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和解、南北對抗與威權體制的軟性調整，1971~1984

壹、 東西和解、南北對抗與台灣的國際政經危機

一、 東西和解與台灣的外交挫敗

1970 年代美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隨著東西和解的國際趨勢，台灣在東西對 抗中的策略性地位因而弱化，導致一連串的外交挫敗。

美國在尼克森和季辛吉領導下的主要外交目標是，和美國最主要的敵人蘇聯 建立較為穩定的關係。美國同時企圖在對其國際地位和威望傷害最小的情況下，

擺脫不得民心的越戰泥沼。美國認為，降低美國和中共之間的敵對狀況，將有助 於達到這些目標（Clough, 1987: 32-33）。1969 年，尼克森發表「關島宣言」（the Guam Doctrine），宣佈越戰越南化，並強調以談判代替對抗；1971 年 7 月，宣佈訪問中 共以追求關係正常化。1971 年 10 月，「中國代表權」問題在聯合國中被重新提出，

我國政府在情勢不利下宣佈退出聯合國。1972 年 2 月，尼克森訪問大陸，2 月 27 日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宣稱美國承認中國只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樂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因此終會將駐台的基地和 部隊撤離。這象徵台灣不再是圍堵中共的重要一環。3 月 13 日，英國與中共聯合 聲明其外交關係升為大使級。9 月底，日本亦與中共建交。台美之間的外交關係，

則維繫到 1979 年 1 月 1 日才正式廢除。

儘管如此，在 1970 年代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台灣逐漸被迫切斷與幾乎所有西 方國家間的外交關係，變成世界上最為孤立的國家之一。

二、 南北對抗與世界性石油危機的衝擊

1973 年以來體現南北對抗的兩次世界性石油危機，加上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

連串的外交挫敗，造成 1970 年代初台灣的通貨膨漲、大量失業、資金外流等經濟 危機。

1973 年 10 月 8 日，石油生產國組成的 OPEC 企圖與石油公司達成調漲石油價 格的協商，但第四次以阿戰爭已在會商前兩天爆發，頓使 OPEC 的阿拉伯會員國 團結起來，與支持以色列的石油公司及消費國做經濟上的對抗，石油價格因而大 幅調漲，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則肇因於 1978 年伊朗革命阻斷該 國的石油輸出，加上消費國預期未來供給不足而增加存貨，再次造成世界油價狂 飆（Spero, 1994: 286-290, 292-299）。

石油危機不僅帶動國內通貨膨脹，令原料成本上漲，其所引起的世界經濟景 氣衰退，更使出口貿易大受影響。此外 1960 年開始的「發展年代」雖造就少數新 興工業化國家，但大部份發展中國家仍苦於貧窮與失業的壓力。台灣雖躍身為新 興工業化國家，然而，除了石油危機使大量跨國公司資本流往工資低廉的發展中 國家，使台灣面對激烈的資金競爭之外，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也帶給台灣出口 競爭的壓力。另一方面，一連串的外交重挫，使外商投資停止，出口市場亦產生 波動（蕭全政，1989：76-77；吳若予，1992：151-154）。

綜合而言，1970 年代台灣受到石油危機和外交挫敗的衝擊，出現外來資金及 技術外流、原料成本上漲，以及出口市場波動等經濟問題。

貳、 「一個中國」原則與威權政經體制的軟性調整

一、 「一個中國」原則的軟性調整

台灣之所以在 1970 年代被迫退出聯合國，及後續的絕大多數其他國際組織，

實在與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對中國政策態度改變的情況下，仍堅守「漢賊不兩立」

的「一個中國」原則大有關係。因此，當 1970 年代初「一個中國」原則不斷在國 際間受挫之後，政府曾對國內層面的「一個中國」原則進行軟性調整，而進行局

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外交政策上，蔣經國也提出以台灣經貿實力為支撐的「彈 性外交」；不但增加對小國的經濟援助以換取外交承認或支持，也支持雷根的加勒 比海計畫（the 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和紓解拉美外債危機的布萊迪計畫（the Brady Plan）。

然而，不論國內或國際層面的軟性調整，都沒觸及最稱根本的「一個中國」

原則。政府仍主張主權和管轄權及於大陸、臨時條款有效，而且對大陸維持三不 政策；同時，政府仍禁止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往來，而且在「漢賊不兩立」

的原則下，斷絕與任何承認中共政權者間的外交關係。因此，以戒嚴和戡亂體制 為基礎的「一個中國」原則，仍從根本上界定政府與社會間關係、社會間政經勢 力的形構，及政府的政策導向（蕭全政，1996：288, 292；蕭全政，2001：71）。

二、 威權政經體制的「本土化」改革

1970 年代初，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令台灣威權體制面臨嚴峻的政治正當性危 機，石油危機也引發資本積累危機。為了化解政經危機，蔣經國在 1972 年接任行 政院長後即推出一系列的政經「本土化」改革。

面對美國外部支持的大幅後退，政府以強化社會內部正當性的方式加以因應

（若林正丈，2004：254），企圖以政治改革來強化政府受損的政治正當性。首先 是推動行政革新。指派更多台籍人士擔任黨政要職，政治權力日漸為外省籍及本 省籍人士共享。但即便到了 1987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內閣、立法院等機構的重 要職位，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為外省籍人士所把持；在國民黨中常會中，外省籍人 士仍占了三十一席中的十七席，比例為 55%；而內閣中較有份量的部長職位，如 國防、外交、財政、經濟、教育等，仍掌握在外省籍人士手中（田弘茂，1992：

54）。除開放黨政職位外，選舉也較前時期更具開放性。在 1972 年後的中央民代 增補選中，逐步增加選自台灣地區的名額。此外政府對社會反對勢力的壓制行動 減弱，法治色彩則越來越濃。政治體制從所謂剛性威權體制（hard authoritarianism）

轉型為柔性威權體制（soft authoritarianism） （Winckler, 1984）。

其次是改善農業部門和勞工階層的交易條件與生活條件。1972 年 9 月，政府 實行「加速農村建設方案」，強調廢除汲取性稻米政策，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加強 基本公共投資，增加農業利潤以重建農村地區，以扭轉農業部門因剩餘過度被擠 壓而顯現的疲態（蕭全政，1989：77, 79）。另外，1984 年 7 月，政府頒布勞基法，

則對勞工的權益賦予新的保障。

除了政治改革之外，政府強調「以經濟代替政治」，而發展與西方陣營國家間 之實質關係。因此，在經濟上開始推動體現台灣整體性和主體性的本土化政策（蕭 全政，2001：70）。首先，在國營企業及公共投資主導下推動「十大建設」。1973 年的石油危機之所以造成失業增加、通貨膨脹、資金外流等偌大衝擊，實因台灣 經濟體制高度依賴能源進口，且以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的中小企業為特色。1960 年 代的加工出口主要是低附加價值的產品，易受到其他開發中國家的產品競爭而影 響出口市場。為解決此問題，政府強調發展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基本工業，如 鋼鐵、石化、電器、電子、精密機械等。「十大建設」一方面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 基礎設施，另方面也提供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所需之耐久性消費財、加工原料，

使這些生產所需物資不必依賴進口（吳若予，1992：154-166）。

其次，1978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1979 年政府先後宣布十二項經濟建設。

主要目標在於加強中小企業融資，幫助企業界從事研究發展工作，開始推動經濟 自由化、國際化，採取彈性外交，並分散對美日貿易等。更重要的是，政府加強 外資的引進，並容許歐美銀行在台投資，企圖引進國際利益而讓台灣的安危變成 國際的安危，即以「台灣問題的國際化」來確保台灣的安全。

第三，提倡產業升級。1980 年設立新竹科學園區，發展策略性工業，使電子 業發展為出口大宗。另外，自 1970 年即成立的外貿協會，促使外貿不斷擴張，至 1980 年，我國已成為全世界第十六大出口國，對外經濟關係逐漸取代外交關係而 成為國家安全的基礎（蕭全政，1989：78-80）。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成功 地抒解 1970 年代台灣所面臨國際孤立、石油危機等外來衝擊，並替 1980 年代後

累積大量外匯存底奠下基礎。

三、 美麗島事件

儘管台灣威權體制於 1970 年代進行了「本土化」的軟性調整，使政府對社會 反對勢力的壓制相對減弱。然而，政府為控制民間社會而侵犯人權之作為，卻未 完全停歇，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就是最佳例證。

「黨外」勢力從 1970 年代的「本土化」改革中獲得全國性擴張的契機。繼 1969 年舉行首次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後，自 1972 年起，政府即對增額中央民代進行定期 改選。1975 年，中央民代改選時，「黨外」超越地方層次，開始產生鬆散合作的關 係。1977 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過程中，「黨外」首次進行全島串連，選舉結果得 到了空前的佳績，使「黨外」陣營更為鞏固。此外 1977 年選舉所引發的中壢事件，

政府並未鎮壓抗議群眾，更激勵「黨外」運動朝基進方向發展（湯志傑，2007：

91-93, 96）。1978 年 11 月 12 日，美國宣佈隔年起與中共建交，蔣經國遂以國家安 全為由，以緊急命令中止中央民代之改選，但未宣布延遲期限。「黨外」在發展受 阻於體制外的情況下，1979 年後轉以室外集會、街頭群眾運動為主（陳儀深，2004：

444）。1979 年 1 月 21 日，政府以「知匪不報」逮捕余登發父子，被解讀為全面鎮 壓反對勢力之訊號，「黨外」則堅持以積極對抗的基進路線因應之。5 月《美麗島》

雜誌成立，8 月創刊發行雜誌後，更在全國各地設立分社、服務處，並舉辦演講會，

儼然一「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1999）。

當「黨外」運動逐步升高到全國層次，並且組織化、基進化的同時，政府對 反對運動的態度，則從一開始的忍讓，到後來決定鎮壓。這受到國內外政經條件 變遷的制約。1970 年代初期至中期，為了專心應付外交挫敗所帶來的統治正當性 危機，以及世界石油危機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危機，政府偏好社會內部維持和諧、

當「黨外」運動逐步升高到全國層次，並且組織化、基進化的同時，政府對 反對運動的態度，則從一開始的忍讓，到後來決定鎮壓。這受到國內外政經條件 變遷的制約。1970 年代初期至中期，為了專心應付外交挫敗所帶來的統治正當性 危機，以及世界石油危機所造成的資本積累危機，政府偏好社會內部維持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