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接收、國共內戰與威權體制的確立，1945~1950

壹、 對日接收與外導型政經體制

一、 日本殖民主義政經體制

1895 年至 1945 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的主要政經變遷都是外導的

（extra-induced），形成專為帝國的政府與資本家利益而服務的所謂「殖民地體制」

（the mode of colonialism）（Chandra, 1980）。政治專制與財政壟斷是台灣總督府得 以有效進行殖民統治的權力基礎。政治方面，從 1896 年的「六三法」、1906 年的

「三一法」至 1921 年以制定法律取代「三一法」，皆實質賦予總督集行政、立法、

司法、軍事等權力於一身；並透過保甲制度和警察制度控制台灣社會，其中保甲 的義務只有台灣人需負擔，日本人及原住民則在保甲之外（矢內原忠雄，2004：

201-211）。財政方面，總督府的主要財源來自土地和專賣，除鴉片、食鹽、樟腦、

菸、酒等專賣事業及郵電、運輸系統的獨占經營外，還實施土地調查和地方稅制，

以確實掌控租稅收入（矢內原忠雄，2004：80-86）。

另一方面，殖民主義的基礎在於經濟剝削，亦即按照殖民母國的需要而對殖 民地進行社會剩餘的汲取（Chandra, 1980）。1930 年代中期前，日本為了往工業化 的方向發展，對台灣的經營基本上根據「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原則，台灣於 是扮演提供糧食、原料、產品市場的角色。1930 年代中期後，日本將台灣定位為 向華南與南洋擴張的南進基地，台灣始有部分軍需工業的發展（許介鱗，2006：

33-43）。同時，在台灣的現代化產業以及絕大部分的經濟機構，均為日本資本所獨 占，例如資本額二十萬日圓以上的股份公司，即有 91.1%為日本企業，其餘的 8.9%

才是台灣及其他的企業（劉進慶，1988：11）。可見，當時台灣的政經體制，既配 合日本政經發展需要，又有利於日本民族資本家的利益，乃是一種外導型的政經 體制（蕭全政，1989：40-42）。

二、 中國邊陲式的外導型政經體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根據 1943 年底的「開羅宣言」

及 1945 年 7 月的「波茲坦宣言」，日本取自中國的東北四省、台灣與澎湖群島等 領土，戰後必須歸還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遂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接收台灣（吳 文星，2002：243-244）。在此之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受外導型政經體制的 制約，脫離殖民後，照理說台灣的政經體制應該出現根本性的變遷。但變身為中

國邊陲的台灣，主要的政經變遷仍然是外導的，所扮演的角色也類似於日本殖民 時代（蕭全政，1989：40-41）。

1945 年 10 月 25 日後，國民政府在台灣所建立的政經體制，隱含著以大陸為 中心的國家機關對台灣民間社會的支配與主導關係，同時外省籍與台籍族群間存 在著不對等的政經權力分配關係。政治方面，首先，政府唯獨在台灣設立「行政 長官公署」此一特殊行政體制，首任行政長官為陳儀，由國民政府特任，集台灣 省司法、立法、軍事、行政等大權於一身；此與其它淪陷省區的接收方式及各省 的委員制有所不同，卻和「六三法」的精神相當一致，提供訓政時期式政府汲取 民間社會資源時的制度保證（蕭全政，1989：43）。其次，行政長官公署在政治任 用上普遍拔擢外省籍人士，陳儀並未善加安排台籍人士擔任政府或企業的高級官 員，使台籍人士蒙受差別待遇，此與日本殖民時期無多大差別；例如長官公署的 九個重要處會的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籍人士，而十七位縣市 長中，則僅有三位為台籍人士（劉文星，2002：250）。

經濟與財政方面，首先，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移交的管轄權與所有權。依 1945 年行政院頒布之「收復區敵僞產業處理辦法」及 1946 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布 之「台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由 1945 年 11 月成立的「台灣省接收委員會」

接收日本政府產業，1946 年元月成立的「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日本在台民間的 財產。至 1946 年 12 月底，接收總值已達 61 億多台幣，包括土地 366,556 甲及企 業 949 單位。這些財產與企業，真正標售給民間的相當有限，絕大部分都列為國 有、省有，或改組為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國營、省營或國 省合營的企業。其次，行政長官公署完全控制台灣的企業、金融與貿易。除殖民 政府所壟斷的鐵公路交通運輸、電話電報通訊系統，及菸、酒、樟腦等專賣事業，

一併收歸公營外，經由銀行的公營與貿易的壟斷，行政長官公署全盤接收日本在 台的戰時經濟體制，不僅與民爭利，其從民間社會所汲取的資源，也成功轉化為 國家機關重要的權力基礎（蕭全政，1989：43-44；劉文星，2002：245-252）。

從台灣人角度看，行政長官制度與日本殖民時期的總督府制度並無差別，在 本質上都是一種排擠台灣人民、壓榨民間社會的政經體制。若從行政長官公署為 了支持大陸的國共內戰需要，而積極汲取台灣的民間資源，卻引入惡性通貨膨脹 而觀之，其外導的性格更是表露無遺。

貳、 國共內戰與輸入型經濟危機

一、 貿易轉向大陸與輸入性通貨膨脹

殖民時期，日本在台灣發展殖民主義式跛腳經濟，並以日本為貿易對象，到 了二次戰後，台灣仍延續此種經濟形態，對外貿易關係則原封不動地轉向大陸，

其中尤以產業發達的京滬地區（南京、上海）為重心。不久，便形成出口米、糖 等農產品，並進口京滬地區加工製造的日用品的貿易循環模式。米、糖的出口由 政府壟斷，米由省糧食局集中收購運出，糖則由台灣糖業公司獨占出口，銷售所 得收入或以法幣形式存入中央銀行，或被中央政府吸收。至於運到台灣的工業製 品則價格日益高漲，一則因為供不應求，一則由於大陸地區長期以來即因物資缺 乏與通貨供應增加，而導致物價高漲（劉進慶，1988：16-17）。

台灣重歸中國後，行政長官公署保有獨立的金融體系，沿用自己的通貨，未 與大陸的法幣統一，這是為了保護台灣的經濟自主性，避免受到大陸經濟危機的 連累（吳若予，1992：23-52）。儘管如此，但台灣作為全中國經濟圈中的一份子，

大陸通貨膨脹的惡果仍然波及台灣。各種匯兌制度的研擬均未能收到預期效果，

無論是 1947 年 12 月前所採取的固定匯率，或是 1948 年元月開始實施的變動匯率，

匯率調整價格永遠趕不及實際購買力的物價變動。因為舊台幣的價值僅及法幣的 二分之一，愈是運進大陸商品，通貨膨脹就愈嚴重（劉進慶，1988：17-18）。

二、 國共內戰與台灣通貨膨脹的惡化

二次戰後，國民黨和共產黨曾於 1945 年 10 月及 1946 年元月簽訂「雙十協定」

及「國共停戰協定」，約定迴避內戰。然而 1946 年 3 月起，國共之間陸續發生衝 突，再度點燃內戰火苗。1947 年元月馬歇爾將軍放棄調停計劃回到美國，不久後 大陸上即爆發全面性的內戰。

為了因應國共內戰的變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後來的省政府）透過通 貨膨脹政策和稻米徵集政策，積極從民間汲取更多的資金與物資，以支持中央政 府在大陸上的需要。此二政策直接惡化台灣的通貨膨脹情況。首先，行政長官公 署提高其獨占的公營事業所提供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壓榨台灣社會經濟的剩餘價 值，以供應大陸內戰所需的龐大軍費支出。當營運或投資資金不足時，由於赤字 的政府已無餘力進行融資，行政長官公署便透過臺灣銀行濫發紙幣來充數。由此 形成軍事財政與公營利潤的資金循環結構，卻使得通貨膨脹更形惡化（劉進慶，

1988：20-21）。其次，1947 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台灣省糧食調節委員會，全權負責 糧食的徵集與管理，透過田賦徵實、隨賦徵購和肥料換穀等措施，徵收到的稻米 70.7%被用來充作軍糧、公教配米、對警校學生與青年團專案配糧，及支持大陸的 中央政府等。各種物資的徵集，加上通貨膨脹政策，直接促成了台灣的通貨膨脹

（蕭全政，1989：44-46）。

然而，大陸局勢的逆轉，以及金圓券改革的失敗，進一步促使此通貨膨脹變 成無法控制的情況。隨著 1948 年政治局勢的逆轉，中央政府為了阻止大陸惡性通 貨膨脹，於 8 月廢除法幣、改發行金圓券，但 12 月之後，該項改革證明失敗，大 量的包括匯兌投機資金、正常資金等大陸流亡資金，紛紛在短期內匯入台灣，使 台灣的通貨膨脹問題愈演愈烈（劉進慶，1988：18；蕭全政，1989：46-47）。根據 台灣銀行所編「1952 年台灣金融年報」表 55，1946 年台灣物價全年上漲 2.5 倍，

1947 年上漲 6.0 倍，到了 1948 年，則上漲至 11.4 倍（劉進慶，1988：22）。 戰後台灣的惡性通貨膨脹，因戰後與大陸間新的經貿臍帶連結而造成，並隨 著國共內戰的爆發而加劇。直到 1949 年 5 月上海的淪陷，一方面令台灣完全切斷

與大陸的經貿關係，另一方面，迫使國民政府 6 月 15 日在台灣實施貨幣改革，以 1 比 40,000 的比率發行新台幣而回收舊台幣，新台幣不再與大陸金圓券發生匯兌 關係，而是直接與美金聯繫。新台幣的改革不僅消除台灣的通貨和經濟危機，同 時也是台灣經濟與大陸經濟圈再度脫離的里程碑。

參、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結構定位

一、 後殖民的本土社會

台灣社會經歷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初期，台籍與外省 籍族群因長期隔離，相互間存在許多的社會衝突和文化矛盾，使得以台籍人士為 主體的民間社會，普遍不信任以外省籍人士為主體的政府權威，因而導致台灣政 府當局的統治正當性危機。

舉例而言，台籍與外省籍族群因長期隔離，語言不通，教育背景及生活習慣 亦不相同，價值觀與道德觀均有差距，因而彼此難以溝通，情感難以融洽，故加 深了省籍的鴻溝。其次，台籍人士長期在日人封鎖下，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與 社會情況均缺乏了解，因而期望過高，不料行政長官制度的政風、軍紀敗壞，貪

舉例而言，台籍與外省籍族群因長期隔離，語言不通，教育背景及生活習慣 亦不相同，價值觀與道德觀均有差距，因而彼此難以溝通，情感難以融洽，故加 深了省籍的鴻溝。其次，台籍人士長期在日人封鎖下，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與 社會情況均缺乏了解，因而期望過高，不料行政長官制度的政風、軍紀敗壞，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