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經體制的確立與轉型正義在台灣的角色定位

壹、 國民政經體制：維繫台灣的主體性和整體性

一、 從「國家主義」到「國民主義」

根據蕭全政的界定，「國家主義」是以政府為中心，主導整體國家的安全和經 濟的發展。而「國民主義」是以整體國民為中心，由國民主導整體社會的進步和 經濟的成長（蕭全政，1995：24）。

在威權統治時代，台灣主體性和整體性，基本上是靠以威權政府為中心的「國 家主義」來維繫。威權政府以自身為中心，對外因應國際政經體系的變遷及挑戰，

經由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或調整，來化解資本積累危機，並鞏固其統治正 當性；對內則利用其相對於民間社會的支配、主導地位，依「一個中國」原則，

對民間社會政經社文各層面實施普遍性、偏差性的壓迫，同時化解反政府勢力或 社會群體間的矛盾，以鞏固其統治正當性。進而增進國家整體的生存與發展。

威權體制轉型下，台灣呈現主體性和整體性脆弱的特質，但過去賴以維繫的 威權政府正遭到瓦解的命運，台灣主體性和整體性唯有仰賴以國民全體為中心的

「國民主義」方得以維繫。1980 年代中起，台灣威權體制在外來政經壓力下開始 轉型，不但政府權威遭到弱化、瓦解，傳統的「一個中國」原則也徹底鬆解。外 導型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嚴重傷害台灣的主體性，除此之外，因「一個 中國」原則鬆解而浮現的省籍、統獨等族群衝突，也嚴重割裂社會的整體性。加 上威權轉型後，政府已不再享有優勢的支配地位，威權時期以政府為中心來維繫 主體性和整體性的「國家主義」已不可靠。於是，為求主體性和整體性的維繫，

以國民全體為中心的「國民主義」，成為台灣威權轉型的最合理方向。

二、 「國民主義」的核心：以國民全體為主體的「共同體」

由於「國民主義」是以國民全體為其中心，若要「國民主義」真能實現維繫 台灣主體性和整體性的功效，則必須先發展以國民全體為主體的「共同體」。這樣，

才能化掉內部的衝突和矛盾，也才能有效抗拒外來的政經切割與壓力。

根據蕭全政的分析，「共同體」這個概念一般最被強調的內涵，即指特定地域 上的居民間，因自然的血緣、親屬或共同的習慣、態度、經驗、感覺、偏好等而 相互聚居，並能追求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而所謂「公共利益」，具體地說，

即以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單元而言，有利於其長期的生存與發展者屬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在討論共同體時，曾提出「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和

「總體意志」（total will）的概念；前者是指個人依其共同體成員身分，因互動、

共識而形成的共同意志，後者是指個人依其私人身分，而具有的特殊意志之總和。

共同體所強調的公共利益，顯然是依其「普遍意志」而體現或追求的普遍利益。

共同體要能存在與發展，必須要有主客觀條件的配合。在主觀層次上，它有 賴共同體意識的教育啟蒙和意識灌輸；而此意識要能突顯共同體的主體性、關照 其整體性，並蘊涵其長遠心。在客觀層次上，共同體更需透過能體現整體性與主 體性的政經體制和政經政策的安排和調整，以善用其整體資源，並解決相關成員

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蕭全政，1995：49-50, 54）。

三、 國民政經體制：共同體存在與運作的客觀條件

國民政經體制的建立，是以國民全體為主體的共同體，能夠存續和運轉的客 觀條件。根據蕭全政的研究，所謂國民政經體制，包含在經濟上建立榮枯一體的 國民經濟體制，以及在政治上建立體現國民主權的國民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

政府要能在政策制訂的過程與目標中，反映國民全體的意志、需要和利益。

國民經濟體制，旨在維繫經濟層面的主體性和整體性。在目的上，它強調整 個經濟體制的存在與發展，是為了照顧國民全體的生活和生計；在運作上，其經 濟活動的內容與方向，須由反映全體國民利益的民間來主導。在關照經濟整體性 方面，它強調特定疆域上全體國民經濟利害的榮枯一體化，以化解國內各種社會 團體的衝突，並降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及經濟特權，以提昇整體經濟資 源的有效運用。在強化經濟主體性方面，則強調可有效對抗外來經濟入侵，或對 外進行擴張。這對因應國際新保護主義、經濟區域化等潮流，以及處理兩岸經貿 關係而言，具有特殊意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任何經濟決策必然同時帶來 好處和壞處，而對不同成員存在差別的利害得失關係；國民經濟體制所強調的榮 枯一體性，即希望利害關係人或代表透過溝通、談判、妥協，俾使相關成員都能 共同分享或分攤任何經濟選擇所帶來的利益與成本。亦即，「受益者付費」固然重 要，「受害者補償」也不能被忽略。

其次，國民政治體制，旨在維繫政治層面的主體性和整體性，並進一步支撐 國民經濟體制的良善運作。它強調經由國民主權的體現，使政府的產生和運作都 能反映國民全體的意志、利益和需要，而非代表少數個人、團體或政黨。並以此 作為國民經濟體制運作的政治基礎。國民政治體制也有助於主體性和整體性的維 繫；它除了可以化解國內重大政治、社會紛爭外，以整合社會整體性之外，還可 強化被割裂的政治主體性。這對目前兩岸關係發展而言格外重要。國民政治體制 對政府權威的重建，或國民經濟體制的健全，都具有重要性；唯有透過政治民主

化，讓各民間團體都能積極參與政策決定過程，才能取得統治正當性。因為在國 民主義趨勢下，真正的政治正當性必須取決於國民全體。

第三，在國民政經體制下，政府亦扮演關鍵角色。國民政經體制雖以全體國 民為主體，並主導整體政經體制的發展，卻不意味著弱化政府的公能力、公信力 與公權力。相反地，政府要能體現國民主權，積極作為而推動整體國民政經體制 的合理發展，使各種政策都能隨時反映國民全體的意志、需要和利益，使政府與 民間社會的利害關係一體化（蕭全政，1995：24-32）。

威權轉型後的台灣，無論屬於省籍、統獨分歧中的哪一族群，都可以從台灣 主體性和整體性的確保中，找到其支持的理由與共享的利益。因此，以「國民主 義」為中心的政經體制，將是威權體制轉型後台灣最合理化的整體調整方向。

貳、 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培育政經共同體的社會基礎

一、 轉型正義角色定位：投資社會資本以培養共同體意識

現有研究，多把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於形塑人權文化、實現自由價值及鞏固 民主體制的方向上（Kritz, 1995; Teitel, 2000; 吳乃德，2006；江宜樺，2006）。這 個觀點當然擁有其普遍性的重要意義。1980 年代台灣仍屬於柔性威權體制，1987 年解嚴後轉變為介於有限民主與自由民主之間的體制，1996 年總統直選後台灣才 完成形式上的自由民主體制（Winckler, 2001）。普遍觀點認為，台灣的形式民主雖 已轉型完成，但實質民主仍有待努力。因此，轉型正義在台灣的角色，被定位於 民主價值的深化和民主體制的鞏固。丘延亮認為，台灣社會的轉型正義，目標在 於培養自主公民，及建立社會自衛性防護機制，以實現實質的民主（丘延亮，

2006）。黃長玲指出，台灣民主化進程之所以受阻，主要是沒有充分面對和妥善處 理歷史的不義，導致公民社會無法團結的緣故（黃長玲，2006）。吳乃德則強調，

台灣的轉型正義，應追求歷史真相和歷史正義，培養一般公民對民主價值的信奉，

以鞏固民主體制（吳乃德，2006）。

然而，台灣轉型正義的意義應該建構在其威權體制及轉型的特殊性之上；除 鞏固民主的普遍性目標外，轉型正義在台灣的角色，還須定位於協助建立以全體 國民為核心的政經共同體，以維繫台灣的主體性和整體性。台灣的威權體制，除 受到冷戰體系影響外，還受到內戰結構的制約，導致台灣的威權轉型，除「威權」

部分的轉型外，還涉及「一個中國」原則的轉型。我們不能輕易忽略此政經體質 上的特殊性。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除「去威權化」考量外，還需考慮到「去 內戰化」的問題；也就是說，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不僅在於建設實質的民主社 會以鞏固民主體制，更要顧及「一個中國」原則鬆解後，如何維繫台灣主體性和 整體性，以利於共同體生存發展的問題。具體而言，台灣的轉型正義，除深化民 主價值外，更應該致力於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維持；不僅要鞏固民主體制，更要 致力於協助國民政經體制的確立及運作。

想要建立一個共同體，政府與民間共同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行投 資，是相當必要的。世界銀行就以「有助於集體行動的規範和網絡」（the norms and networks that enable collective action）來定義社會資本（World Bank, 2008）。儘管 學界尚未對社會資本一詞形成統一的定義，但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使 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中，將社會資本從微觀層次拉高到宏觀層次，並擴展到民主治理 來討論，或許可為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帶來一些啟發。帕特南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 會組織的網絡、規範和信任等三種特質，它們可以促進合作行動而提高社會效率。

受到公民傳統的影響，義大利北部的互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和公民參與 網絡（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遠比義大利南部活絡。這二者都能促進社會 信任。其中，互惠規範分為兩種，均衡的互惠，是指行為者同時交換相同價值的

受到公民傳統的影響，義大利北部的互惠規範（norms of reciprocity）和公民參與 網絡（networks of civic engagement）遠比義大利南部活絡。這二者都能促進社會 信任。其中，互惠規範分為兩種，均衡的互惠，是指行為者同時交換相同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