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全球化之下自由民主的勝利

雖然全球化（globalization）出現很早，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特別是 1990 年代開始，這一趨勢才得以以空前的速度開展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隨著冷戰 的結束，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獲得勝利，全球資本的跨國界流通，經由快速 發展的資訊網路推波助瀾，今日全球化幾乎已經成為一股無法抗拒的浪潮（江啟 臣，2003：272；張亞中，2007：371）。全球化的面貌不完全是美國造就的，但全 球化的效應本來就會反映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經濟體所發生的事情（Nye, 2006:

84-86），何況強權有其國家利益的考量，也有意識形態傳播的期待，因此，全球化

的面貌難免受到國際強權的影響（張亞中，2007：357）。

壹、 全球化散播西方普世價值

蘇聯垮台後，美國成為唯一超強，全球化潮流顯然有助於散播其民主、人權 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因為相較於世界其他文明，西方文明在勁敵退場之後顯得 格外強勢：被用來取代「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一詞的「世界共同體」（the world community），其實是一種把追求美國或西方利益，粉飾成具有全球正當性的委婉 措詞。西方強權竭力運用各種國際制度、軍事力量和經濟資源，以維持自身優勢，

保護既得利益，並推廣西方的政治及經濟價值；例如在政治場域，美國和其他西 方強權便會誘導其他社會的人民，去接納西式的民主和人權理念（Hungtington, 1993: 39-41）。隨著西方文明在全球正當性的提升，如果想要提高國際制度的正當 性，使全球治理得以有效運作，就必須仰賴西式民主與課責機制的建立，因此世 界各國應該從國內開始努力，加強國內政治過程的民主正當性，以幫助減輕全球 化下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Nye, 2001: 2-6）。

另外有些學者開始主張西方文明乃是適用於全人類的一種普世文明。美籍學 者福山甚至認為，冷戰的結束不只代表東西對抗的和解，也意味著「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亦即西方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大獲全勝。無論如何，可以肯 定的是，作為全球化的內涵之一，西方民主的價值與準則，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全 球化的進行，而更加受到世界各地的重視與需求（江啟臣，2003：287-288）。

貳、 後冷戰美國重塑國際秩序

除了全球化潮流自然而然帶來的宣傳效果之外，冷戰的結束，也將促使美國 更有誘因主動去推廣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因為後冷戰時代，國際權力體系從

美、蘇兩強爭霸轉變為美國唯一超強的局面，加上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度增高，使 得美國有必要設法重新安排國際秩序，於是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就成了最好用 的藉口。例如，冷戰後國際間的「新干涉主義」或「人道主義干涉」，無論是否以 聯合國或北約的名義發動，事實上背後均受到美國的強力影響或支持（劉文彬，

2005：242-253）。杭廷頓也認為，冷戰結束後，現代世界的主要衝突模式將反映在 文明衝突上，此一局勢對西方的政策將有若干啟發。亦即，雖然長遠來講西方不 得不努力學習並調適（accommodation）與不同文明共存共榮，但在短期仍需設法 維持並強化既有優勢（advantage）。其策略包括把東歐和拉丁美洲等文化相近的社 會整合進西方文明，也包括促進其他文明社會對西方價值利益的認同，還包括強 化能夠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的國際制度等等（Hungtington, 1993: 48-49）。

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的奈伊（Joseph S. Nye, Jr.）指出，在經濟與資訊全球 化的時代，除了軍事和經濟力量之外，「柔性權力」（soft power）對美國的重要性 也相對增加。柔性權力是指借助制度、價值、文化或政策等資源，經由設定議題 或博取好感等方式，以影響他人行為來達成自己目的的能力。這種能力之所以變 得重要，主要因為如今世界政治呈現三個層次，最上層是傳統的軍事議題，軍事 力量相當單極化（美國是軍事唯一超強）；中層則是經濟議題，權力分配呈現多極 趨勢（歐盟、日本、中國等同樣舉足輕重）；最底層便是跨國議題，如在恐怖主義、

氣候變遷、傳染病等國際問題上，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關係複雜、權力分 散。這些經濟和跨國議題，都無法單靠軍事力量解決，而需仰賴各國多邊合作加 以解決，柔性權力因而顯得重要。美國在柔性權力方面具備充裕的條件，因為民 主、自由、人權等自由主義價值，接近普世標準而享有共通性，將會提升美國的 可信度、吸引力，及對世界的影響力。因此，美國有能力創造有利民主的環境，

在提升民主、人權和開放市場上扮演要角，特別在新興民主國家裡，形塑形象更 加重要，例如可以透過昔日留美學生回國後位居要津，傳遞美國的理念和價值（Nye, 2006: 32-37, 44-49, 71, 104, 175,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