的偏執 (Taylor, 2007a: 549-550)。於是 在說明內在框架其他可能性之前，首先解構 CWSs 的迷思。

壹、九頭蛇般的科學知識論

促成拒絕上帝及其他任何超越性的因素與發展錯綜複雜。然而，於此處之所 以強調科學知識論的影響，以其為解構的重心，原因在於：

第一，科學被視為使宗教難以置信的最主要來源 (de León & van Leeuwen, 2003: 78)，故若欲解構 CWSs 的迷思，不能忽視對科學知識論之合理性的檢視。

第二，Taylor 在《哲學論辯》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的序言中提到，在 眾多哲學爭論中他首先處理知識論的原因，在於知識論如同希臘神話當中的九頭 蛇 (Hydra) 一般，貫穿了現代智識文化，除了科學，還包含倫理學、政治思想等 所有可想到的層面 (Taylor, 1995: Ⅶ)。這種現象背後的預設，即 Descartes 所表達 的：「我們必須掌握知識論的問題，之後才能合理地決定其他的事情，包括上帝、

世界，或是人類生活」。從 Descartes 的立場來看，這樣的途徑不只是可能的方式，

還是「唯一站得住腳」的方式，畢竟我們無論是討論上帝或世界，都是一種「知 識宣稱」的呈現。然而，Taylor 認為 Descartes 這樣的主張無疑是一種「極度嚴重 且具災難性的幻覺」 (Taylor, 1995: Ⅶ; Abbey, 2000: 151)。於是，面對現代文明 社會中有關道德與靈性的爭論，必須要直接面對傳統知識論的力量，因其與這些 爭議觀點有著相互支持的關係 (Taylor, 1995: 8)。

第三，就 Taylor「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ies) 的觀點來看，「一開始為少 數人所掌握的理論逐漸滲透社會想像，或許先由菁英開始，接著再蔓延到整個社

會」，最終對此一理論的新理解將會成為該社群成員行為的「劇碼」 (repertory) 或 習焉不察的「背景」 (Taylor, 2004a: 29-30, 2007a: 172)。²⁶於是，我們若放任科學 知識論毫無界限地滲透到學術及智識領域，且成為主流，那麼前述 Descartes 的預 設將會深植於一般人的內心，忽略自身對於靈性清明與精神豐厚的渴求，以及其 他追求幸福圓滿的可能途徑。基於上述三個相互關連的理由，接下來將檢視科學 知識論中，促成「上帝已死」及「自我授權」的兩個重要觀點：其一為「合理性 程序的本體化」，其二為「疏離自由的吸引力」。

一、合理性程序的本體化

Taylor 認為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對於知識論及哲學重心的轉變有著關鍵的 影響。自此之後，知識論成為哲學的核心，而哲學則在定義知識有效宣稱的相關 問題上成為科學的後盾 (Taylor, 1995: 1-2; Abbey, 2000: 172)。Taylor 以 Weber「去 魅化」 (disenchantment) 的形象來掌握十七世紀知識論創新的背景：在有意義宇 宙的信念越益削弱後，取而代之的是科學革命的自然機械觀。從此「世界不再被 認為是與人類有符應關係的宇宙，而是一個中立、偶然事實發生的領域，能以因 果關係描繪當中的樣貌，並為人類的繁盛及目的進行各種操弄、控制」 (Taylor, 1975: 539; Abbey, 2000: 173) 。 人 與 世 界 的 疏 離 促 進 了 知 識 論 上 再 現 主 義 (representationalism) 的產生，即知識有賴於某個外在實在及其於我們內在所引起 之狀態 (inner states) 二者之間的關係，其精準度則依賴內在的再現與其所描述之 實在的吻合程度。為了獲得有「確定性」 (certainty) 的知識，Descartes 認為必須 依據可信賴的方法 (a reliable method)，及心靈的「反思」才能獲得具有「清晰性」

(clarity) 的「證據」 (Taylor, 1995: 4, 2007a: 557-558; Abbey, 2000: 174)。Taylor 指 出「自我給予確定性」 (self-given certainty)，成為以此種方式獲得知識的強大動 力。人類對於真理的理解不再需要透過超越人類的力量，而是透過自己的理性、

26 這段話的意思並非指這個過程僅是單向地從理論過渡到社會想像，Taylor 認為，新的實踐以及 它所產生的默會理解，將會成為理論修正的基礎，進而改變實踐，如此循環下去 (Taylor, 2004a:

23-30, 2007a: 159-211)。

反思能力，再依循正確的方法，即可獲得可信的結果。於是，由科學理性與「再 現主義」所結合的知識論，逐漸發展為西方思想的霸權地位。然在發展過程中，

我們對於思考能達到清晰性與確定性產生了無界限的信心，於是將這樣的合理性 理論（錯誤）應用到倫理學的問題，甚至是對人類心靈的理解與操弄 (Taylor, 1995:

6)。

如上所述，會將科學方法跨足到其他領域的知識探究，在於人類對於知識「確 定性」的渴望，以及對於這種結果來自人類能力之觀點的著迷。而從科學領域跨 足到其他領域的關鍵發展，即在於「合理性程序的本體化」 (ontologizing of rational procedure)。此概念的意義為：把科學上將複雜現象分析至簡單因素，與合理性地 重新安排客體秩序的方法，應用在對所有知識對象的理解，以及對知之主體之存 有與心靈的想像與處理 (Smith, 2002a: 31)。然而這種處理知識的方法前提在於主 體與世界的疏離關係，所以 Taylor 也以「疏離觀點的本體化」 (ontologizing the disengaged perspective)，說明相同的狀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Locke 的心靈原子 論 (atomism of the mind) (Taylor, 1995: 64, 66)。這個觀點除了指人類的心靈不存在 任何內在觀念，只是透過結合、並列、分離處理接收到的資訊之外，還表示人類 主體亦為一客體，可以相同的方式重塑習慣與行為 (Taylor, 1989: 159-176)。Taylor 肯定自然科學領域以理性及程序性的方法，能獲得寶貴的知識與成就，然而將之

「本體化」卻造成災難性的發展。它使得一種獨特的知的方式擴大為所有知的方 式，一種理性運作的方式成為理性含意的同義詞，智識活動擴大為心智活動的全 部，然而這是錯誤的 (Abbey, 2000: 177; Wright, 2000: 18)。

這樣的錯誤，至少可從兩方面來理解：

第一，從現象的角度來看，²⁷人類需要意義感。從渴望意義的角度深入探究，

27 Luc Ferry 在《人類創造上帝:生命的意義》 (Man Made God: The Meaning of Life) 指出，我們 在生活中會不斷地問，這些人生的活動意味著什麼？有何意義？或是問：所有這些特別的目的有 什麼意義？這顯示，追求意義是人性本質的一部份 (Taylor: 2007a: 308, 677)。

一方面會發現以原子式、程序性視角看待人類心靈是簡化了對人類的認識，另一 方面，可能獲悉人類本質與超越性的關係，由此肯定不同於自然科學之其他途徑，

在探究豐富意義上的可能性與重要性。

第二，從倫理學來看，Taylor 認為科學所採取的並非中立立場，相反的，它 的倫理學立場是「一個人不應該相信沒有足夠證據的命題」 (Taylor, 1989: 404; de León & van Leeuwen, 2003: 78)。而這樣的立場卻在工具理性的包裝之下，壓迫其 他倫理學思想發聲的機會。I. Kant (1724-1804) 指出，因為超越性跳出人類理性 能力所能理解的層級，於是信仰者無法證明上帝存在，而科學家也無法證明上帝 不存在。然而，何以我們必須依循科學的立場，而不是相信內心深處的直覺呢？

是以，Taylor 認為，吾人應該意識到科學程序理性之方法過度「跨足」的現象，

並且將人類對於意義的追求回歸到存有論及倫理學、道德根源的探求。這樣的認 知呼應了 Taylor 在〈羅逖於知識論傳統〉 (Rorty in the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中 所表示的，「傳統最大的缺點就是它讓知識論支配存有論」 (Taylor, 1990: 264)，

而 Abbey 指出在 Taylor 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不是關於知識的知，而是關於存有或 實踐 (doing) 的知，亦即「存有論的知識應該要比知識論的知識更為優先」 (Abbey, 2000: 189)。

二、疏離自由的吸引力

科學知識論之所以發展為西方思想的霸權地位以及跨足到其他領域，還有一 個原因，即「倫理學上完全自主之能動性的吸引力」。Taylor 指出知識論的發展與 某種自由及自尊的觀念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 (Taylor, 1995: 7)。關於科學知識論帶 來的自由，Taylor (1989: 168) 提到：

柏拉圖提醒我們為了達到真理必須反對習慣和「意見」，而所謂的真理 即是對萬物秩序的洞察。這並不排除我們獲得真理的最好方式可能得自 某個權威的引導（不是指腐敗和錯誤的權威，而是透過具有智慧的人的

指導）。然而，一旦有了科學（的程序理性）²⁸，我們將免除這種權威的 指導，其有助於人類達到某種獨立的狀態。

去魅化後，人類的生命意義及對真理的認識不再仰賴宇宙、自然或是生存之 鍊，人類不僅能透過理性追求真理，亦能合理性地安排、控制社會與自然。由此，

因與某種更大秩序分離而產生疏離自由 (disengaged freedom)，因有理性能力而自 尊，亦因工具理性的控制而產生一種力量感。然而，這種控制事物的力量，亦為 探索人類事物者所渴望，如同 T. Hobbes (1588-1679) 在其政治科學中顯現的 (Abbey, 2000: 83, 177)。於是，Taylor 指出科學知識理論從這樣的關係獲取力量，

而自由的理念也從現代科學偏愛的知識理解獲得強化。從這個角度來看，自由已 然被視為人類的本質 (Taylor, 1995: 7)。

Taylor 提到與這種自由人類圖像相關的三個觀念，在歷史發展上與科學知識 論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此三個觀念為：

第一，自由理性的主體，與自然及社會世界能完全區分，他的認同並非由外 在事物所定義。今日，這種典型的二元論觀點，表現在以中立及客觀的科學態度 看待人類生活及行動。

第二，疏 離關 係及客 觀態度伴 隨著 以脫離 歷史與空 間脈 絡的點 狀觀點 (punctual view) 看待人類自我。這樣的自我除了能自由且理性地以工具性的立場 改變自然與社會世界，甚至能以客觀的角度重構自己，以求更好地確保自身和他 人的福祉 (Taylor, 1989: 171; Abbey, 2000: 83)。

第三，根據上面兩點而來的社會，是由帶著自我目的之個體所組成的原子式 社會。十七世紀社會契約理論對社會的想像即為此種原子式社會。Taylor 認為，

這樣的原子式社會不僅為該思想的繼承者所延續，亦為許多當代自由主義及主流 社會科學的假設與前提 (Taylor, 1995: 7-8)。

28 此括弧為研究者依據原文上下文所增添，以幫助理解。

由此看來，人類「自由」的形象，不僅指脫離有意義宇宙秩序後的「自由」，

亦包含個體能夠自我定義的「自由」。這種受科學知識論影響的疏離自由人類圖

亦包含個體能夠自我定義的「自由」。這種受科學知識論影響的疏離自由人類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