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指出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是東亞國家的政治文化和以出口 成長為策略的發展政策，包括重視私人關係的裙帶資本主義、以銀行資金促進產 業發展造成對銀行過度依賴和不當授信，以及採取盯住美元並低估本幣的匯率政 策(Noble and Ravenhill, 2000)誘發「雙重錯置」；有些則認為是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東亞國家金融部門去管制的作為，使其暴露在國際資本快速流動所帶來 的風險下(Kawai, 1999)。Hamilton-Hart 認為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成 分(Hamilton-Hart, 2008)。不論研究者強調哪一種因素造成亞洲金融危機，對於避 免未來再次發生金融危機的建議，多指向東亞經濟體應該進行貨幣匯率合作，維 持區域內貨幣匯率穩定。
然而，國際貨幣合作並不容易達成。Cohen 指出維持匯率穩定、維持資本流動
性以及保有貨幣政策自主性，是各經濟體重要的政策目標，但這三個目標彼此之 間卻存在矛盾，難以同時滿足，通常在貨幣危機發生時，受創經濟體為了維持匯 率穩定，會較為願意促成國際貨幣合作，一旦危機過去，以集體行動維持匯率穩 定的急迫性和壓力逐漸消褪，經濟體就會偏好維持資本流動性和保有貨幣政策自 主性(Cohen, 1993; Cohen, 2008)。同此理，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成為催化劑，促成 了東亞經濟體間的金融合作。儘管東協領袖峰會在2003 年批准金融整合路線圖，
將建立東協共同貨幣當作目標，「東協加三」和中日韓三國亦分別將發展貨幣聯盟 作為長期目標，不過，區域貨幣合作所涉及的矛盾則使這方面的合作尚處於研究 階段，並無具體進展。這裡將介紹既有文獻對東亞匯率體制合作之建議，分析這 些合作方案所欲處理的東亞經濟體匯率體制缺失，及其促進區域匯率體制合作的 策略，同時也嘗試指出，相關建議忽略深入分析中日美三國在其整體政經脈絡下 形成的政策偏好，亦較缺乏對未來東亞地區匯率體制發展圖像之預測。本研究將 在第四章進一步分析全球經濟體系變遷，以及中日美三國在歷史結構脈絡下的政 策偏好，據以提出對當前匯率合作推展情況和未來發展之解釋與預測。
對東亞貨幣合作之建議方案
既有文獻對於東亞各經濟體（主要包括泰、馬、菲、印、新東協五國以及中 日韓三國及香港，儘管台灣在經濟上是適當的合作對象，但有政治方面的因素阻 礙台灣參與東亞金融合作）匯率體制的選擇有許多建議。美國的建議是兩極化的 解決方案(two-corner solution)，即完全浮動匯率或固定匯率；另也有學者提出落在 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匯率體制方案，這些建議可以區分為六類，包括：自由浮動、
貨幣聯盟、美元本位、盯住貨幣籃、亞洲貨幣單位以及貨幣政策協調(Cohen, 2008)；
但嚴格來說，貨幣政策協調並未主張一種明確的匯率體制。六種建議各著重對不 同問題的回應，因此也有不同的優缺點，例如：自由浮動匯率的主張，強調外匯 市場機制自會根據國際收支的流動達到貨幣價格均衡，使進行貨幣投機攻擊無利 可圖，自能避免貨幣危機，同時經濟體也可藉著自由的資本流動吸引外人投資，
並保有貨幣政策自主性，缺點則是匯率波動較不穩定；而主張東亞經濟體建立貨 幣聯盟者，著重使用區域共同貨幣在穩定匯率、促進經貿整合方面的益處，但勢 必犧牲各自的貨幣政策自主性以換取匯率穩定；建議鞏固東亞美元本位者，著眼 當前東亞美元本位促進出口成長的策略，其缺陷係必須承擔東亞貨幣與美元以外 其他主要國際貨幣（如：日圓）之間的匯率波動問題；建議東亞經濟體採取盯住 一籃子貨幣者，目標在提升東亞貨幣與美元、日圓和歐元三種主要貨幣之間的匯 率連動，彌補東亞美元本位體制的缺點，但東亞合作伙伴並不容易對貨幣籃權重 的安排達成一致；建議創造亞洲貨幣單位則是根據歐洲貨幣整合的經驗，以此為 走向貨幣聯盟的過渡工具，強調以市場的接受程度來決定整合的速度，但同樣需 面對構成亞洲貨幣單位的各貨幣權重配置問題，以及亞洲貨幣單位與美元等主要 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建議採取貨幣政策協調者，則主要是降低貨幣合作的強度，
保持各經濟體之總體經濟政策自主性，缺點則是各伙伴對貨幣主權的考量會影響 合作效率。以下進一步介紹盯住主要貨幣構成之貨幣籃、亞洲貨幣單位以及鞏固 東亞美元本位之優缺點，分析相關建議所著重的政策目標和合作策略。
集體盯住 G-3 貨幣籃
東亞國家實質上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被認為是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成 因，建議東亞國家共同採取盯住 G-3 貨幣籃（由美元、歐元和日圓構成）正是對 此政策的檢討。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主要有兩點缺失：一方面因為政府採取固定 匯率政策為市場吸收匯率波動的風險，導致銀行與企業借入大量美元外債，卻並 未採取外匯避險措施，在外匯準備水位不高的情況下，一旦本幣遭到投機攻擊而 大幅貶值，恐慌就引起國內債務人拋售本幣以兌換美元，加深本幣貶值幅度，更 使外債膨脹，銀行與企業債務問題加劇。另一方面，盯住美元匯率雖可使東亞國 家貨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但卻也必須面對隨著美元一同對其他主要貨幣（如歐元、
日圓）匯率波動，特別是隨著美元升值時，會對其他地區的出口貿易活動有負面 影響。Williamson(Williamson, 1999)和 Kawai(Kawai, 2004; Kawai, 2007)建議東亞國
家匯率盯住G-3 貨幣籃即是針對後者所提出。
Kawai 利用 Frankel and Wei 所建立的方法，觀察東亞國家貨幣和美元匯率變動 的關係，並以瑞士法郎對美元匯率變動的趨勢為比較基準，指出東亞國家貨幣與 美元匯率變動情形接近一致，亦即東亞國家在金融危機發生前實質地操作著盯住 美元的匯率政策(Kawai, 2007)。這一政策使得東亞國家貨幣自 1995 年起在實質基 礎上被高估，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的通膨率一向比先進國家高，再者，隨著美元 對日圓和德國馬克升值（日圓在 1995 年大幅貶值），盯住美元的東亞國家貨幣，
也就跟著對這兩種主要貨幣升值，其結果是新興東亞國家出口方面的價格競爭力 惡化，經濟活動成長趨緩，企業償債能力被削弱，不良授信問題就更為突出。這 個問題的癥結是：東亞國家貨幣匯率盯住美元並不合理。Kawai 指出東亞國家商業 循環與美國並不相近，反而與日本的商業循環較為連動，且東亞國家對外貿易和 投資已經發展了多元的關係，其與美國、歐盟和日本在貿易和投資（外國人直接 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方面的關係同等重要(Kawai, 2007)，這也代 表東亞國家貨幣對美元、歐元和日圓的匯率波動同樣值得關切，單獨盯住美元的 匯率政策，將使東亞國家貨幣與日圓和歐元間的匯率並未反映合理價格。
因此，Williamson 和 Kawai 主張東亞國家穩定區域內匯率的適當作法，應是 共同盯住由美元、歐元和日圓組成的G-3 貨幣籃。Williamson 主張東亞國家集體盯 住共同的G-3 貨幣籃（美元、歐元和日圓權重相同），則區域外國家的匯率變動便 不會影響區域內國家的貿易關係，並且因為盯住共同貨幣籃而使區域內國家匯率 變動趨同，有助於進一步走向貨幣聯盟(Williamson, 1999)。Kawai 則主張東亞國家 初期可以採取相似的貨幣籃，同樣由美元、歐元和日圓組成貨幣籃，但籃中貨幣 的權重分配，由個別東亞國家依據其與美、歐、日三國的貿易關係、FDI 來源重要 性，以及美元、歐元和日圓作為國際儲備的吸引力，來做決定，使各國仍可保有 依據本身需要進行政策調整的自主空間；之後，根據歐洲逐步走向貨幣整合的經 驗，進一步仿照歐洲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建立亞洲匯率機
制，藉以設定中心匯率並加強政策協調，使東亞區域內匯率變動趨於穩定，最後 為發展為亞洲貨幣聯盟作準備(Kawai, 2007; Kawai, 2010)。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共同採用G-3 貨幣籃作為東亞國家匯率錨（anchor）的意 義，除了矯正盯住美元政策所面臨對日圓和歐元的匯率波動外，理論上，也會因 為使區域內各國匯率與日圓匯率連動性升高，而促進區域內國家與日本的貿易和 投資關係，以及使用日圓進行貿易與投資的吸引力，這代表了構築日圓圈（yen block）(Kawai, 2007)。2001 年 1 月在神戶舉行的亞歐高峰會（Asia-Europe Meeting, ASEM）中，日本和法國財政部官員跟隨 Williamson 的建議提出了以 G-3 貨幣籃 作為東亞區域貨幣錨的安排(Adams and Semblat, 2004)，可以認為是反映了日本官 方對東亞區域貨幣安排的政策偏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走向發展共同貨幣，
則必要時即需要在外匯市場進行聯合干預以維持目標匯率，因而需要大量短期流 動性，這就使得區域匯率體制安排的議題與緊急流動性供應議題相連結，CMIM 協議即可能為將來進一步發展亞洲共同貨幣作準備，不過，這一可能性被「東協 加三」成員有意地模糊看待(Yu, 2007)。
建立平行貨幣作為亞洲貨幣單位
也有反對東亞國家共同盯住 G-3 貨幣籃的意見，主張在採取浮動匯率的情況 下，也能達到促進區域內經貿與金融整合，並逐步走向貨幣聯盟的途徑：建立平 行貨幣做為亞洲貨幣單位。Eichengreen 主張在高度資本流動的世界，採取盯住共
也有反對東亞國家共同盯住 G-3 貨幣籃的意見，主張在採取浮動匯率的情況 下，也能達到促進區域內經貿與金融整合，並逐步走向貨幣聯盟的途徑：建立平 行貨幣做為亞洲貨幣單位。Eichengreen 主張在高度資本流動的世界，採取盯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