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保護主義、後冷戰潮流與威權體制的轉型，1984~1996

壹、 美國新保護主義壓力下台灣的政經自由化

一、 美國新保護主義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

1970 年代中期後，歐美新保護主義即逐漸增強。由於美元被長期高估、慢性 的貿易赤字、生產競爭力相對衰退，損害了美國內部對多邊開放貿易的共識；加 上 1973 年以來兩次石油危機的衝擊，直接促使已開發國家新保護主義和經濟區域 化的發展。新保護主義者不只希望免除國內市場的外國競爭，也要求政府協助打 破海外市場的外國障礙（Spero, 1994: 89-92）。為達此目的，除要求新興工業化國 家放棄新重商主義，實施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外，也促進這些威權國家的政治民 主化，以弱化威權政府，並增加能結盟的民間夥伴（蕭全政，1995：17-20）。

1970 年代中期後，美國新保護主義的發展，促成台灣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

1970 年代的國際孤立使台灣對外貿易始終以美國為主要市場，導致 1970 年代中期 後，台灣開始對美保持逐漸擴大的貿易順差。儘管台灣自 1976 年後每年派遣至少 一次的對美特別採購團，但對美貿易順差仍不斷擴大。美國遂利用台灣對美經濟 高度依賴的特性，經由貿易諮商談判而要求台灣開放市場並升值新台幣。尤其 1984 年美國修改「貿易暨關稅法」（the Trade and Tariffs Act），將原本強調的「自由貿 易」（free trade）精神改為「公平貿易」（fair trade），要求普遍化優惠關稅（GSP）

的受惠國必須開放市場、保護美國智慧財產權，並保護勞工權益，否則將面臨三

○一條款及取消 GSP 待遇等制裁性的威脅。1988 年，美國公佈其「綜合貿易及競

爭力法」（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台灣更面對超級三

○一與特別三○一的威脅。在美方壓力下，政府於 1984 年推動「經濟自由化、國 際化與制度化」，關稅被迫大幅降低，新台幣被迫升值，導致台灣經濟秩序紊亂（蕭 全政，1995：18-19）。

外來經貿衝擊下的台灣經濟社會面臨價格、成本與市場三重擠壓，企業部門 轉而挑戰威權政府，並提出各項訴求，卻也加速台灣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首 先是貿易自由化。企業部門要求政府解除外匯管制、准許對外投資及與社會主義 國家間貿易。這是因為，在既要分散對美市場依賴，又面臨日本非關稅障礙與歐 洲保護主義的情況下，有必要設法拓展東歐、蘇聯和大陸的市場，並加強對美國、

東南亞與大陸的投資（蕭全政，1995：19）。其次是金融自由化。1989 年 7 月銀行 法修正後，政府讓銀行利率完全自由化，並陸續開放民營銀行設立、融資融券業 務及票券公司的設立。第三是公營事業民營化。民間之所以要求將公營事業移轉 民營，一方面是對上游公營產業的無效率與汲取性訂價政策，造成下游民間產業 外部不經濟的反彈；另一方面，也是民間產業隨著經濟發展而累積、擴張到一定 規模後，基於生產之合理性，自然會產生涉入上游產業生產活動之需求，以降低 生產成本，掌握生產原料與投入的來源，並擴大經濟規模，降低生產風險（吳若 予，1992：182）。1989 年 7 月，行政院成立「公營事業民化推動小組」。1991 年 政府因而制訂公平交易法，規定公營事業不得再享有市場特權。

二、 民間社會的改革壓力與台灣的政治自由化

1970 年代起，台灣民間社會陸續出現具規模的政治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在 美國新保護主義者支持下，促成了台灣的政治自由化，也加速民主化的進程。1970 年代初，外交挫敗與民間經濟力擴張下，民間社會開始出現政治、經濟、司法等 方面改革的呼聲。1971 年，為回應尼克森訪中而引發的台灣地位危機，長老教會 發表「國是聲明」，主張台灣前途應由住民自決。1970 年代中期後，黨外政論雜誌 和鄉土文學論戰的出現，顯示市民社會對威權政府的挑戰，開始觸及省籍權力分

配、階級利益差距、政經主體性等實存政經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層面（蕭全政，2001：

72）。1977 年，中壢事件替黨外運動樹立新界碑。台美斷交後，1979 年底爆發美 麗島事件，黨外運動對政府的抗爭達到高潮。1986 年，政治反對勢力以黨外「公 政會」為基礎，成立民主進步黨。社會運動方面，長期被新重商主義政策下快速 發展所壓抑的社會問題，因 1980 年代起威權體制的鬆動而爆發出來。消費者保護、

農民、工人、環境保護等社會團體，透過各種自力救濟，或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或與政治反對運動合流，對威權政府提出各樣挑戰。

事實上，這些政治反對運動及社會運動的發展，和來自美國的干預密切相關。

自 1977 年中壢事件後，美國即不斷以人權關懷為由聲援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1980 年代後，美國國務院與國會對台灣的戒嚴批評特別嚴厲。1984 年修改的貿易關稅 法則對工運產生鼓勵作用。至於 1986 年民進黨的成立，亦是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 對國內政治反對運動長期接觸與支持下間接促成的（蕭全政，1995：19）。在美國 新保護主義與國內民間社會的壓力下，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過世前，台灣解除 戒嚴、解除外匯管制、容許對外投資、准許和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並 開放大陸探親。

貳、 後冷戰潮流中台灣威權政經體制的轉型

一、 「一個中國」原則的徹底鬆動

台灣的國際孤立，就像其威權體制一樣，使朝野各界蒙受不同的政經利害得 失，並導致強烈的隱性（latent）政經衝突。台灣威權體制隱含省籍間權力分配不 均，而在相關對外政策及新重商主義政策上，也表現某種偏斜的關係。另一方面，

台灣的國際孤立，不但給一般人民帶來諸多不便與困擾，對企業界影響尤深，他 們在對外投資或從事經貿時，必須面對實質的負擔與更高的成本。對台灣整體而 言，國際孤立除增加面對美國新保護主義時的調整壓力外，更使台灣變成政治風

險很高的地區之一。1980 年代中期後世界性經濟區域主義的發展，及後冷戰時代 的國際政經挑戰，更使台灣必須為其生存而奮鬥（蕭全政，2001：74-75）。

蔣經國的政治自由化和經濟國際化，不僅沒有充分化解美國新保護主義與其 所觸動反新重商主義的壓力，卻反而讓台灣的國際政治孤立和國內的威權體制顯 得更加不合理。從市民社會角度看，1987 年解嚴之後，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

結社、遊行等權利，已得到充分保障。社會運動得以興盛，人民團體也迅速繁衍。

這些市民社會的變動，讓經濟社會、政治社會很快就產生連動的變化。從經濟社 會角度看，1987 年解除外匯管制、允許對外投資後，台灣企業迅速對外擴張，特 別是東南亞。企業外移與分散國際市場，固然是美國新保護主義衝擊下的必要反 應，但企業外移卻帶來產業空洞化的疑慮，並增加勞資糾紛、失業問題。這不僅 促進社會運動的發展，也讓政治反對運動更有機會與之結合而壯大，最後帶動政 治社會的活絡（蕭全政，2004：13-16）。因此，政治自由化只是更突顯威權體制的 不合理，而經濟國際化則反映國際政治孤立的負面效應，威權體制和國際政治孤 立，因而成為台灣亟待突破的兩個瓶頸。

既然國際孤立是因「一個中國」原則而起，而整個威權體制又是以隱含「一 個中國」原則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基礎。整個突破國際孤立和解構威權體 制的變革過程，就必然涉及「一個中國」原則的調整，而且涉及與「一個中國」

原則相關的不同政黨、不同流派及社會上不同政經勢力或選民間的聯合與衝突（蕭 全政，2004：17）。1988 年即任總統後，李登輝開始嘗試以「務實外交」跨越過去

「彈性外交」所無法突破的「漢賊不兩立」名稱底線，結果證明獲得絕大多數人 民的支持。1990 年 2 月又贏得國民黨內依省籍和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強硬派或 溫和派為分野而展開的總統候選人提名之爭。1990 年 5 月 20 日，李登輝於就職演 說中宣佈將在一年內結束動員戡亂時期。至此，傳統上強調「漢賊不兩立」的「一 個中國」原則已徹底被鬆動。因為動員戡亂的終結，即表示臨時條款的失效，亦 表示承認中共為對等的政治實體（蕭全政，1996：294-297）。

二、 威權政經體制的轉型與「去內戰化」

以調整「一個中國」原則為核心的威權轉型過程中，李登輝的基本策略，似 乎是以本土化結合國際化而「去內戰化」，並使台灣變成一個正常國家，雖然仍以

「中華民國」為名。在操作策略上，他以務實外交推動台灣的政經國際化，並以 六年國家建設和徹底的政治民主化，強化台灣的政經主體性，務實地面對中共（蕭 全政，2004：17）。

政經國際化方面，務實外交的推動，使台灣能開拓國際生存空間，並重返國 際組織。1988 年 4 月，李登輝派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到馬尼拉參加亞銀年會，結 束兩年來因亞銀擅自更改中華民國會籍名稱而採取的缺席抗議。1989 年 5 月 1 日，

甚至派遣財政部長郭婉容領隊至北京參加亞銀年會，儘管許多人認為此舉已違反

「三不」政策。但這正是李登輝超越「彈性外交」最後底線的開始。此外台灣亦 努力和菲律賓及其他非邦交國家接觸，尋求突破雙方關係的作法。1989 年 3 月，

李登輝走訪當時被認為是兩岸最佳橋樑的李光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 1989 年 內，台灣陸續和格里納達（Grenada）、巴哈馬（the Bahamas）、賴比瑞亞（Liberia）、

貝里茲（Belize）建交；其中，格里納達的個案被認為是首度在測試雙重承認的可 能性。1990 年元月，政府以「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關稅領域」名義，申請加 入 GATT（蕭全政，2001：76）。1991 年 11 月，台灣、香港和中共，同時加入 APEC。

1993 年後，更有重返聯合國、南向政策、渡假外交與破冰之旅等措施（蕭全政，

1993 年後，更有重返聯合國、南向政策、渡假外交與破冰之旅等措施（蕭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