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我國刑事制度中的修復式司法

第五節 再思我國刑事制度中的修復式司法

本章介紹台灣刑事程序中，被認為含有修復式司法精神的幾個程序，包含調解 制度、緩起訴、易服社會勞動服務。在檢討這些制度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共 通點是其都限縮適用在某些較為「輕微」類型的案件，並且在程序方面仍是由國 家主導。

至於在被害人地位與非懲罰式司法價值的推動方面，也看不出有實質或長足的 表現。

從被害人地位提升的角度來看，調解制度雖然提供當事人「雙方自願承擔責 任、解決紛爭」的一條新路，但在現行制度實踐方式之下，不過是把刑事事件民 事化，把犯罪事件帶來的衝突縮小到兩造之間、把犯罪的傷害縮小到財產（或可 以以金錢計價的）損害、把關係的回復方式縮小到金錢賠償，從而失卻原本修復 式司法想像中的，由社會介入，使加害人主動承擔責任、使被害人獲得尊重、使 關係復原的期待。同時，由於緩起訴處分金的廣泛運用，使得它成為國家財政的 小小助力，同時也從國家手上分擔了支援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財務責任，最後，

被害人的面目也被變得模糊。

從推動非懲罰式司法價值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被歸類在修復式司法底 下的這幾個措施，不論是緩起訴也好、調解制度也好、社會勞動役也好，都被限 縮在非重罪案件才能使用。這一方面固然符合 Braithwaite 的金字塔理論，將修復 式司法限縮在某類有道德的人才能適用的想法；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在把人區 分成「可修復」與「不可修復」的同時，修復式司法原先的理想和宣言：「歷史 性的改變視野，改變我們實踐正義的方式（Braithwaite，2003：1）」，又到了哪 裡去了呢。如果說修復式司法可以被選擇性實踐，那麼「修復」的口號只不過是 在原有的「合法」、「非法」二分上，進行再一次的區別待遇，區別出「可修復」

和「不可修復」，進而正當化對「不可修復的犯罪行為人」進行嚴罰的理論依據 罷了。

在前述選擇性適用的修復式司法底下，我們最終發現，對於某些犯罪人適用較 為和緩的修復方案，完全符合我國 2001 年開始的刑法修正方向：「寬嚴並進的刑

事政策」（下稱二分政策）；寛嚴並進的刑事政策，即係同時採行寬容的刑事政 策及嚴格的刑事政策。寛容的刑事政策施用於短期自由刑等惡性輕微的犯罪行為 人身上，比如緩起訴、易科罰金乃至易服社會勞動等等社區處遇方式，此類不再 採傳統自由刑的處遇方式，稱之為「轉向」；嚴格的刑事政策則適用於對社會危 害重大之犯罪行為人，由於此類犯罪行為人使一般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較大威 脅，故應嚴格對待，例如提高數罪併罰之有期徒刑上限、提高累犯者假釋門檻等 等。

除了在實體法上展現二分政策的現象，在刑事程序上亦承現二極分化；一方面 在通常審判程序中強調嚴格證明、直接審理等法則，二方面則大開轉介程序，例 如：擴大職權不起訴適用範圍、增加緩起訴程序、簡易處刑、簡式審判及量刑協 商…等等。轉介程序使得相對輕微的案件，可以輕易地離開刑事訴追程序，而將 司法資源集中在重大案件。

此二分政策巧妙結合兩極化的「推行修復式司法中的非懲罰的司法價值」與「重 刑化的司法價值」。新制度假借緩起訴、社會勞動服務等方式推動修復式司法價 值，但實際上只是藉以安撫不贊同重刑化傾向的人們，使其接受這樣的制度¹⁰⁶。

是以，我們不過是用另一個名詞－－修復式司法－－描述二分政策的現象。修 復式司法不過是一件更漂亮的外衣，遮掩了正在進行的二分政策－－特別是嚴罰 部分－－，同時也在寛容政策底下，悄悄地隱藏了社會內處遇機制中對於人性的 控制。這個控制即是 Braithwaite 所主張的「有理性及道德的人」才有資格適用的 修復措施。犯罪人如今必須主動配合刑事訴追程序，以證明自己是「有理性及道 德的人」，進而適用寛容的刑事政策，而取得社會復歸的資格¹⁰⁷。

106 謝煜偉. (2004). 二分論刑事政策之考察與批判 — 從我國 「 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 」 談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謝煜偉. (2005). 寬嚴並進刑事政策之省思. 月旦法學雜誌, 126, 131~157.

107 更深入討論請參見第五章第二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