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

壹、 種族隔離體制，1948~1994

一、 內部殖民，1910~1948

南非自 1910 年起脫離英國外來殖民，統治權由荷裔白種非洲人（Afrikaner）

取而代之，對本土非洲人民實施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南非經濟當 時以黃金和其他礦產的出口為主力，對非技術性廉價勞工迫切需要，便透過僱用 當地黑人來滿足，經濟快速成長。

然而，黑人族群除了要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之外，還要面臨包括白人勞工階

級在內的白人支配。不僅黑人族群土地遭到剝奪，居住遷徙遭到限制，技術性工 作也只保留給白人勞工（Kilob, 2003: 371-372, 382）。

二、 經濟轉型與種族隔離體制，1948~1960

二次大戰之後，南非的產業轉型為製造業，對黑人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增加，

勞力短缺本可提高黑人勞工的議價籌碼。但 1948 年訴諸白種非洲民族主義

（Afrikaner Nationalism）而取得政權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政府，卻透過種族 隔離政策來延緩工業化所帶來的都市化，及其後續的社會和政治效果。例如在政 府及國營企業僱用人員時排斥黑人族群，並且以「通行證法」限制本土非洲人民 居住在都市的權利，此外更替特定種族設立稱為「班圖斯坦」（Bantustans）的部落 式家園，將非洲人民依據種族差異而隔離其中。

雖然黑人勞工曾發動罷工活動但遭到政府無情鎮壓。而仰賴外國投資使得白 人政權與西方各國沆瀣一氣，白人團結一致支持政府的鎮壓機制，以維持廉價勞 力來支撐經濟生產的持續成長。1960 年夏普鎮爆發反通行證法的抗爭，抗議群眾 遭到政府射殺鎮壓。此一事件導致「非洲民族議會」從原本的和平示威原則，轉 而成立武裝抗爭路線的「民族之矛」。

國際環境方面，冷戰時代的東西對抗，帶給南非政府最好的後盾。也就是說，

英、美等國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公然支持種族隔離，因為南非政府在非洲扮演捍 衛民主的角色，不只對抗共產主義，也對抗受其支援的非洲民族主義（Kilob, 2003:

372-376, 382-384, 387-389）。

三、 經濟危機與社會反對運動，1960~1989

1960 年代南非發生產業結構轉型，生產資本集中在國家和少數外資企業手 上，大量生產和技術革新使勞動力規模擴大，卻也導致技術性勞工階級組織的發 展。1970 年代中期開始，國際石油價格上升及糧食短缺導致世界經濟景氣衰退，

南非國內也由於政府不從事生產性投資、外來投資又因週期性政治危機而裹足不 前、人力資本因黑人缺乏技術教育而不足等原因，爆發經濟危機，引起通貨膨脹

（Herbst, 1994: 29-32），但工資卻未加調漲，1973 年發生由工會運動與黑人意識運 動（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領軍的政治性罷工。時值國際普遍重視人權、

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此時期的勞力已具備技術性質，不易比照前時期直接遣散改 用外地勞工的作法，因此，企業雇主開始支持共同交涉制度，希望恢復經濟穩定。

1978 年起波塔（P. W. Botha）實施改革，並由白人進行公民投票、通過憲法修 正案，但事實上新憲法仍維持種族隔離原則，波塔並未打算放棄白人特權，只是 以不同方式鞏固既有特權，而其他改革也只是強化國家對非洲勞工的控制，因此 有色人種拒絕接受這些改革。

1980 年代，民間社會反對種族隔離的勢力結合了民主化需求蔓延擴散，1983 年建立的聯合民主陣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是由非洲教會理事會、非 洲工會、非洲民族議會所組成的傘狀組織，至於民族之矛則在邊界與政府展開僵 持不下的游擊戰。南非政府成立由軍方主導的「國家安全會議」，掌控鎮壓的總體 戰略，從 1984 年 9 月至 1988 年 12 月間，釀成將近 4,000 人死亡的慘劇（Kilob, 2003:

376-380, 384-386）。

四、 國際壓力與協商轉型，1989~1994

1980 年代末，來自國際的壓力，讓國民黨和非洲民族議會坐上了民主轉型的 談判桌。美國在國會通過「全面反種族隔離法」（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

之後，和歐洲共同體一起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對南非經濟造成衝擊（Hungtington, 1994: 100）。西方國家基於保護經濟利益的立場，明確表態要求南非對內部抗爭讓 步以換取經濟穩定，否則將不給予支持。此外冷戰結束表示南非不再是美國在非 洲的反共代理人，而非洲民族議會也失去蘇聯的資金奧援及武器供應。在國際壓 力下，南非因而步入一波多折的三階段協商。

第一階段是國民黨和非洲民族議會的協商，因暴力攻擊事件而流產。第二階 段 1991 年「民主南非會議」（Convention of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CODESA）原 已著手規劃民主轉型的憲政細節，但 1992 年 5 月的會議中，種族分歧卻導致談判

在相互指控之中破裂，6 月再度發生暴力事件。同年 9 月，非洲民族議會和國民黨 在南非國內外政經結構因素制約下簽署了「瞭解備忘錄」（Record of

Understanding），此一轉型契約並非簡單地基於雙方領袖的選擇而達成，而是在包 括來自國際和外資要求穩定的壓力，以及企業雇主與南非工會史無前例組成短暫 聯盟向政府施壓之下完成的。第三階段 1993 年「多黨協商論壇」（Multi-Party Negotiating Forum）終於同意「臨時憲法」（Interim Constitution）與「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s），替 1994 年民主選舉奠立了法源根據（Kilob, 2003: 497-501, 502-503, 387-397）。

貳、 轉型正義與增進種族和解

一、 增進種族和解的政經涵義

1994 年民主化之後，南非唯有盡速增進種族間和解，使黑人和白人構成相互 依存的共同體，才能有效應付國內外的政經危機，從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南非當 前所面臨最嚴重的總體經濟問題，即是財政赤字和生產性投資不足（Herbst, 1994:

33-38），而政治方面，則是種族持續的對立，及其衍生的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

想要紓解這些問題，就必須仰賴黑人和白人之間彼此讓步、互相妥協，乃至 於共同合作。這是因為生產性的投資，既不能指望赤字的政府，又不能過分長期 依賴外債或外援，於是西方國家的資金就顯得格外重要。從南非轉型期間西方國 家為保護經濟利益而對威權政府施壓的經驗來看，外資重視的是穩定的投資環 境，因此政治局勢充滿不確定性對南非經濟而言無疑是個負分。這時候就需要採 取一些緩和種族間對立情勢的措施，以減少衝突的發生。

至於財政赤字的舒解，這就更無法擺脫對白人的依賴了，因為南非絕大多數 個人所得稅都由白人負擔，例如 1987 年白人負擔 72.1%的總稅收，雖然這反映出 種族間所得分配長期極度不均的現象（Herbst, 1994: 29-32; Ernest, 2007: 54-55）。

此外民主政府即刻面臨許多正義訴求，包括用以改善黑人生活條件的支出需求，

甚至黑人族群要求資源重分配的壓力。但為了長期的財政平衡，政府在處理這些 問題時不可能有求必應。換句話說，總體經濟問題的解決，絕對需要白人的讓步，

也需要黑人的妥協，唯有加強種族間合作意識，才有機會在這塊土地上共存共榮。

二、 增進種族和解下轉型正義的實踐

因此，對南非整體而言，增進種族和解是絕對必要的生存發展目標，轉型正 義所應扮演的角色即在於此。1995 年 5 月 19 日，曼德拉總統簽署了「促進國家團 結與和解法」（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該法為南非 真相暨和解委員會提供了法律依據。「真相暨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其他十六名委員包括白種非洲人、英國人、

黑人、印地安人和有色人種等社群，其中有六名女性和十一名男性；委員會之下 成立了三個獨立的附屬委員會。

第一個是「違反人權案件專門委員會」（Human Rights Violation Committee），

主要工作內容是訪問人權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並將聆聽到的訊息紀錄下來；接著 舉辦聽證會，讓受害者將壓抑在心中的苦難陳述出來，不僅作為一種治療過去痛 苦的模式，也讓新聞媒體得以監督並且傳播這些消息；另外提供「和解登記處」

讓加害者主動表示懺悔及承諾；值得注意的是，其侵犯人權的意義除了一般界定 的殺害、失蹤和虐待之外，也將「嚴重的歧視」納入。

第二個是「大赦專門委員會」（Amnesty Committee），南非模式的中心思想是

「以大赦換真相」，亦即沒有集體性的大赦，大赦必須以個人名義進行，條件建立 在個人於規定期限內徹底坦白自己的罪行之上；委員會擁有搜證、扣押證物和傳 喚當事人等權限，還負責舉辦類似法庭的聽證會；但事實上由於大赦已在「臨時 憲法」最後一款確定下來，認定罪犯將有違反憲法之虞。

第三個是「賠償與平反專門委員會」（Repar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其任務是建議適當的措施以確保補償、平反和恢復人權暴力受害者

的名譽和社會地位（Rigby, 2003: 131-147; Boraine, 2000: 144-146）。

儘管沒能讓所有受害者十分滿意，但圖圖堅定地選擇了這樣一種被他稱之為

「班圖」的正義概念：「眾多的精神傳統將我們所有的人聯繫起來，彼此相互依存。」

（Rigby, 2003: 143）這是因為，南非的真相暨和解委員會原本就是政治妥協的產 物，它的主要任務是恢復以國家為基礎的道德規範；之所以赦免加害者，是基於 國家利益的需要，此時個人利益是被放在第二位的（Rigby, 2003: 141）。1993 年的 政治協商受制於國家資本流失的隱憂，而達成了不觸碰財產系統的協議；「臨時憲 法」必須承諾對違反人權的政治犯實行大赦，否則一旦穩定轉型的基礎不存在，

肯定導致經濟動蕩不安。早從民主轉型的談判開始，兩個族群的領導菁英就基於 國家眼前的總體利益而尋找平衡點。在整個轉型正義過程中亦是如此。例如真相 暨和解委員會成員的多族群組成，本身就是一種妥協，但也是和解的精神；而所 謂「用大赦換真相」，即是在「以白人為主的加害族群」獲得赦免的同時，也讓「以 黑人為多數的受害族群」獲得真相與平反的機會，如此保持兩個族群在得失之間

肯定導致經濟動蕩不安。早從民主轉型的談判開始，兩個族群的領導菁英就基於 國家眼前的總體利益而尋找平衡點。在整個轉型正義過程中亦是如此。例如真相 暨和解委員會成員的多族群組成，本身就是一種妥協，但也是和解的精神；而所 謂「用大赦換真相」，即是在「以白人為主的加害族群」獲得赦免的同時，也讓「以 黑人為多數的受害族群」獲得真相與平反的機會，如此保持兩個族群在得失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