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對是亞洲貨幣基金提案功敗垂成的主要原因，而中國轉而支持清邁 倡議也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得以順利展開的關鍵因素。日本即使在美國和IMF 的 強烈反對下也並未停止推動建立亞洲貨幣基金，如時任日本副財長榊原在2000 年 接受訪談時表示：他確實想要推動獨立且不同於 IMF 的政策(Lipscy, 2003: 101;
Calder 2008: 27)，因此縱使日本在安全上依賴美國，但大藏省在亞洲貨幣基金一案 上仍堅持自主的立場。可惜的是，日本並未能在數次會議中真正說服中國參與推 動這項提案，以致於在1997 年 9 月的香港會議上正式提出亞洲貨幣基金提案時，
中國反對該案的立場使日本感到吃驚(Green, 2003: 248)。
2000 年中國轉而支持由日本提出的清邁倡議同樣令研究者困惑並且引起關 注，因為這可能代表中國的區域金融合作政策轉向。有研究認為中國一直以來對 多邊國際合作抱持消極態度，因為擔憂在多邊架構下可能失去政策自主性，並且 招引外國干預其國內事務，如人權和境內分離主義等議題(Kuik, 2008: 118-19)。但
隨著1980 年代中國推展改革開放獲致快速經濟成長，滿足其對境外資金、技術和 市場的需求成為涉外政策重點，中國遂不得不強化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和合作，
1990 年代以來中國逐漸從參與 APEC 及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等多邊對話機制中學習和熟悉與國際社會交往，使中國對國際多邊合作變為 得較積極，再加上東協參與其中的國際多邊合作堅持了共識決、自願和非拘束性 等「東協模式」特徵，使中國更為願意參與東亞區域合作。不過，由於亞洲貨幣 基金提案和清邁倡議都發生在中國開始參與多邊合作機制之後，且兩個合作案均 有東協參與故均具「東協模式」特徵，因此，這個解釋顯然不足以說明中國在亞 洲貨幣基金提案和清邁倡議之間的立場轉變。
也有研究認為199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持續兩位數經濟成長和軍事現代化的政 策使得「中國威脅論」持續發酵，為了削弱這一論點對中國外交事務以及中國與 周邊國家關係之負面影響，中國可能轉而支持區域金融合作並願意在合作中做出 貢獻(Chey, 2009)。例如，在中國並未開放金融資本帳以及持續國際收支盈餘的情 況下，中國於區域金融合作中將純粹扮演提供緊急流動性的角色，可藉此拉攏可 能需要資金挹注的南韓和東協國家。不過，從時間點來看，亞洲貨幣基金提案和 清邁倡議均發生在「中國威脅論」之後，是以這一解釋亦不足以說明中國的立場 轉變。再者，也有學者認為是東協國家對區域緊急流動性供應機制的偏好促使中 國改變立場(Emmers and Ravenhill, 2010: 11)。然而，除了南韓在 1997 年 11 月的會 議中受迫於美國壓力而對亞洲貨幣基金一案改持中立立場外，事實上東協國家與 南韓對區域緊急流動性供應機制的一貫立場是支持在IMF 之外建立區域性的金融 援助工具(Green, 2003; Lipscy, 2003; Amyx, 2008)，則何以這一立場在亞洲貨幣基金 一案中未能促使中國參與推動該案，但在清邁倡議一案中卻能促使中國立場轉 向？顯然，這一解釋也不足以說明中國的立場轉變。
儘管上述解釋指出中國對國際和區域多邊合作轉趨積極、欲撫平「中國威脅 論」、向東協政策偏好傾斜以及提供資源以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等主張，說明了中
國在1990 年代中期以來對國際多邊和區域合作的政策走向，但並未能具體指出中 國何以在 1997 年拒絕支持亞洲貨幣基金一案後卻在 2000 年支持同樣由日本提出 的清邁倡議。不過，從中國和日本競爭區域領導地位的角度卻可能提供另一種解 釋：1997 年美國和 IMF 代表的全球主義壓過東亞主義，也推遲中日兩強在東亞主 義旗號下的競爭，但1998 年日本推出「新宮澤倡議」則再次挑起中日兩國的區域 領導地位之爭。
日本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乘著美國國會禁止財政部動用外匯穩定基金對外伸援 的機會推動亞洲貨幣基金提案，此案最後在美國和中國反對下黯然退場，維持了 以美國主導的IMF 國際多邊架構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權力結構，也顯示美國主導 的全球主義在這一次交手中壓過日本領銜的東亞主義。這對中國而言，以中國當 時約1,400 億美元的外匯準備水位，恐怕不願意為了襄贊日本發起的東亞主義對全 球主義之挑戰而在危機中做出數百億美元的貢獻，中國寧可在自身實力尚不足主 導局勢時選擇維持既有的權力結構而非扶持另一個權力中心，這與中國的「韜光 養晦」策略較為一致。
然而，日本在金融危機中挑戰美國和IMF 的姿態並非全無作用。1998 年 1 月 亞洲金融危機將東亞國家貨幣匯率推落谷底，2 月的東協財長會議即呼籲日本領導 區域走出危機，顯示亞洲貨幣基金提案已強化東亞國家對日本扮演領導角色的期 待；同時，因為亞洲危機蔓延至巴西和俄羅斯，美國需要日本資金協助穩定東亞 區域金融情勢，且馬尼拉架構同意以第二線金融工具補充既有國際金融機構的危 機管理行動；是以，1998 年 10 月日本推出「新宮澤倡議」以穩定區域情勢和促進 經濟復原，隨即獲得美國支持，更進一步推升日本的區域聲望。倘若日本持續透 過類似「新宮澤計畫」的雙邊安排推動與區域內國家間的流動性合作，則不但可 能因為日本對區域國家提供資源而能累積其在區域內的政治資本，也可能進一步 藉此推動日圓國際化而促進日圓在區域內貿易和投資活動當中的使用(Green, 2003;
Grimes, 2009)。若情勢如此發展，則由中日兩國競爭區域領導地位的比較性角度來
看，在中國持續不參與相關區域金融合作的情況下，恐怕逐步形成日本在金融領 域領導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局面。與其如此，不如中國也參與區域金融合作而得 以與日本在同一區域場域較勁或牽制日本，這一解釋應更能說明中國何以一改反 對亞洲貨幣基金提案的立場轉而支持推動區域層次的金融合作。
「新宮澤計畫」推出不久後，1998 年底「東協加三」領袖峰會上即通過中國 官員提案促成常規性的副財長和央行副行長會議，而1999 年的「東協加三」領袖 峰會中，中國總理朱鎔基更回應了部分東協國家對亞洲貨幣基金概念的支持，與 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共同在敲定區域換匯安排中扮演領導角色(Calder and Fukuyama, 2008: 30)。很快地，2000 年 5 月「東協加三」即宣布推出清邁倡議，至此，十三 個東亞國家即依據各自的利益盤算策略性地集結在東亞主義旗號下。同時，在「東 協加三」指出清邁倡議作為補充既有國際金融機構之合作性質的聲明下，美國助 理國務卿Truman 謹慎地重申清邁倡議應與既有國際金融機構（主要是 IMF）的行 動一致，而並未強烈地反對清邁倡議(Henning, 2002: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