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架構

壹、 強調「事實」層面的典範

根據蕭全政〈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說法，社會科學基本上是在聯結理論與 事實間之對立關係，由於對理論與事實層面的不同強調，而產生兩種極端對立的 理論典範。強調理論層面典範的科學哲學，主張不變的本體（本體論）、超時空而 理性的歷史社會觀（宇宙論）、原子式的個人觀（人生論）、主客二元且主觀思維 先於客觀存在（認識論）；相對而言，強調事實層面者，卻堅持變的本體（本體論）、 相對時空因果性的歷史社會觀（宇宙論）、被結構化的個人觀（人生論）、主客合 一且客觀存在先於主觀思維（認識論） （蕭全政，1994a：59-62, 70-75）。

根據蕭全政〈何謂政治經濟學？〉的說法，強調理論與事實層面兩種社會科 學典範的科學哲學，分別對應到演化論與歷史結構論兩種觀點的政治經濟學。演 化論的觀點，以自然法為先驗前提，強調在此不變的理性自然秩序和理性運作法 則下，歷史社會進行超時空的演化性發展，又在人具有自利（self-interested）和理 性行為（rational behavior）此一核心傳統下，著重以個體主義為中心來分析政治經 濟行為，因此政治經濟學漸進式地往終極理性的方向發展；相對而言，歷史結構 論的觀點，則是以被結構化的特定行為主體（無論是國家、階級甚至是個人）為 中心，展現主體與客體間的衝突和矛盾，及其歷史的因果性和時空的相對性，因

此政治經濟學反映出特定主體在歷史脈絡中的結構特性，視這些行為主體的特質 與需要而取捨，並沒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理（蕭全政，2003：5-14, 24-28）。

本文將以強調事實層面、歷史結構觀點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全篇研究的上位 典範。因為筆者認為，相較於強調理論層面者而言，強調事實層面的典範所隱含 的生命哲學和歷史變動哲學，及其所導引出的政治經濟理論，較能突顯個別國家 作為一個分析對象的獨特主體性；因此較有能力把個別國家放在特定時空的歷史 結構中來做思考，以有效解決該國內外所面臨的各種生存與發展問題。循此典範 進行歷史因果的探討，應有助於釐清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及台灣政經轉型過程的整 體性圖像，進而找出轉型正義在其整體性圖像中合理的角色定位。

貳、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

本文希望以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關係作為架構，描繪出特定第三波民主化 國家和台灣的威權、極權、種族隔離等前壓迫體制及轉型的較完整圖像，以作為 釐清轉型正義在此政經發展中合理角色定位的歷史結構基礎。

根據 Jean L. Cohen 和 Andrew Arato 的說法，任何現代國家都可依據國家公權 力的有無，將其內部分為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兩部份；而後者又可以細分為市民 社會（civil socie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和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

三個小部份。市民社會可界定為「（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和（以公權力為特 色的）國家機關間之社會互動領域，而主要是由親密團體（尤其是家庭）、社團（尤 其是自動結社者）、社會運動，及各種形式的公共溝通所構成」；政治社會則是「由 政黨、政治性組織和政治性的公眾（特別是涉及國會與其他民意機關者）所組成」； 經濟社會主要是「包括從事生產與分配的組織，通常指公司、合作社等」。整體而 言，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都是根源於市民社會。政治社會基本上是介於市民社會 與國家機關之間，而且扮演著其間不可或缺之協調性角色；同樣的，經濟社會亦

存在於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體系之間，而且扮演著重要的協調性功能（蕭全政，

2001：65-66）。

從國際層次看，任何國家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實存上都存在且運作於國 際社會之中，因而與國際社會中的不同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發展出各種不同的互 動關係，而且深受這些關係的影響或制約；其中，尤其是以來自國家為基本單位 的競爭性國家體系（a system of competing states），和以市場機能而連結的世界性 資本主義體系（a world capitalist system）的挑戰與壓力，更可能影響或制約該特定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形構和相互關係。在國際社會體系的擴張過程中，從最初 接觸的開始，強國即利用其優勢的政治或經濟力，依其國家利益而塑造、改變弱 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結構性關係。弱國國內的各種相關結構關係，

因而崩潰、重組、或被強化；其結果決定於強國與弱國國家機關及相關民間社會 部門內各組織與團體力量的強弱，和其相互間的聯合與衝突過程。對一個開發較 晚的國家而言，無論它是屬於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弱國，如何形塑、重整或發展其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係，以迎向外來的政經挑戰和政經壓力，而確保其國 家的生存與發展，一直會是一個關鍵性的課題（蕭全政，2001：66；1994b：88-89）。 從國內層次看，根據 Theda Skocpol 的說法，國家機關基本上是由一組在功能 上相互分工的行政、治安及軍事組織所構成，並由一個行政權威（an executive authority）所領導、協調。國家機關運作於民間社會之上，而且基於國家公權力的 賦予，從民間社會汲取資源，並利用此資源去創造、支持它的行政性與強制性機 關組織；國家機關因而擁有特定的立場、特定的利害關係，及特定而與民間任何 利益團體或社會組織不同的結構性地位。此外，國家機關會在不引起正當性危機

（legitimacy crisis）或資本積累危機（accumulation crisis），或為化解此兩種危機，

而對民間社會採取各種汲取性、保護性或生產性的措施，以確保其自身和整個國 家的生存和發展。就特定國家的國內層次而言，國家機關要能出現且存續的最起 碼條件，是中央權威（the central authorities）所累積的政治資源足以化掉（neutralize）

社會中離心行為者（peripheral）的權力，而且能透過各種政經社文措施，而確保 其政治正當性與資本的持續積累；這些政經社文措施中經常隱含著國家機關分別 對於民間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和經濟社會的不同支配與主導機制（蕭全 政，2001：66-67；1994b：83-87, 90-91）。

參、 威權體制、威權轉型和轉型正義的涵義

在本文中，「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ism）這個概念，強調以國家公權力為基 礎的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普遍的控制與支配關係，而不止如一般政治學者所謂 的對於人權與公民權的剝奪與限制；它是一種整體性的政經體制，其政府對社會 的支配與主導，發生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等層面。因此威權體制意味著 國家機關相對於民間社會而言控制著支配性政經資源，而在整體政經權力體系中 具有支配性地位與主導性角色。在此概念下，「威權轉型」所涉及的即是整個政經 體制的轉變，而政治民主化的意涵，也不止涉及人權的保護和公民權的體現，而 是涉及政府與社會關間關係、社會上各種政經勢力形構、及政府政策取向的調整 等。威權轉型之所以發生，乃是由於國家機關相對於民間社會而言控制的支配性 政經資源產生顯著變化，使威權體制所隱含國家機關的支配性地位和主導性角色 出現變遷所致。當然，國家機關所控制政經資源的相對多寡，直接深受國際政經 勢力與政經變遷影響，尤其是涉及或來自競爭性國家體系和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 者（蕭全政，2001：67；1996：289）。

在本文中，「轉型正義」指的是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體制的特定國家，對前 體制下政府侵犯人權的案件所做的因應及處理；而這些因應措施及處理過程，除 了具有建構自由民主正當性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要協助達成國家整體政經合理 化的方向和內容。換句話說，在轉型正義的價值內涵上，本文採取現有研究慣用 的人權規範作為正義標準，凡是基本人權遭受政府不當侵害者，即屬於轉型正義

必須追究的範圍。但在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上，除了現有研究普遍重視的形塑人 權文化、體現自由價值、鞏固民主體制等作用外，本文特別強調轉型正義的實踐 模式，應該依循國家整體政經合理化的邏輯而運作，亦即為國家整體生存發展的 最高目標而服務。因為本文認為，政治智慧的精義在於權衡總體的利害得失，而 非遵從抽象的道德教條，亦即以結果的善而非程序的善作為首要的道德目標；而 特定國家的政經發展脈絡，唯有服膺於其整體政經合理化的邏輯來運作，才能獲 得最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因此，想要探究轉型正義在特定國家政經發展中的角色 定位，就要先通過總體利害得失衡量，找出該國威權轉型後政經合理化的方向和 內容，以此通盤考量作為依據，才有辦法合理界定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

因此，倘若想要找出轉型正義在台灣政經發展中的合理角色定位，應以台灣 整體作為方法上的主體，充分考慮其從戰後到後冷戰時代，這整個威權轉型過程 中的內外政經動態及未來需要；這不僅要具體分析台灣內部的資源配置和權力結 構，特別重要的是，還要將台灣整體置於亞太，乃至於全球政經發展的趨勢中予 以動態審視。在此種宏觀而前瞻的角色定位下付諸實踐的轉型正義，才能在爭取 國際間最大生存與發展空間之際，同時顧及內部最大可能的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