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轉型正義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角色定位
第三節 東德
壹、 共產主義極權體制,1949~1990
一、 德國被迫分裂,1945~1949
二次大戰一結束,同盟國就實行自己的計畫,以確保德國和日本不再對世界 秩序構成威脅;其中,德國先是被分成四個佔領區,1949 年在以美蘇為首的東西 對抗成形後,美、英、法等國將佔領區合併,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而 蘇聯占領區則單獨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
西德在美、英、法等國的主導下以自由市場和民主選舉作為其重建的基礎,
經濟方面受到馬歇爾計劃的經濟援助而成長神速,軍事方面則參加了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另方面東德成為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家之一,經濟方面在戰後被搜括一 切可搬走的資產、工廠和鐵軌等,接著被迫加入東歐經濟互助理事會,以利蘇聯 進一步搾取資源,軍事方面則隸屬華沙公約集團。東西分裂的加深使得德國統一 的前景更渺茫,1961 年赫魯雪夫為阻止東德人才流往西德,更下令建造了柏林圍 牆(Kennedy, 1998: 480, 483, 495, 499-502)。
二、 共黨統治與鎮壓,1949~1973
1949 年後的東德社會,便在「鐵幕」(iron curtain)下飽受共產極權體制的壓 迫,這些壓迫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政治社會方面,人權和公民權普遍遭受國家 侵害,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擁有 91,000 名全職人員和 174,000 名非
正式成員及線民,工作內容舉凡郵件檢查、電話監聽和間諜情報等等,滲透到民 間社會公私生活的每個角落。經濟社會方面,共黨政府推動從農業往工業化方向 轉型,希望把東德變成向東歐其他國家工業出口的主要供應者,以確保其獨立於 西德的地位,這些經濟轉型的成本皆加諸民眾身上;中央計劃式的經濟管理不僅 造成政治貪腐及資源浪費,更因參加經互會而導致生產力遲緩。市民社會方面,
教育、媒體、文藝科學等各個社會部門,無不籠罩在共產主義具壓迫性的文化及 意識形態之下(Offe & Poppe, 2006: 257-258; Rigby, 2003: 117-118)。
史達林死後,東德曾出現要求自由化的呼聲,1953 年 6 月工人發動罷工行動 要求提高工資。然而蘇聯在赫魯雪夫當權下,命令東德共黨當局迅速鎮壓這場罷 工行動,幾乎沒有達成任何變革的期望。從此之後,東德政府繼續牢牢地箝制著 社會,只要一有異議出現,就一定遭到嚴厲打擊(Goldman, 2001: 305-307)。
三、 經濟問題與蘇聯變革的衝擊,1973~1989
共產經濟體制始終存在著缺乏效率的缺陷,價格補助壓抑了投資資金,勞動 生產力普遍低落,技術落伍,強調重工業卻忽視民生消費品的生產,致使工業效 率無法提升。1973 年石油危機使體制缺陷表露無疑,生產成本不斷攀高,生產永 遠不足,既不夠外銷,又不敷內部消費。反而要依賴西德在貸款、技術等各方面 的財經支援與商業特許。但何內克堅持不從事經濟改革,企圖保持自認優於西德 的正統社會主義制度,維持與西德的差異。1975 年「赫爾辛基最終議定書」簽訂 後,東德的教會開始醞釀反對聲浪,其他一些民間異議團體也逐漸發展起來,包 括推動和平與生態運動的團體、知識份子組成的社團等等(Goldman, 2001:
308-313)。
1980 年代開始,蘇聯逐漸打消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念頭。原因除了國內經 濟壓力日益沉重以及政治不穩定之外,更重要的是,蘇聯在 1979 年入侵阿富汗開 啟長達十年的戰爭,最終卻以挫敗收場,令戈巴契夫意識到重新界定蘇聯安全概 念的必要性,並且開始重新評估其軍事力量在東歐扮演的角色(Lewis, 2003:
497-498)。1980 年代末,戈巴契夫宣布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而且向東歐政府和 反對團體傳達了一個明確的訊息:蘇聯不會採取武力行動來維持現有的共黨獨裁 體制,蘇聯反而贊同採取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改革措施。戈巴契夫甚至贊成解除東 德守舊派領導人何内克的職務,而以主張改革的共黨人士取而代之,因為這些人 會成為他的當然盟友。在蘇聯的默許甚至鼓勵下,東歐民主轉型的滾雪球效應首 先出現在 1989 年 8 月的波蘭,9 月到匈牙利,10 月到東德,其後 11 月到達捷克 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12 月則到達羅馬尼亞(Hungtington, 1994: 101-102, 105)。
四、 民主化與兩德統一,1989~1990
事實上,除了蘇聯外部因素的衝擊之外,共產政權在東德民間社會早已失去 其統治正當性。一方面是因為經濟體制失調、改革失敗,無法解決經濟蕭條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軍事鎮壓能力漸漸失效,民間社會出現大規模反對運動。這 些發展也都加速了東德民主化的變革。
1989 年 10 月,何內克在黨內改革派壓力及蘇聯默許之下下台。11 月 9 日,
柏林圍牆正式打開。12 月,原執政的共產黨改名為民主社會黨,不得不放棄原憲 法所保障的政治壟斷地位,結束了共產黨專政。1990 年 3 月,東德舉行民主選舉,
基督教民主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隨後成為主導走西德模式的政黨。7 月東西德達 成貨幣統一。10 月 3 日兩德正式統一(Lewis, 2003: 497-501, 502-503; Goldman, 2001:
314-323)。
貳、 轉型正義與促進國家統合
一、 促進國家統合的政經涵義
東、西德的統一,是德意志民族遭冷戰分裂四十餘年後共同的主觀期待,也 是東德民主化之後政經情勢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1990 年 3 月,舉辦選舉的雖然
是東德,但選舉活動卻充滿西德政黨勢力的介入,幾乎像是兩德已經統一似的,
例如基督教民主黨(CDU)東德支部、社會民主黨(SDP)的熱烈參與,讓前東 德共黨改組的民主社會黨相形見絀。
東德民眾在民族榮耀的鼓動下,相信與富有的西半部統一,生活狀況很快會 獲得改善,因此傾向統一的情緒步步升高。投票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東德選民支 持基督教民主黨東德支部,這是他們希望西德總理柯爾能加緊統一工作的信號
(Muller, 2001: 254)。而自稱為民主社會黨的前共黨,只贏得 16%的選票,在政治 上存活了下來。
4 月底,西德政府同意讓東德貨幣在工資、退休金及部分存款上,以一對一的 比率兌換為馬克,但每人最多兌換 4,000 馬克,超過部份則以二對一的比率兌換。
7 月東西德達成貨幣統一。8 月雙方簽下建立一個國家的條約,預定正式統一的日 期是 10 月 3 日(Goldman, 2001: 323-331)。
對這樣一個東半部民主化之後,即刻與西半部統一的國家,想要追究轉型正 義問題,就必須要考量到雙重分裂的問題。也就是說,除了東德內部前共產份子 和反共產勢力的問題之外,還必須考慮到東德和西德之間的問題(Muller, 2001:
249)。統一後的國家的內部團結,往往優先於正義的追求和民主的鞏固。此時要 積極思考的就是:轉型正義如何站在德國總體的立場,協助兩德統一大業順利完 成,並促進統一後的國家邁向鞏固。
二、 促進國家統合下轉型正義的實踐
在處理有關前東德政權的轉型正義問題上,民主化之後的東德,和統一後的 德國,抱持著不一致的態度和看法。前者傾向走一條和其他後共產國家相比之下 較為激烈的司法審判途徑,而後者則對起訴特定個人比較沒有興趣。在探討此間 差異來由之前,在此先簡介德國轉型正義採取的三項措施(Offe & Poppe, 2006:
259-272; Rigby, 2003: 119-124; Goldman, 2001: 336-341; Muller, 2001: 256-270)。 首先是對前政府官員進行起訴及審判。到 1997 年為止,大約有 150 起針對前
東德邊境哨兵的審判,理由是他們涉及試圖逃往西德的 265 個命案,多數哨兵被 宣判無罪,僅 46 人被認為犯下過失殺人罪,但多數人被暫緩判決,僅有 1 人被判 決六年監禁。至於前政府的高級官員,大部分人由於健康因素已經不適合出庭受 審,另有一些人被判定有罪,例如何内克曾在 1990 年和 1992 年兩度被逮捕,卻 都因為健康因素而被釋放。
其次由國會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德國是東歐 唯一成立真相委員會的國家,委員會成員共有二十七人,其中十一人未任公職,
十六人是國會成員,各政黨都有代表參加,委員會主席埃佩爾曼(Rainer
Eppelmann)是一位牧師、人權運動者,也是前東德反對派人士。委員會主要任務 並不在於調查個人犯罪,而是要撰寫一份權威性的歷史文件,針對過去四十年間 權力系統內的組織、制度及政策,做一探討和評估,其焦點不是放在個人及其行 動,而是在結構、事件、策略及其發展方面。報告全文在 1995 年公佈,但政治圈 外幾乎沒有人關注。
最後 1991 年後期國會通過「關於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機關檔案條 例」,一方面成立「高克檔案管理局」(Gauck Agency),把前東德史塔西的檔案加 以整理並公開;一方面對前東德國家機關所有職員進行清查(並非司法審查),以 確定哪些人員不適合在某些機關工作,清查結果導致成千上萬與史塔西有染的教 師、法官和其他公務員失去工作;這場清查對不溯及既往、無罪推定等法律基本 原則造成損害。
民主化之後的東德,之所以傾向採取對個人進行司法審判,此種較為激烈的 轉型正義措施,主因在於其甫脫離極權統治,同時展望兩德統一的時空脈絡。對 東德民間社會來說,人民早已失去對經濟永續的信任和期待,前共產政權的統治 正當性早已流失殆盡;對舊政府機關人員來說,官僚的利益只能寄託在順應新體 制以求自保,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精英則急於和前共產黨劃清界線。因此 1989 年 11 月至 1990 年 10 月間,不容易出現反對起訴和審判的聲音。除此之外,兩德對
邁向統一的準備及展望,於此處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冷戰結束後,基於政治 和經濟考量,東德前反對勢力及西德政治菁英,期待透過最為迅速的過程讓東西
邁向統一的準備及展望,於此處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冷戰結束後,基於政治 和經濟考量,東德前反對勢力及西德政治菁英,期待透過最為迅速的過程讓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