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代東西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

二次大戰之後，國際舞台上已經展開兩大超級強國的鬥爭局面，美國和蘇聯 成為操縱半個地球命運的兩個國家，特別在韓戰之後更是如此；傳統的多極世界 現在已經變成兩極世界，無論從戰略上或政治上看都是這樣，因為意識形態在冷 戰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Kennedy, 1998: 483, 491）。杜魯門在 1947 年 3 月發 表「杜魯門主義」（the Truman Doctrine）演說，描繪了世界面臨兩種不同的意識形 態抉擇：「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基礎的，它的特點是……免於政治 迫害的自由。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加於多數人為基礎，這種方式 依靠的是……壓制個人自由」。美蘇雙方都祭出意識形態的招牌，由於自由主義和 共產主義都是全球性的思想體系，雙方都把全世界視為一個權力鬥爭的舞台，不 是屬於美國陣營，就是屬於蘇聯陣營。自此之後的世界局勢，用艾森豪的話來說，

就是一場「正義與邪惡勢力」的「武裝對峙」（Kennedy, 1998: 492-493）。

壹、 美、蘇建立兩極的意識形態集團

二次大戰之後，美、蘇兩大強權循著政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差異，而展 開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對峙。1944 年布列敦森林（the Bretton Woods）會議 的召開與 1947 年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的簽署，使西方陣營確立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

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為主軸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對絕大部分的社會主義國家 產生排擠作用。1947 年，隨著蘇聯對西歐和南歐的擴張，美國發表杜魯門主義，

其蘇聯問題專家肯南（George Kennan）提出「圍堵策略」（strategy of containment），

打算從軍事、經濟及文化等面向全方位圍堵蘇聯。從長期來看，圍堵政策最重要 的內容是美國大規模提供經濟援助，使得歐洲和日本能夠重建滿目瘡痍的工業、

農業和城市，如此歐洲和日本受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和革命理論誘惑的可能性就會 降低，同時也有助於減輕美國的防衛負擔，讓世界局勢朝有利美國的方向發展；

在歐洲，這就是所謂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在美國的協助下，曾被盟 軍佔領的西德、義大利、奧地利、日本及南韓，建立起民主政治體制，雖然南韓 在 1950 年代末逐漸走向軍人統治。另一方面，美國陸續與拉丁美洲諸國簽署美洲 共同防禦條約；並在 1949 年與大西洋周邊盟邦合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其在軍事上所發揮的功效，就如同馬歇爾計劃在經濟上一樣，全歐洲只剩下瑞士、

瑞典等傳統中立國、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芬蘭、奧地利和南斯拉夫等情況特殊 的國家，沒有加入任何一方（Kennedy, 1998: 497-498, 501）；1950 年 6 月，韓戰爆 發後，美國又先後與日、韓、菲、澳、台等太平洋國家，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約。

除此之外，圍堵策略並非靜態的軍事主義，事實上，肯南大力支持文化接觸和文 化交流，從內部促進蘇聯集團的轉變，雖然這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效（Nye, 2006: 231）。

相對地，蘇聯也成立東方集團，在軍事、經濟方面提出相對應的抗衡計畫。

一方面為了阻止敵對的西方政權以軍隊入侵，另一方面，為了以優惠條件取得東 歐的原料和資本設備，用來重建戰後的蘇聯及促進其經濟發展。蘇聯透過戰時外 交、軍事佔領以及政變，扶植東歐國家成為其衛星政權，並迫使東歐各國（南斯 拉夫除外）在 1949 年加入「經濟互助理事會」（Comecon），作為對馬歇爾計劃的 回應（Spero, 1994: 330-331），但這組織其實是「搾取衛星國資源的一台新機器」

（Kennedy, 1998: 499）。同樣地，針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亦於 1955 年成立

了「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除了軍事實力之外，冷戰之初，蘇聯也因為 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而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成為其重要權力來源（Nye, 2006: 39, 96），冷戰時期，蘇聯便經常基於意識形態考量而對他國採取武力干涉行動。所謂 的「布里茲涅夫主義」（the Brezhnev doctrine），意指東方集團各國擁有「有限主權」， 不得脫離華沙公約組織，亦不得挑戰在國內權力獨大的共產黨，否則蘇聯有權加 以干涉；例如，蘇聯在 1968 年派兵至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即是以 此作為立論根據。

貳、 東、西各自推銷意識形態至全球

東西之間的爭端不會侷限在歐洲範圍，美蘇各自向世界各地推銷自己的全球 理論，以拉攏那些試圖從戰後廢墟上重建自信的國家，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國家 倒向對方陣營（Kennedy, 1998: 502-503, 514-516）。早在二次大戰法西斯主義的威 脅之下，歐美民主國家就深感 1919 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盟約不足 以約束締約國不得從事戰爭，並且尊重人性尊嚴的道德原則，因此從 1942 年的「聯 合國宣言」、1945 年的「聯合國憲章」，到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等等，美、

英、法等自由民主國家不斷致力於建立國際人權保護體系，將國內憲法保護人權 的原則，轉化為世界性的規範（劉文彬，2005：207-215）。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

美國曾提供軍事、經濟及政治上的援助，給某些實施威權統治的發展中國家，其 目的在 1950 年代是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擴張，在 1960 年代則是為了重構國際分工 體系，並確保經濟穩定發展以維護美國跨國公司及其國民的利益，援助對象包括 南韓、台灣、菲律賓，和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政權（蕭全政，1995：16-17）。

另一方面，趁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急於擺脫「新殖民主義」的影響，蘇聯 外交政策也向外擴張，希望扶植更多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附庸國，使其戰略和政治 地位有所提升。1950 年代蘇聯與印度、埃及、數個中東國家，以及一些宣稱反帝

國主義的非洲國家建立了良好關係；1960 年代蘇聯在拉丁美洲也有所突破，除了 和任何反殖民化的新興國家簽訂「友好條約」，提供貿易貸款，派遣軍事顧問之外，

還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堅強後盾自居。在蘇聯的鼓勵下，第三世界輿論帶有明顯的 反西方色彩，從蘇伊士運河危機、越南問題、中東戰爭、拉丁美洲問題，一直到 南非問題都是如此（Kennedy, 1998: 517-518, 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