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由警察運作修復式司法是否妥當一事，在幾個 Charles Sturt 大學的學生觀 察報告裡被提了出來246。
一個刻版印象是非行少年多半缺少社會支持網絡，但我們的觀察發現這並 非真實。事實上非行少年的社會持網絡非常強健…⋯而在家庭會議圈裡滋養 出了一個更有趣的社會支持網絡，亦即家長和警察大人們之間…⋯這似乎是 一個徹徹底底對警察角色的想像的變化：警察不再是公權力的象徵，而是 人生的指導者和幫助者。
可惜的是，也許因為整份報告的態度太過嘲弄， Moore 在文章中只指責學生 們冷眼旁觀且刻版印象過深，而並未對於警察應扮演何種角色一事做出進一步評 論。不過，在 Moore 發表這篇文章的同年（即 1994 年）， Wagga Wagga 地區所 隸屬的 New South Wales 省即改採由協調人（Mediator），而非警察，主導修復式 司法會議。
必須說明的是， Wagga 模式在兩個方面與紐西蘭模式顯出不同：其一是主持 者為警察；其二則是對於犯罪學上明恥整合理論（Reintegrative Shaming）的強調
247。 明恥整合理論是 Braithwaite 受日本社會恥感文化影響而啟發的理論，將犯罪人為 自己行為感到羞恥、或因遭受別人指責而感到羞恥，因而企圖改善自己行為的過 程稱為「明恥（Shaming） 」 。是氏又更進一步將明恥的後續效果：整合（Reintergrative）
與汙名（Stigmatizing）做出區隔，前者雖然經歷被責難的過程，但仍維繫團體順從 感，進而改過遷善，使整體社會犯罪率降低；後者則是在被責難的過程中感受到 疏離，因而自我放逐，致使整體社會犯罪率升高
248。
在實踐上，除掉主持者的不同，澳洲的修復會議大致是被當成少年刑事案件的 轉向政策的一部，而依以下方式執行。首先，出席者有：承認犯罪的少年、加害 少年之支援者（父母或監護人） 、被害人、被害人之支援者、警察、修復會議召集 人（convenor），全員一同討論犯罪之發生及其影響。會議必須在同情和理解的前
246 以下文字轉引自Moore, D., & O’Connell, T. (1994). Family conferencing in Wagga Wagga: A communitarian model of justice. In C. Alder & J. Wundersitz (Eds.), Family Conferencing and Juvenile Justice: The Way Forward or Misplaced Optimism? (p. 45~86).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頁70
247 Daly, K., & Hayes, H. (2001)，頁2
提下進行，以與少年刑事法庭中的敵意和汙名環境做出區隔。在會議中，由加害 少年陳述本案犯罪事件的相關情況、及自己為何會涉入案件中，加害少年的父母 亦可陳述犯罪事件帶來的影響；在被害者方，則可陳述犯罪事件對他們帶來的影 響，並對加害少年提出問題。許多被害人想知道「為什麼是我」或是希望加害少 年保證決不再犯。警察在會議裡則可提供犯罪事件的細節，並且告知其他參與人 若少年再犯後果為何。在了解犯罪事件之後，參與者即可對少年應如何修復為討 論。可以採用的協議方式包含口頭或書面道歉、金錢賠償、為被害人或社區提供 勞動服務等等249。
而在修復方式協議部分，應該經過哪些人同意始能認為協議成立，亦是各省份 實踐上的一個不同點。例如： South Australia 認為只要警察和非行少年同意即可、
New South Wales 則是非行少年和被害人雙方250、 Queensland 則要求非行少年、被 害人、警察三方都必須同意協議內容251。
澳洲的各個省份在如何實踐修復式司法上有不同的規定，雖然論者曾經考慮過 訂定一部統一法規而一體適用於各省份，但畢竟各省份已有自己實踐的經驗脈 絡，一部全新的法規並不見得能適應這樣的狀態252。比如在 West Australia 中，修 復式司法被限制在輕微犯罪的類型，而且傾向僅給予很短的協議履行期間。與此 相反， South Australia 則不限制可進行修復的案件類型，同時給予較長的協議履 行期間，且其勞動服務的上限為 300 小時，遠高於其他省份。因此到今日澳洲各 省份仍然保留著各有特色的修復式司法會議。
第二目 實踐情況
248 林山田, 林東茂, & 林燦璋. (2002). 犯罪學 (增訂三版.). 台北: 三民書局，頁172、172
249 Daly, K., & Hayes, H. (2001)，頁4
250 New South Wales 採用的模式中警察不必出席。
251 Daly, K., & Hayes, H. (2001)，頁4
252 Daly, K., & Hayes, H. (2001)，頁4
對於修復式司法會議的實證研究部分，由於每個省份的實踐方式都不同，所以 必須各別進行調查。不過整體而言，各個省份的參與者都認為程序大致上是公平 的253。
在 Trimboli（2000）對 New South Wales 的修復式司法實踐研究中，被害人、
加害人、支援者們壓倒性地同意（或部分同意），修復式司法會議對於加害人是公 平的，同意比例254分別為 97.3%、95.2%、98.0%。至於對被害人是否公平部分，同 意（或部分同意）程度亦相當地高，比例255分別為 93.5% 、 91.6% 、 97.3% 。 其他的會議滿意指標問題（如：感受到被尊重、我說的話有人聽），滿意度亦都相 當地高256。而當問及：「會議中最好的要素為何？」時，被害人認為修復式司法會 議中，最好的部分是「所有的參與者都能表達自己意見」（42.9%），與此同時加害 人和支援者們卻以 29.3% 和 48.3% 的比例認為會議中最好的部分是專業流程結 構257。可見被害人最在意的還是能否在程序上有地位，而能表達犯罪事件對自己的 影響。至於會議中最不滿意的部分， 27.7% 的被害人指責會議流程結構及會前告 知部分， 37.1% 的加害人則不滿意某些參與者的敵意太強， 24.1% 的支援者們則 不滿於被害人或警察的缺席258。
至於對明恥整合理論應用在少年犯罪上的評估，可以參考 Strang （1999）對於 RISE（Re-Integrative Shaming Experiments）計劃進行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試圖驗證 三個假設259：其一，加害人和被害人在會議過程中都被公平對待；其二，參加修復 會議者，比經歷法院程序者再犯率低；其三，修復會議的實踐在經費開支上並未 較法院審判為高。而報告結果支持第一個假設；在第二假設部分，則因為未就再 犯率為追踪調查所以無法說明；在第三假設部分，該報告也未調查經費支出，所 以無法說明。
而針對非行少年明恥整合指標與汙名烙印指標的部分，修復式司法會議也似乎 沒有提供較法院審判更好的對待。 Strang 的報告中將非行少年區分為針對特定個
253 Daly, K., & Hayes, H. (2001)，頁4
254 Trimboli, L. (2000). An Evaluation of the New South Wales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Scheme.
Sydney: New South Wales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頁36
255 Trimboli, L. (2000)，頁37
256 Trimboli, L. (2000)，頁37~40
257 Trimboli, L. (2000)，頁41
258 Trimboli, L. (2000)，頁43
259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 Experiments in Restorative Policing: A Progress Report on the Canberra Reintegrative Shaming Experiments (RISE). Canberra: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an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頁5
260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7
261 亦即其他選項雖在認同度上有所出入，但其差異程度不具統計上顯著性，而不能認為兩群人「真
的」不同。
262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7
263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8
264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9
265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9
266 Strang, H., Barnes, G., Braithwaite, J., & Sherman, L. (1999)，頁89
至於被害人部分， Strang（2006）的研究中顯示經過修復會議的被害人，在情 感回復部分較法院程序者為佳高。被害人對於加害者的同情及信任大輻提高、而 憤怒和恐懼亦大輻降低267。不過， Strang 並未說明是會議的哪一個部分讓被害人 感到修復，所以無從得知會議究竟帶給被害人什麼幫助，也許願意參加修復會議 的被害人與不願意的被害人即有差別亦未可知。
267 許春金. (2009). 人本犯罪學 (增訂二版.). 台北: 三民書局，貢434
第三節 量刑圈
第一項 加拿大
第一目 源起
提到修復式司法的實行，幾乎所有文獻都會提到以下這個案例：
1974 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有幾名年青人毫無緣故地破壞他人財物，造成不 少損失。當時承審法官並未直接下判決，相反地，法官尋求當地宗教團體（門諾 教會）的協助，使這幾名年青人分別接觸到犯罪事件的各個被害人，並與之晤談。
透過與被害人見面談話的過程，這些年青人了解自己行為造成的困擾及傷害，故 而主動承擔責任，全數賠償被害人的損失，最終法院決定給予緩刑之判決，使犯 下案件的年青人們有更生的機會。
這位法官試驗性的舉措成了修復式司法的開端，雖然當時並未有修復式司法、
被害人加害人協商會議等名詞，但這樣使被害人加害人面對面對話、就彌補被害 人損失與加害人處遇為討論的做法，確實與修復式司法的理念吻合。
在 1974 年進行了實驗性質的被害人加害人對話且獲得成功後，門諾教派的信 徒大受鼓舞，將此模式大為推廣， 1980 年代初期即普及北美各地268。早期的協調 人皆為志工，且此類型計劃多半獨立於司法系統之外。時至今日，即便修復式司 法進入國家體系，宗教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修復式司法中的和解、寬恕、療癒等 概念，皆係根源於聖經概念，而對於修復的信念也與對世界的態度緊密相關269。
第二目 制度介紹
268 岸本基予子. (2004). カナダにおける修復的司法. 收錄於藤本哲也編, 諸外国の修復的司法 (1st ed., p. 329~362). 東京: 中央大学出版社，頁343
269 Canadian Resource Centre for Victims of Crime. (2011). Restorative Justice in Canada : what victims should know，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