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 Simone Chambers,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s and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in REFERENDUM
DEMOCRACY: CITIZENS, ELITES, AND DELIBERATION IN REFERENDUM CAMPAIGNS 232, 245-248 (Matthew Mendelsohn & Andrew Parkin ed., 2001).
263 Chemerinsky, supra note 261, at 300; Pak, supra note 261, at 253.
264 ARNON,supra note 225, at 28; Cooter & Gilbert, supra note 253, at 700.
265 亦有學者提出類似批評，See Sherman J. Clark, The Character of Direct Democracy, 13 J.CONTEMP. LEGAL ISSUES 341, 351(2003). 值得補充的是，儘管秘密投票可能有導致政策決定缺乏公共性的問題，
筆者認為其對公民得以免於監看而自由表達意向而言，仍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Bruce A. Ackerman 與 James S. Fishkin 即曾指出美國在採取祕密投票之前，黨魁得以輕易掌握投票，並據此給予獎勵、施加 懲罰。澳洲引入秘密投票正是為了治癒這項弊病。因此，筆者認為毋寧應思考如何在投票前強化民主
酬鼓勵全體選民參與審議269，這項機制即受到不少國內論者所引介270。由於以全體公 民作為目標群體，突破了審議主體的規模限制，這項「現實的烏托邦主義」271之落實，
有助於將審議精神深植在直接民主機制中。
但必須辨明的是，Ackerman 與 Fishkin 主要的理論企圖在於深化對「人」（如總 統）選舉中的思辨272。對「事」方面，氏則認為大幅度的修憲公投亦適合實踐審議日，
協助在「憲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時期，引導高度動員的公民就關鍵憲政議 題進行審議273。但相對於短暫、稀少的憲法時刻，在常態政治（normal politics）下，
公民提案型的創制機制多半帶來足以導致「認知超載」的提案數量，審議日的落實卻 需要相對限縮的議題數274。因此Ackerman 與 Fishkin 方認為：「若要放上好幾天假，
以逐一就選票上數量眾多的公民創制提案進行辯論，這會是荒謬的」275；於常態政治 時期，仍應將審議日的重點放在深化總統、國會選舉的思辨，藉此強化代議課責，而 非延續進步主義者（the Progressives）對直接民主機制的執著276。
由於本文聚焦探討的是法律、政策公投，在此層次，Ackerman 及 Fishkin 並不認 為「審議日」主張具有適用性，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國內學者多僅在修憲公投層次引介
270 張兆恬，前揭註 50，頁 97-101；張文貞，前揭註 268，頁 94、110-111；李怡俐（2006），《憲法修 改的公民審議機制》，頁116-137、140-144，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of citizen initiatives that get on the ballot in California or other states in the American West.”
276 Id.
277 張兆恬，前揭註 50，頁 89-106；張文貞，前揭註 268，頁 103-109。
278 以加拿大卑詩省的憲政公民團為例，是少數經抽樣而來的公民於審議後形成提案，再由整體選民針
對該提案投票，選擇支持與否。另一方面，張兆恬則指出透過審議的提前，以解決公民投票無彈性的
缺陷，見張兆恬，前揭註50，頁 78、80。Leib 教授則直接放棄全民公投，主張直接民主的行使，改由
分層抽樣來的特定選民召開會議、進行審議，最後由他們投票決定。See Leib, supra note 268, at 915.
而若認為審議民主的重點在於國民直接參與討論279，則法律、政策公投的討論主體規 之爭，來提高提案通過率286；學者Anna Christmann 方認為瑞士人民黨（Swiss People’s Party）的崛起，已反映出瑞士「弱」共識體制（“soft” consensus mechanisms）的脆弱
283 Fatin-Rouge Stefanini, supra note 81, at 371-372.
284 學者便曾指出，如加拿大憲政公民團的審議之於公眾，主要是產生了「資訊代理人」（information proxy）的功能，公眾未必能充分理解公投提案，而是出於對審議公民的信任而投下贊成票。這雖部分 補強了公眾對議題的知識不足問題，但充沛的審議仍僅發生在公民團成員間，公眾討論相對貧乏，也 因此如何進一步連結公民團的討論與公眾，是該機制尚須思考的問題。 See Archon Fung, et al., 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 on Electoral Reform, in VITALIZING DEMOCRACY THROUGH PARTICIPATION
53-67 (Bertelsmann Stiftung ed. 2011).
285 水島治郎（著），林詠純（譯）（2018），《民粹時代：是邪惡的存在，還是改革的希望》，頁 147，臺 北：先覺。
286 水島治郎，前揭註 285，頁 171。
287 Anna Christmann, Direct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Assessing a Tense Relationship, in DIRECT
DEMOCRACY AND MINORITIES 59 (Wilfried Marxer ed. 2012).
288 MAX WEBER,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225 (Peter Lassman & Ronald Speirs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原文為 “The referendum knows nothing of compromise,…”
289 張文貞（2007），〈直接民主─台灣實踐與全球脈絡〉，周志宏、許志雄、蔡茂寅（編），《現代憲法的
理論與現實－李鴻禧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100-101，臺北：元照。
緊張關係，不能僅僅觀察公投程序本身，而需另覓更寬廣的視角來進行分析、評價。
首先可以進一步探究的是，前述各種由公民「代表」來強化審議的嘗試，不僅是 審議民主論者對民主實踐的當代反思，也呼應著James Madison 認為代議政治能「透 過被選定的公民團體之中介，以提煉、拓廣公眾觀點」的古典智慧290。且若依學者蘇 彥圖的觀察：現代公投程序必然內蘊某種代議政治291，這意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