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

壹、 軍事獨裁威權體制，1976~1983

一、 經濟危機、貝隆主義與短暫軍人干政，1929~1966

十九世紀末葉開始，由於工礦農牧業的出口帶來了經濟繁榮，政治上傾向穩 定的民粹政權，也有漸往民主化發展的趨勢。但 1929 年拉丁美洲爆發出口市場危 機，出口需求停滯、外貿收入銳減、失業率升高、政府財源驟降。這些失序現象 毀壞了出口導向發展計畫，也導致傳統民粹政權的垮台。因此，從 1930 年代開始，

一直到 1960 年代中期，阿根廷的政治體制不斷擺盪在民粹政權和短暫軍人干政之

間（Cammack, 2003: 194-204），軍人干政雖然頻繁，但大部份持續不久便由新民粹 政權所取代。不穩定的狀態一直持續到 1966 年軍人開始長期干政為止。

這段期間內，貝隆（Juan Domingo Peron）自 1946 年起領導長達十年的民粹 統治。由於阿根廷在二次大戰時保持中立，美國遂在戰後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和外 交孤立，即使 1947 年阿、美關係已正常化，美國的經濟干擾仍秘密持續著。「貝 隆主義」（Peronismo）即是戰後民族主義高漲下的產物，強調政治主權、經濟獨立 和社會正義，對拉美地區有一定影響力。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發展計畫，透過基 礎建設、限制進口、保護國內生產、擴張國內市場等措施，繼續發展輕工業，促 進國民所得分配較為平均，以鞏固政權的社會基礎。由於過分偏重工會及群眾，

中產階級以及作為政權支柱的教會和軍隊開始感到不滿，加上執政後期經濟惡 化，1955 年貝隆因軍人政變而下台（何國世，2007：159-174）。

二、 冷戰白熱化與長期軍人干政，1966~1976

受到 1959 年古巴革命後，冷戰衝突在拉丁美洲白熱化的影響，蘇聯以民族解 放運動的後盾自居，美國則援助非民主政權以壓制革命（Kennedy, 1998: 520, 539）。冷戰國際局勢的制約，有助於阿根廷的軍事獨裁政權，在 1966 年起的十七 年期間，一共取得十四年的執政地位。

其中，最後七年的軍事獨裁政權，也就是 1976 至 1983 年間取得執政的政府 當局，其對民間社會的高壓統治，被視為是史無前例的。

三、 骯髒戰爭與經濟改革，1976~1979

1976 年起陸軍首領出身的魏迪拉（Jorge Videla）在近五年總統任期內，一面 進行所謂「骯髒戰爭」（dirty war），一面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骯髒戰爭是為了 消滅被指為共產主義的顛覆活動，但鎮壓對象不限於游擊隊，還包括各種持反對 意見者。暴力措施從綁架、審訊、拷打到殺害。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受害人數在 15,000 至 20,000 之間，亦有認為高達 30,000 者（Rigby, 2003: 70）。

另一方面，為了應付急劇通貨膨漲的經濟危機，政府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減少公共支出，取消進出口限制，鼓勵生產和出口，並開放外資。這些措施在很 短時間內就減少了財政赤字，改善國際收支，增加外匯儲備，並降低了通貨膨脹

（何國世，2007：194-201）。軍事政權於 1977 至 1979 年間，在經濟方面取得了短 暫成功（Little, 2003: 224）。

四、 經濟惡化、馬島戰敗與民主化，1979~1983

然而好景不常，阿根廷經濟從 1978 年就逐漸失去恢復的態勢，1980 年以後更 陷入嚴重危機，國際收支逆差、財政赤字和通貨膨漲開始回升。軍事支出是導致 財政惡化和外債增加的主要原因。起因在於 1977 年阿根廷與智利對比格爾海峽

（Canal de Beagel）主權問題陷入長期爭執，1978 年甚至陷入戰爭邊緣，軍事支出 在 1979、1980 和 1981 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不斷向國外購買武器也使外債增加。

經濟危機不但使政權無法繼續獲得民間社會的支持，也使其領悟到與資產階級聯 盟的統治模式已不可行。此外 1980 至 1981 年間政府成功消滅蒙特尼羅

（Montonero）的武裝游擊隊，反而消除民間社會支持軍事政權的一個主要動機。

1981 年 12 月開始，加爾鐵里（Leopoldo Galtieri）將軍在美國支持下實施獨裁 專政。雷根入主白宮初期暫時擱置卡特的人權外交政策，加爾鐵里兩度赴美得到 共和黨政府的同情，為了取得美國對阿根廷天然氣和石油工業的投資，加爾鐵里 允許美國在巴塔哥尼亞建立軍事基地，並答應提供美國在中美洲作戰時的軍事支 援。但由於經濟危機和政治困境，軍事政權的合法統治權威在 1982 年達到了谷底。

於是加爾鐵里向英國發動馬爾維納斯群島（Islas Malvinas）戰爭，試圖藉由挑起國 外衝突、訴諸民族主義，以重新爭取民間社會的支持（Hungtington, 1994: 59-60）。

然而，加爾鐵里錯估國際形勢，原以為美國至少會保持中立，但最後卻連同歐洲 共同體也對阿根廷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終於導致軍事政權戰敗。戰爭使經 濟更為困難，反而加速軍事政權的垮台（何國世，2007：194-201）。

1976 至 1983 年的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由於社會經濟政策不成功，而無法有 效紓解資本積累危機；另一方面，也由於完成人民預期目標、嚴重的歷史挫敗，

及大量的人權弊病，而逐漸失去了統治正當性。在國際譴責軍事體制、歐美支持 民主運動的氛圍下，1983 年阿根廷不得不舉行民主選舉，結束軍事統治。

貳、 轉型正義與改造軍民關係

一、 改造軍民關係的政經涵義

不論從傳統來看，或是從民主化後及冷戰後國內外政經局勢的轉變來看，改 造軍民關係都是阿根廷整體最合理的發展方向。阿根廷是一個擁有長期軍人干政 歷史的國家，軍隊總是等待政經危機的加深，以便合法地進行干預，承擔起國家 的領導權（何國世，2007：194）。這和拉丁美洲的國家形成過程息息相關，冷戰 政治和弱勢的中產階級，形塑了軍事獨裁體制及其政府與社會關係（Pereira &

Ungar, 2004: 295-296）。阿方辛就認為，軍人干政在阿根廷傳統上「幾乎總是具有 軍民共謀的特徵」，阻止政變的關鍵在於打破軍方和民間團體之間的聯繫

（Hungtington, 1994: 259）。因此，想讓新興民主體制得到鞏固，就得替軍民關係 建立更穩固的立足處，也就是要促進軍隊在政治角色上轉型，甚至轉而服從憲法。

1980 年代民主化初期，國家正面臨沉重的經濟與財政危機，軍民關係有必要 謹慎地斟酌和處理。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困難的解決有賴全體的團結，包括各政黨 間，及政府、企業和工會間，都要進行合作，因此處理前軍事政權的人權問題時，

應該避免軍方與民間社會的裂痕加深，以免發生衝突而阻礙改革。另一方面，外 債問題和財政危機，很大成分是源於戰爭及軍費支出浮濫，加上前政權垮台後軍 隊形象和正當性嚴重低落，軍隊內部又發生分裂，使得軍隊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到了 1980 年代後期，由於拉美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加劇，國際貨幣基金和 世界銀行要求拉美各國開放經濟，美國也要求拉美債務國實施貿易自由化、國有 企業私有化、經濟體制市場化以及區域經貿整合，作為債務談判的條件（何國世，

2007：206）。阿根廷展開與巴西之間的經濟整合，並且與智利簽定邊界協定，這

些行動都把過去的潛在敵人變為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使美國成為唯一 超強，考量到國際現實，以及外資主要仰賴英美等因素，阿根廷 1990 年代的外交 政策，致力於支持美國並與美國結盟（Acuna, 2006: 221-223）。總而言之，在後冷 戰時代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阿根廷軍隊無法再藉口反共而介入政治，於是，

不論在國內或國際間，軍隊的政治角色都亟待重新調整（Aguero, 1997: 315, 319）。

二、 改造軍民關係下轉型正義的實踐

1983 年阿方辛（Raul Alfousin）當選民主化後首任總統，對前政府人權侵害問 題的處理主要存在兩方面顧慮：首先要避免軍方與民間社會的裂痕加深，其次更 要防止武裝部隊阻礙民主化改革的進程。在軍隊仍然有能力阻礙民主改革的情況 下，人權組織堅持落實懲罰性正義，對於國家整體的和解與改造而言，反而成為 一種威脅。

阿方辛一上台就任命小說家薩巴圖（Ernesto Sabato）組成的「失蹤者國家委 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 CONADEP）。主要 任務是查明失蹤真相及失蹤者的情況，並製作調查報告提交總統，一年後名為「絕 不重演」（Never Again）的書面成果出爐。但限於委員會既沒有傳喚證人、強制提 供證據的權利，也沒有處罰權，因此許多受害者認為該報告掩蓋了真相。

阿方辛也立即廢止軍事政權所頒布用以自我赦免的「國家和平法」（Law of National Pacification），但後來只有九名高級軍官遭到起訴。起訴行動在軍方內部 激起了恐懼、關切和反對，最後僅有五人被判處五年至無期的監禁。1984 至 1985 年間，除人權團體外，民眾已經漸漸不太關心這些問題，但軍方對政府的抗拒和 威脅則與日俱增。

1986 年 12 月阿方辛被迫提議一項「全面停止」（Law of Fullstop）法案，限定 受害者及其家屬指控軍方有罪的時限為兩個月，並禁止對新的案件進行起訴，國 會通過了這項法案。然而，司法機關基於司法自治精神，趕在 1987 年 2 月 22 日 截止之前，又起訴了超過三百多位的高級軍官。

1987 年 4 月兩個軍事基地爆發「復活節叛亂」（Easter Rebellion）。阿方辛雖然 順利地勸誘叛軍投降，但也同意了他們的主要要求，讓「正當服從法」（Law of Due Obedience）通過。該法有效禁止對所有人的指控，剩下只能控訴少數退休軍官

（Barahona de Brito, 2001: 120-124; Hungtington, 1994: 244, 248-250）。

1989 年新總統梅內姆（Carlos S. Menem）上任，執政初期延續了阿方辛這種

「以大赦謀求和解」的策略。梅內姆政府赦免受審或已判刑的軍人和游擊隊員，

以妥善處理與軍隊的關係。此外 1992 年頒布了一部新法規，將發放補償金給受前 政權迫害的受害者，或死亡者的家屬（Acuna, 2006: 209-215; Rigby, 2003: 72-77）。

儘管政府採取赦免政策，1990 年代，國際與民間社會的人權運動，仍持續致 力於追求正義。由於「正當服從法」（Law of Due Obedience）的免訴條款並未包含 兒童綁架案件，人權團體便由此深入追查，1998 年一名軍官因此遭到起訴和監禁，

儘管政府採取赦免政策，1990 年代，國際與民間社會的人權運動，仍持續致 力於追求正義。由於「正當服從法」（Law of Due Obedience）的免訴條款並未包含 兒童綁架案件，人權團體便由此深入追查，1998 年一名軍官因此遭到起訴和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