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影響不大，其從亞洲鄰國的慘痛經驗中再度確認的 是謹慎金融監管的重要性，故中國總理溫家寶一再稱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堅持在 主動、漸進和可控的原則上進行。此外，雖然亞洲金融危機也揭露東亞國家盯住 美元匯率所招致的風險，使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共同認識到，建立區域貨幣單位 以穩定區內匯率和取代美元在東亞地位之益處，故於2006 年中日韓三國峰會中同 意建立區域共同貨幣為長遠目標。然而，直到2008 年美元在新一波全球金融危機
中大幅貶值，中國才表現出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一事應該提上議程，如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倫敦舉行 G20 峰會之前發表文章，呼籲進行以超主權貨幣取代 美元國際準備貨幣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並稱此超主權貨幣可為國際貨幣基 金所發行之特別提款權。(周小川 2009)換言之，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對於 盯住美元匯率所帶來的問題，中國有工具可在維持資本帳管制和人民幣兌美元匯 率穩定的前提下加以應對，例如採取和新加坡類似的對策，成立主權基金從事海 外投資以抑制國內基礎貨幣大增和調節通膨壓力。不過，對於採取東亞美元本位 體系對美元過度依賴的東亞國家，因美元貶值造成外匯準備價值縮水的問題，除 了以其他貨幣取代美元的交易媒介和價值儲存功能，別無他法。因此，中國和其 他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正是，究竟以哪一種貨幣取代美元？走向區域共同貨幣 或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區域貨幣合作策略的選擇需適應中國經濟發展戰略
中國對外交往時常以核心利益指稱極其重要而不能讓步的利益所在，而根據 2010 年中國國務院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對核心利益之定義，除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係屬核心利益之外，維持經濟持續發展的保障也是其核心利益，這就表 明維持經濟持續發展是和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佔有同樣重要的戰略位階。進一步 來看，雖然穩定匯率和避免美元外匯準備在美元貶值趨勢中價值縮水，是所有東 亞債權國共同面對的問題，也是推動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利益所在，但在此之外，
中國面對自身的發展問題據有更高的戰略地位，因此，與人民幣匯率改革時程相 關聯的東亞貨幣合作必然須與經濟發展需求相配合。從其經濟發展整體脈絡來 看，中國已來到由出口成長向內需成長轉型的階段，美國和歐洲市場在此次金融 危機中明顯萎縮，更使中國對轉向內需成長型經濟感到迫切；一如2011 年中國國 務院發表的第十二個五年計畫所揭示，中國將尋求經濟發展由出口成長走向內需 成長模式。
然而，在此經濟轉型銜接的過程中，由於內需市場尚未培養起來，故一方面
要維持出口拉動成長的力道，則維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穩定仍是不變的政策方 針，任何躁動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變革不會是短期中國匯率政策的選項；另一方面，
發展國內金融市場和引進外資投資，可建立有效率之資源分配機制，同時也是推 助國內市場成長的重要資源，故開放資本帳和金融市場是必然政策走向，惟關鍵 在資本帳戶和金融市場管制的收放如何配合經濟發展需求。換句話說，東亞區域 貨幣合作之推展與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有密切關係，是據有中國核心利益戰略高度 的議題，須放在維持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戰略脈絡中去推敲，自然地，改革既有 國際貨幣體系所能獲得的益處和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必須在整體發展戰略中去考 量。
走向東亞共同貨幣或人民幣國際化？
上一節介紹的三種區域貨幣合作方案中，主張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集體 盯住美元這一方案，根本上不要求中國改革其匯率政策，因為中國雖宣稱於 2005 年 7 月改採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政策，但由人民幣匯率與美元匯率高度連動的 情況來看，中國實際上仍採取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東亞國家集體盯住美元這一 方案的主要成本，在於日本為換取協同維持日圓兌美元匯率穩定而需與美國進行 條件交換的約定。故若依據McKinnon and Ohno 呼籲東亞國家集體盯住美元的主 張，對日本而言成本是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對本土產業造成的衝擊，對美國而言其 成本則是以契約化的方式允許東亞國家貨幣盯住美元，亦即接受失去由匯率變動 來平衡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對中國而言，其採取此方案毫無額外成本，而其最 大益處在於維持所有東亞本幣兌美元匯率穩定，從而穩定彼此對外貿易的價格競 爭力因素，在此條件下，中國可按其經濟發展需求安排人民幣匯率改革議程，即 如戴相龍等人所主張，先進行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再逐步推動人民幣匯改和資本帳 戶鬆綁(張斌、何帆，2006; 張宇燕、張靜春，2008; 戴相龍，2009a; 戴相龍，2009b)。
不過，東亞國家集體盯住美元並未能處理當前東亞美元本位體系面臨美元貶值造 成外匯準備價值縮水的問題。更不用說，令日本和美國接受東亞國家集體盯住美
元的安排在政治上亦即為困難，尤其是在美國國債高築、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現 狀下，此方案可謂幾無可能實現。
再來看中國對東亞國家共同盯住 G-3 貨幣籃一案的可能立場。由盯住 G-3 貨 幣籃方案的立論基礎來看，東亞國家改盯住 G-3 貨幣籃，可避免日圓兌美元貶值 對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貿易價格競爭力帶來衝擊，並有助東亞國家增加以日圓和 歐元進行貿易的比重，和分散外匯準備。不過，在政治層面上，中國卻不樂見東 亞國家因改採盯住 G-3 貨幣籃而提高以日圓進行貿易結算的可能性，因為這將升 高東亞區域出現日圓圈和由日圓主導建構區域共同貨幣的可能性，同時也代表日 本對本區域的影響力增加。若東亞國家改採盯住 G-3 貨幣籃的匯率政策，則東亞 各國本幣與日圓匯率連動性升高、匯率波動降低，理論上東亞國家將更願意以日 圓進行貿易結算，且若能克服進入日本金融市場的進入成本，開放的日本金融市 場和日圓低利環境，都有利吸引區域內市場行為者使用日圓進行結算、投資和儲 存價值。一旦在東亞區域形成日圓圈，日本透過與區域國家的貿易關係和貨幣政 策等對東亞國家發揮影響的效果可望增強，並可能排擠中國對此區域的影響力，
故中國自不願參與和協助日圓圈的建構。再者，若東亞各國本幣與日圓匯率連動 性升高，亦將有利日圓在未來走向東亞共同貨幣的過程中取得主導權，亦即使日 圓取得錨貨幣地位，這同樣是中國不願接受的結果。
至於東亞國家共同盯住由區域內貨幣構成的貨幣籃，以此建構亞洲貨幣單 位，並在本幣之外平行流通此亞洲貨幣單位一案，Eichengreen 主張此方案的立論 基礎是東亞國家採用ACU 進行貿易和投資可降低匯兌風險和交易成本，且東亞國 家尚缺乏走向貨幣整合的政治意願，故改以流通平行貨幣的方式讓市場決定走向 區域貨幣整合的時程，可避免缺乏政治意願導致區域貨幣合作難以啟動。
從主觀方面來看中國的立場，對中國而言，因其經濟規模巨大，依學者對 ACU 貨幣籃構成的設想，人民幣佔ACU 貨幣籃權重應在 30%以上(Ogawa and Shimizu, 2005)，意味 ACU 匯價與人民幣連動程度高（甚且，在東亞普遍盯住美元匯率政
策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與ACU 間匯價波動更小(張斌、何帆，2006: 13)，在微觀 上有利降低中國企業使用ACU 進行貿易之交易成本，但企業要對 ACU 進行避險 也較為複雜，甚至，在亞洲國家貨幣彼此之間尚未能直接兌換的情況下，避險操 作較為困難且成本較高。另從總體角度來看，出口貿易所得的ACU 外匯準備是一 群亞洲貨幣的混合物，就中期而言，在初期ACU 和許多亞洲貨幣流動性均不佳的 情況下，則ACU 外匯所得較有可能以人民幣或日圓形式保存，則使用 ACU 也可 解決儲備過多美元外匯的問題。
然而，從客觀環境來看，2006 年亞洲開發銀行在東協與中日韓各國領袖同意 下，準備於同年5 月推出亞洲貨幣單位，藉以觀察東亞貨幣與 ACU 間的匯率變動 情形，作為啟動ACU 合作的先期準備工作，但遭遇來自美國的反對。雖然亞銀推 出ACU 作為觀測指標距離真正平行流通 ACU 仍然遙遠，但東協加三個成員國同 意亞銀設立ACU 指標，可解讀為此東亞十三國並不排斥以共同貨幣籃合作方案作 為長期合作目標。不過，在美國反對之下，亞銀推出ACU 一事不了了之，足見美 國不欲亞洲出現區域貨幣而瓦解其在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下取得的利益和影響力 (Cohen, 2010)，並且成為推展 ACU 合作的客觀阻礙。再者，東亞美元本位的慣性 是客觀上阻礙以ACU 進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障礙。在當前貿易結構下美國仍為 亞洲國家重要出口市場，而且東亞各國本幣彼此間並無直接兌換(Nakao, 2012)，故 不僅區域外貿易必然以美元結算為主，區域內貿易也以美元結算最為便捷，這就 使ACU 的使用遭排擠。而若欲使 ACU 順利推展，基本將需要東亞各國貨幣具有
然而，從客觀環境來看，2006 年亞洲開發銀行在東協與中日韓各國領袖同意 下，準備於同年5 月推出亞洲貨幣單位，藉以觀察東亞貨幣與 ACU 間的匯率變動 情形，作為啟動ACU 合作的先期準備工作，但遭遇來自美國的反對。雖然亞銀推 出ACU 作為觀測指標距離真正平行流通 ACU 仍然遙遠，但東協加三個成員國同 意亞銀設立ACU 指標，可解讀為此東亞十三國並不排斥以共同貨幣籃合作方案作 為長期合作目標。不過，在美國反對之下，亞銀推出ACU 一事不了了之，足見美 國不欲亞洲出現區域貨幣而瓦解其在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下取得的利益和影響力 (Cohen, 2010)，並且成為推展 ACU 合作的客觀阻礙。再者，東亞美元本位的慣性 是客觀上阻礙以ACU 進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障礙。在當前貿易結構下美國仍為 亞洲國家重要出口市場，而且東亞各國本幣彼此間並無直接兌換(Nakao, 2012)，故 不僅區域外貿易必然以美元結算為主，區域內貿易也以美元結算最為便捷，這就 使ACU 的使用遭排擠。而若欲使 ACU 順利推展，基本將需要東亞各國貨幣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