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國際金融政治經典名著《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之作者 Karl Polanyi 所言，國際貨幣體系是特定國際權力結構的產物(Polanyi, 1944)。第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 幣基金管理國際收支，以及美元和黃金固定兌價的美元—黃金本位國際貨幣體 系，藉此向全球推展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的自由經濟和公平貿易原則，並賦予 美元的發行者—美國—「過度特權」4(exorbitant privilege)，體現與美國霸權體系相
4 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美元成為流動性最強的貨幣，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帶來美元溢價、
稱的國際金融利益分配模式。《鉅變》所描述的英鎊帝國興衰，及上述二戰後建立 美國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反映了國際政治及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中，每種合作方 案、策略、合作組織、制度安排等，對不同國家或行為者而言，都隱含不同的利 害得失；這對亞洲金融危機後在東亞區域內展開的緊急流動性合作、區域債券市 場合作以及區貨幣合作而言，亦復如是。戰後這一歷史過程及歷史沉澱，恰恰反 映美國挾其霸權進行「偏差動員」，建立服膺其政經利益的「偏差性」利益分配模 式；而亞洲金融危機後展開的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則是試圖改變既有美元國際貨 幣體系下不利於東亞國家的「偏差」。
「偏差」這一概念意指：「一種涉及相關行為者間有關資源利用與分配的特定 模式」(蕭全政，1988: 53)，「會體現於組織與制度本身」，「並在動態過程中被相關 行為者進行合理化的調整」(蕭全政，1997: 6)；「偏差動員」則是：犧牲他人、圖 利自己之支配性價值、信仰或建制過程
(Schattschneider, 1960)。換言之，「偏差」即是隱含特定利益分配與資源汲取模式 的權力/權利關係或遊戲規則；「偏差動員」則是為實現特定「偏差」所採取的各種 措施，包括建立特定利益分配模式的具體行動，以及宣傳隱含特定支配性價值的 主張。由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之發展觀之，Polanyi 簡潔扼要的論 斷正透露，以「偏差」和「偏差動員」這一組概念分析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之建 構和發展的精準，本研究亦將運用這一組概念分析東亞區域金融合作之進展。
由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可知，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制推銷與日本相異的 經濟發展路線，而且，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加上東亞國家對美元需求而 形成「東亞美元本位體系」(the East Asia dollar standard system)，使日圓持續升值 的趨勢不利日本經濟持續成長，反陷入長期通縮。因此，日本經濟實力壯大後，
已 多 次 尋 找 機 會 試 圖 爭 取 與 其 經 濟 實 力 和 貢 獻 相 應 的 權 力 和 影 響 力(Green, 2003:232-34)。而亞洲金融危機凸顯「東亞美元本位體系」與釘住美元匯率政策之
稱美國從美元國際貨幣體系所獲得的上述好處是一種「過度特權」。
風險，以及美國主導IMF 紓困以強力干預東亞國家經濟發展路線，使日本與多數 東亞國家欲擺脫美國—IMF 國際金融體制和「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之偏好獲得增 強，日本得藉此機會搭建東亞國家間的統一戰線，進行「偏差動員」。1997 年日本 提議建立亞洲貨幣基金，以及2000 年日本提議清邁倡議以促成東亞國家間的換匯 (currency swap)合作，均是日本乘著亞洲金融危機所進行的「偏差動員」，欲在IMF 之外建立全由東亞國家參與和主導的區域金融危機管理機制，以擺脫美國—IMF 的支配；近者，加速回應區域金融危機，避免災害擴大，遠者，推展符合日本和 東亞國家利益的經濟發展路線。
另一方面，中國 1978 年改革開放後，歷經三十年發展，已使中國在 2010 年 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可望在 2020 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 體，逐漸積聚資源和能力，而敢於挑戰既有體制下不利其發展需求之「偏差」。雖 然1997 年日本提出亞洲貨幣基金倡議並未獲中國支持，使日本帶領東亞國家挑戰 美國—IMF 角色的努力受挫，但日中之間微妙的競爭和合作關係，在「東協加三」
合作對話機制下推動東亞區域金融合作發展。尤其，中國自2007 年起，於年末召 開為下一年經濟工作定調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訴求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需，
凸顯其發展來到由出口成長轉向強調由內需市場擴張帶動成長的階段。為配合此 一經濟轉型，中國在國內推動勞動薪資改革、社會安全體系改革；其次，中國推 動金融市場改革，扭轉存款負利率的現象，亦有助於擴大內需市場，而中國人大 財經委員會副主委暨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認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倒過來逼 迫國內金融改革的手段(俞建拖 2011)；再加上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後形成的美元貶 值趨勢，遂使中國加快於2009 年啟動人民幣國際化以維護其利益，預期極可能衝 擊既有的美元國際貨幣體系和「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並影響東亞區與貨幣合作。
綜言之，由於日中的發展漸與既有國際金融體系生出摩擦與矛盾，故日本與 中國實力增強之後，對美國主導之國際金融體制及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展 開挑戰，試圖改變其隱含賦予美國「過度特權」之系統「偏差」。亞洲金融危機觸
發「東協加三」展開東亞區域金融合作，正是東亞國家利用特定事件帶來的機會，
挑戰既有國際金融體制。而在1997 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予日本挑戰 IMF 主導 國際金融體制的機會後，2008 年美國次級貸款違約帶來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美元貶 值，則增強日本和中國瓦解「東亞美元本位體系」的需求。
「東協加三」以日本和中國為首對既有美國—IMF 主導之國際金融體制與「東 亞美元本位體系」之挑戰，將沿著兩強對重構既有體系所偏好之特定利益分配模 式展開，同時隨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環境因素與自身稟賦變化而受節制與增強。其 中，當日本和中國對所偏好之「偏差性」體制安排處於同一陣線時，兩強將合作 展開對既有體系之挑戰，「偏差動員」的推動較易獲得成果；而當日中各自有偏好 之體制安排時，各自展開的「偏差動員」除了可能分散對既有體系挑戰之強度外，
亦可能導致相互干擾，影響特定東亞區域金融合作議題之進展。本研究將分析日 本和中國對三個主要的東亞區域金融合作議題所偏好之「偏差性」安排，藉此探 討東亞區域金融合作的進展與可能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