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檢討

壹、 轉型正義的價值內涵與角色定位

1995 年出版的 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 是第一部以「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為名的學術專書。

Neil J. Kritz 在該書開頭處討論〈轉型正義的兩難困境〉（The Dilemma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文中指出，一個從壓迫體制轉型至自由民主體制的國家，如 果想要劃清新、舊體制之間的界限，並且樹立民主體制的公信力，一個方法是對 前政府的壓迫者或從中獲利的人，採取激烈的報復行動，另一個方法則是堅守新 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法治原則；而這兩者之間所隱含的緊張狀態，即是貫穿「轉型

正義」的基本構成要素。此一兩難問題充分反映在起訴、審判等刑事制裁（criminal sanctions），及行政機關淨化（purge）等非刑事制裁（non-criminal sanctions）之上。

另外，該文還概述幾項轉型正義的重要議題，包括承認過去的歷史、賠償和平反、

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角色，以及轉型正義的資金來源等等。最後，Kritz 傾向認 為，經由法治（rule of law）所達成的正義與和解，將避免舊體制的壓迫再度發生，

進一步替新興民主體制奠定穩固的基礎（Kritz, 1995: xxix-x1）。

Ruti G. Teitel 所著 Transitional Justice 一書，旨在從歷史性和比較性的角度，

分析從非自由體制過渡到自由體制的政治轉型時期，法律如何回應過去體制所遺 留的問題，及其如何建構自由化的前景；並試圖將「轉型（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和「轉型期法學」（Transitional Jurisprudence）發展成一套規範性的典範。

Teitel 指出，轉型時期的法律，並不墨守民主平常時期的法治原則，而會受到轉型 時期政治價值的影響，使得法律體系內各價值間產生衝突，此一特質充分表現在 刑事、歷史、補償、行政和憲法等正義面向上。轉型時期的法律，亦是一種象徵 政治更替的主要儀式，其中又以轉型期法律程序的落實最具重要性，經由法治的 實施及對人權的保障，在否認非自由意識形態的同時，也建立起自由化意識形態 的正當性。由此可見，轉型時期的法律既受限於政治，又超越政治，有助於重新 建構公共社會對於自由的政治認同（Teitel, 2000: 213, 215-223）。

Teitel 亦指出，「轉型正義」的概念，即是上述轉型時期的法律反應所表達出 的正義概念；它並不像基進的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只遵循權力平衡，亦非理想化地 服膺一種封閉性的普遍規律，而是在理想的法治概念與現實政治之間的一種平 衡。因此，轉型正義擁有其規範性的關懷，即為了引導建立持久的民主體制，對 過去壓迫統治的最適當反應為何？簡言之，轉型正義就是出於自由民主考量下的 一種經過妥協的、非理想性的正義，其內涵受限於或取決於該社會的歷史和政治 條件。至於這種妥協能否因為出於自由民主考量而得到正當化，唯有經過時間的 考驗才能證明（Teitel, 2000: 213-214, 219, 223-228）。

貳、 轉型正義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角色定位

一、 後威權體制的經驗：西班牙、阿根廷

Georgina Blakeley 認為，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在 1970 年代後期是出於促進民 主順利轉型的考量，到了本世紀初則是以鞏固民主作為核心目標。1975 年佛朗哥 死後，西班牙的轉型正義表現在「最初的轉型公約」（original transitional pact）之 上，亦即集體忘卻過去且不加處理的「遺忘公約」（pact of forgetting），1978 年通 過的富含妥協精神的憲法即是箇中代表；此一轉型正義模式，奠基在因恐懼和死 寂而形塑的社會共識之上，雖然只達成政治調解（political conciliation）的效果，

而未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解（social reconciliation），但卻有助於民主體制的建立（to establish democracy）。到了本世紀初，西班牙的轉型正義表現在「重新商議的公約」

（renegotiated pact）之上，因為社會團體開始挖掘荒蕪的過去，並重塑公眾的歷史 記憶，國會更在 2002 年公開譴責發生於 1936 年的政變；這些轉型正義措施，出 自市民社會的討論及辯論，也建立在政治衝突的基礎上，有希望達成真正的社會 和解，更進一步鞏固民主體制（to consolidate democracy） （Blakeley, 2005: 44-59）。 Carlos H. Acuna 認為，轉型正義的內涵即是新政府在民主轉型期間處理過去的 人權侵犯問題，它也和民主體制正當性的鞏固息息相關；Acuna 比較阿根廷和智利 的轉型正義經驗，並藉由分析軍隊和司法機關在新民主體制下的角色，來評估兩 國的民主鞏固程度。假如一國軍隊符合「持有特權的程度低」及「違抗憲法權威 的程度低」兩個條件，則可被視為民主國家；阿根廷軍隊已經從 1980 年代的低度 特權、高度違抗憲法權威，過渡到 1990 年代後的低度特權、低度違抗憲法權威，

因此算是達到了民主的「非最適均衡點」（non-optimal equilibrium），此成果應可歸 功於阿根廷官方與民間在轉型正義方面所做的努力；相對地，智利仍處於軍隊高 度特權、中度違抗憲法權威的不完全民主之中，未來能否實現完全民主則端賴進 一步的轉型正義措施。另外，不論阿根廷或智利的政治菁英，似乎都不願承擔司

法獨立判決下結果不確定的風險，而對國內外司法機關的獨立自主感到不安，很 難想像這會是民主鞏固和深化的徵兆（Acuna, 2006: 206-238）。

二、 後極權體制的經驗：東德、捷克斯洛伐克

Claus Offe 和 Ulrike Poppe 認為，轉型正義即是新民主政府為了確保未來民主 信條的有效性及可靠性，而採取諸如法治（rule of law）、法律之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等正義標準，去處理過去所留下的不正義問題；Offe 和 Poppe 描述 並解釋 1989 年民主化的東德，及 1990 年統一後的德國所採取的相關政策，然後 評估這些政策是否達到預期效果，抑或帶來了副作用。1989 年後東德的轉型正義，

採取的是一種相較於其他後共產國家而言較為激烈的版本，亦即針對個人進行起 訴和審判的法律制裁途徑，但成功判刑的案例極少，司法正義的成效並不顯著。

1991 年依法成立「高克檔案管理局」（Gauck Agency），負責整理和公開「史塔西」

（Stasi）的秘密檔案，並據此清查和淨化行政機關的人事，然而此一措施對基本的 法治原則造成了嚴重損害。1992 年國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負責撰寫一份權威性 的歷史調查報告，但 1995 年報告全文公佈，政治圈外幾乎沒人關注（Offe & Poppe, 2006: 239-275）。

Carmen Gonzalez-Enriquez 認為，「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是一種對正義 的政治操弄（political uses），涉及如何懲罰或補償舊體制所犯下的政治壓迫、經濟 貪腐等罪行，反映在後共產國家身上即為「去共產化」（de-communization）；經過 對六個中、東歐國家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政治正義和民主鞏固之間並不存在絕 對的關係。1989 年以後，中、東歐社會普遍對去共產化不感興趣，唯有捷克斯洛 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經歷過較具規模的政府人事淨化措施。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 如此，一個原因是民主轉型的形式，即共產黨未能在民主化之後維持執政地位，

而是被新政治菁英所取代，另一原因則是該國擁有相對深厚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文 化；但 1993 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後，由於斯洛伐克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較偏向 前共產黨（KSC），因此政府機關的淨化行動也就暫緩執行。另一方面，阿爾巴尼

亞的去共產化雖然成功，卻仍陷於分裂和暴力的危機之中；可見，民主能否鞏固，

和政治正義是否實現，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Gonzalez-Enriquez, 2001: 218-247）。

三、 後種族隔離體制的經驗：南非

Alex Boraine 認為，為了確保民主的鞏固及全體國民的和平未來，南非必須有 效處理種族隔離體制所遺留的不正義問題。1995 年國會授權成立「真相和解委員 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標誌著南非追求正義既不採用集 體赦免的方式，也不採用起訴和審判的方式，而是選擇了一種「赦免換取真相」

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赦免條款主要是為了安撫仍掌有權勢的右翼份子和軍 警部門，以免暴力衝突阻礙和平轉型的穩定進行；但赦免並非集體大赦，資格只 限於坦白供認犯行的加害者，以促進真相的還原，而真相不僅可滿足受害者某種 程度上的正義需求，也有助於社會的和解及國家的統一。可見南非的「赦免換取 真相」是一種政治妥協，為求和平而捨棄激烈的懲罰性正義，但卻透過人權文化 的形塑及民主體制的鞏固，嚮往一個共善的未來（Boraine, 2000: 141-157）。

參、 轉型正義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定位

一、 民主政體轉型的觀點

根據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的分析，台灣 必須對轉型正義問題加以處理，才能有效保證台灣民主的未來。吳乃德描述台灣 的轉型正義是「一萬多受害者，卻沒有任何加害者」，而且是一種「缺乏歷史正義 的轉型」，他從四方面來解釋此一現象，首先是民主轉型後仍由國民黨持續執政十 多年，它不可能自動推行轉型正義；其次是威權體制的高度經濟成就，導致不少 民眾懷念舊時代；第三是殘酷的政治壓迫隨著冗長的轉型而逐漸減輕，民眾的道 德憤怒也隨之降低；第四是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並未對轉型正義投入任何關心，稍 後卻把它當作選舉鬥爭的工具，這可能使它的道德性和合理性遭到毀滅。儘管如

此，台灣仍須正視轉型正義問題，特別是歷史真相和歷史正義的部份，因為它們 在培養一般公民的民主價值上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唯有增進公民對民主體制和 民主價值的信奉，台灣的民主政體才能得到鞏固（吳乃德，2006：2-34）。

江宜樺〈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也是從民主轉型角度來界定轉型 正義的涵義，即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的人權侵犯和集體暴行，以建 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公佈的轉型正義具體內容包括：真相調查、起訴加害者、

江宜樺〈台灣的轉型正義及其省思〉一文，也是從民主轉型角度來界定轉型 正義的涵義，即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的人權侵犯和集體暴行，以建 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公佈的轉型正義具體內容包括：真相調查、起訴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