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轉型正義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角色定位
第六節 綜合討論
從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轉型正義具有歷史時空脈絡上 的普遍性意義及特殊性意義。本節的第一項將探討其普遍性意義，而第二項則探 討其在各國的特殊性意義。
壹、 戰後全球歷史變遷與轉型正義的普遍性意義
以上五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經驗足以證明：二次戰後全球政經的變遷，對 於各國前壓迫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民主轉型的醞釀和發生、轉型正義的實踐，都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不論民主轉型的盛行，或者人權 正義的追求，都是歷史變遷下的必然性產物；就此脈絡而言，轉型正義對於二十 世紀後期的世界各國（特別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來說，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首先，1950 和 1960 年代，前壓迫體制的形成和發展，與東西對抗的冷戰格局 之間，具有莫大的關聯性。威權體制（包括種族隔離體制）的形成或發展，幾乎 都曾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支持；極權體制則都投入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 團。
就威權體制國家而言，在西班牙，美國為了避免共產勢力入侵伊比利半島，
除透過北約支持葡萄牙的威權政府外，也對未加入北約的佛朗哥獨裁政權，進行 經濟援助，以換取在西班牙設立軍事基地。在拉丁美洲，美國從 1950 年代起，就 援助一些拉丁美洲的軍人政權，以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並維護美國跨國公司的 利益；尤其 1959 年古巴革命之後，為了防範蘇聯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越演越烈，
美國更積極援助拉美的威權政府。在阿根廷，軍事獨裁政權在 1966 至 1983 年之 間長期取得執政地位，例如 1981 年的加爾鐵里政權，就有受到美國雷根政府的支 持，以軍事合作換取美國的經濟投資。在南非，美、英等西方集團國家，公然支 持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體制，以對抗受蘇聯支援的非洲民族運動，進而圍堵共產 主義的擴張，並維護西方跨國企業的投資利益。
另一方面，就極權體制國家而言，蘇聯透過軍事佔領和政變，分別控制東德 和捷克斯洛伐克，扶植她們成為其衛星國家，除了強迫加入經濟互助理事會之外，
也在軍事上將之納入華沙公約組織，以與西方陣營對峙並展開競爭；蘇聯支持衛
星國家的共產極權體制，不允許自由化變革，否則便出兵鎮壓，1968 年的「布拉 格之春」即是最著名的例子。
其次，1970 年代起，第三波民主化的醞釀和發生，與歐美經濟區域化、新保 護主義、後冷戰潮流的全球趨勢之間，也存在著因果關係。威權國家的民主轉型，
較常受到經濟區域化和新保護主義的影響；而極權國家民主轉型的主因，則是來 自蘇聯衰弱所引發的後冷戰潮流。
威權體制國家的部分，例如，西班牙的民主轉型，主要是受到世界性石油危 機的衝擊，以及經濟區域化潮流的影響；1970 年代的西班牙，為了加入歐洲共同 體以化解經濟危機，不得不遵循歐體的入會條件而實施民主化。阿根廷的民主轉 型，主要則是美國新保護主義的壓力所致；1980 年代，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 行要求拉美各國開放經濟，美國也向拉美各國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經改革，一轉 原先支持軍事獨裁政權的態度，和歐洲共同體共同抵制阿根廷發起的馬島戰爭，
終於導致其威權政府垮台。至於南非的民主轉型，主要為歐美新保護主義壓力所 促成；隨著後冷戰潮流，美國不再需要南非擔任非洲的反共代理人，1980 年代末，
美、英等西方國家，基於銀行和企業的投資利益，轉而全面反對種族隔離體制，
並要求威權政府讓步，以換取經濟穩定。
另一方面，極權體制國家的部分，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轉型，關鍵性 原因在於蘇聯的衰弱所引發的後冷戰潮流；當然，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和「赫爾 辛基最終議定書」，都有助於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民間反對勢力的發展，然而，東 歐之所以發生民主轉型的滾雪球效應，主要還是 1980 年代末，戈巴契夫宣布放棄 布里茲涅夫主義，甚至鼓勵東歐國家從事政經改革的結果。
第三，部分國家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出現了第二波的轉型正義運動，這可 能是受到後冷戰潮流和全球化趨勢的影響。進入後冷戰時代之後，隨著西方普世 價值贏得空前的勝利，既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鼓舞，又受到其他後進的新興民主 國家轉型正義經驗的激勵，這些民主轉型時間點較早的國家，不論其是否曾在民
主化初期實施過轉型正義，都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出現了第二波的轉型正義運 動。
舉例而言，1975 年轉型的西班牙，在民主化初期，選擇遺忘歷史，而不處理 加害者問題，也不從事真相調查工作；但到了 1990 年代後期，有民間團體開始去 重新實踐轉型正義，促使國會在 2002 年決議譴責了 1936 年的政變。又如 1983 年 轉型的阿根廷，起初採取「以大赦換取和解」的轉型正義模式；但到了 1990 年代，
在國際人權組織和民間人權運動的努力下，不僅成功起訴了多名軍官，政府的態 度也從 1995 年發生轉變，軍方甚至針對骯髒戰爭，公開地認錯道歉。
貳、 個別國家的生存發展與轉型正義的特殊性意義
從全球視野觀之，轉型正義固然擁有其普遍性意義，但對個別國家而言，轉 型正義亦具有特殊性的意義。民主轉型的盛行，和人權正義的追求，固然有其在 全球歷史變遷下的普遍性意義；然而，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除了建構自由民主 正當性的普遍性目標之外，落實在特定國家身上時，勢必還要顧及其特有的生存 發展問題的解決，而必須替該國整體政經合理化的目標而服務。正是由於兼顧了 這項特殊性，轉型正義在個別國家的實踐中，才會呈現出不同的風貌。
下頁的表 3-1 將西班牙、阿根廷、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南非等國家，在民主 轉型初期的轉型正義處理途徑，約略分為對加害者的處理、對受害者的處理、政 府真相調查等三大項目。
我們不難看出，這五個國家之間差異性最高的項目，應該是對加害者的處理。
後極權國家對加害者皆採取了具懲罰性質的處理途徑；其中，東德選擇司法起訴、
政府人事清查等方式，捷克斯洛伐克則實施了政府人事的清查。而後威權國家對 加害者的處理，大體上都傾向於赦免；其中，西班牙的赦免最為徹底，幾乎是既 往不究式的遺忘，而阿根廷則是在起訴面臨軍隊政變之虞的情況下，被迫改行大
赦的方式以換取和解，至於後種族隔離的南非，則採取了在坦承罪行的前提下赦
行動，以及右翼軍隊的政變威脅，外有加入歐洲共同體的壓力。這些情勢，迫使 政府不得不以政治妥協換取短暫的社會和解。
在阿根廷，「改造軍民關係」是其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因為她必需杜絕軍人 政變的傳統，才能鞏固民主。1980 年代初，軍民之間必需盡量和諧，才能團結全 國以應付經濟危機，同時軍費支出必需刪減，方能紓緩外債與財政危機。1980 年 代末，冷戰結束、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軍隊的國際角色因而面臨轉型。
在東德，「促進國家統合」是其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因為東德民主化之初，
西德政治菁英便積極介入東德首次民主選舉，以搶佔共黨垮台後的權力真空。而 東德民眾也希望與富有的西德合併，以擺脫惡劣的經濟情況。同時整個德意志民 族主觀上也普遍期待統一，以恢復遭冷戰裂解的民族榮耀。此外，對於統一後的 德國來說，當務之急則是要確保國家政經整合，並增進國民意識之團結。
在捷克斯洛伐克，「實現民族自主」是其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因為長久以來，
捷克、斯洛伐克兩大民族，雖都渴望建立自主國家，但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民族認 同始終未能有效凝聚，民族之間合作或分裂，都取決於安全或利益之考量。1990 年的民主化，意味著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共同掙脫外導型的共黨統治；1993 年的和 平分裂，則顯然是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基於利益衝突而追求自主的結果。
在南非，「增進種族和解」是其轉型正義的角色定位。因為 1990 年代，為了 紓解總體生產性投資不足的問題，南非不得不設法緩和種族對立的情勢，及其衍 生的暴力事件，以穩定投資環境、吸引西方資金。此外政府若要應付財政赤字，
就要設法讓白人願意持續負擔大部份稅收，也讓黑人暫時擱置資源重分配的正義 訴求。上述國家政經目標，都需要種族和解的局面，才有機會達成。
這五國經驗，雖然彰顯轉型正義角色定位的特殊性，卻也透漏其共通之處：
塑造自由民主正當性、建立共同體。因為不論是重建和平秩序、改造軍民關係、
促進國家統合、實現民族自主，或是增進種族和解，顯然都是在設法化解威權或 極權社會過去的分裂與衝突，以達成民主國家未來之團結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