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語言政策回顧與現況

其他語言相對受到限縮，漸漸地可能使少數族群語言消失。就像當年國民政府撤 退來台所實行的「國語政策」，就是所謂「單語同化政策」，長期下來導致除了華 語以外的其他語言迅速流失。隨著時代進步，民主觀念的成熟，基於語言人權及 語言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政府的語言政策普遍朝著多元文化的方向規劃，以 保留少數族群語言為目標，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少數民族說母語，從考試或是學校 教育著手，致力於保存少數族群的母語，防止其流失。無奈這樣的努力，不管是 學校母語教育還是公領域的語言權利，都無法確保母語傳承（張學謙，2012），少 數族群母語持續流失。

第二節 台灣語言政策回顧與現況

台灣歷史上，在日治時代和解嚴前的國民黨統治時代，有兩次由官方主導的 語言政策規劃，共同的特性都是為達統治目的所提倡的單語同化政策，解嚴之後，

政府的語言政策鬆綁，尊重多元文化，提倡母語教育等等。針對台灣語言政策的 歷史，分三個階段來說明：

一、 日治時期（1895 年~1945 年）

台灣人受到日本教育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整個傳播過程中，日 語不是作為外語，倒像是作為母語來傳授。周幼窈更直接以「臺灣人第一次的『國 語』經驗」來稱之（周婉窈，2003）。

台灣從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西元 1895 年）割讓給日本，一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西元 1945 年），台灣淪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除了經濟剝削外，

日本更計劃以台灣為起點，向外擴展，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夢想，企圖將 台灣建設為日本的一部分，將台灣人教化成效忠日本天皇的公民。基於這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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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目的，統治初期即以「同化應自語言開始」的觀念，採半強制方式實施日語普 及政策。將日語稱為「國語」，設立「國（日）語學校」及「國（日）語傳習所」，

作為推廣日語的教育機關，並以此發展學制，逐步加強日語普及（邱敏捷，1998）。 日本對台殖民統治期間的語言政策，大部分學者都將它分為三個時期：安撫 時期（1895~1919）、同化時期（1919~1937）、皇民化時期（1937~1945），每個時 期對於日語的推廣有不同的策略。而所謂「語言政策」，就是統治者針對語言問題 及語言環境，考量政治發展與政治利益下所擬定的指導原則及內容（邱敏捷，

1998）。國內學者吳文星認為日本在台推廣日語的政策，亦即所謂「國語普及」的 語言政策，最終目的乃是消滅漢文化，將臺灣人同化為日本國民（吳文星，1988b）。 這種強制的日語推廣運動乃是與日本統治台灣相始終，從一開始的無方針主義，

中期的同化主義，到最後的皇民化政策，一連串的運動果然奏效，1940 年日語普 及率達到 51%，1944 年增加到 71%，但日語雖然普及率激增，卻始終沒有成為當 時台灣的「家庭語言」，五十年日語普及運動的結果僅讓台灣從單語（僅操漢語）

變為漢語、日語並用的雙語社會，日語的使用主要用於學校及官廳，並未走入公 共場所或家庭（黃宣範，2004：98-99）。

二、 光復到戒嚴時期（1945 年~1987 年）

上一節提到語言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以台灣而言，政治衝突就是所謂的省籍 衝突，不同省籍屬於不同語族，擁有不同的族群意識。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政 治局面跟日據時期相同的是統治者（外省籍）一樣是權力優勢的少數，統治方式 一樣是高壓統治，語言政策前前後後則有三項主要任務，分別是：滅絕日文、獨 尊國語，以及禁止母語（李雄揮，2004）。

早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前，便擬定了＜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關於語 文方面有兩項建議：一是國語普及計畫，加強訓練國語師資；另一項建議是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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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處理，包括文書、教科書、報紙禁用日文，一些曲解或詆毀歷史的日人刊行 的書刊電影，予以銷毀（李雄揮，2004）。其後在民國 35 年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 委員會，擬訂了「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轉引自黃宣範，2004）：

（一） 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

（二） 注重國字讀音，由孔子白引渡到國音；

（三） 刷新日語句法，以國音直接讀文，達成文章還原；

（四） 研究詞類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

（五） 利用注音符號，溝通民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

（六） 鼓勵學習心理，增進教學效能。

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在去除日語社會，以及建立華語社會，其中雖然也提到福佬 話，但那只是為了抑制日語的過度膨脹。推行國語運動一開始是希望藉著相同的 語言使台胞了解祖國文化，所以成立了國語推行所，有了國語推行員，開設國語 傳習班，對象從國民學校教員，其次公務員，再推及到一般民眾，為了提升效率，

政府希望透過「剛性的推行」在短時間內根絕台人「奴化」的心理，外省人歧視 台人不懂華語，將之視為日治時期奴化的延續，因此造成兩大族群相互歧視。國 民政府以劇烈行動，迅速地在台灣建立起華語社會，1970 年代更開始貫徹獨尊華 語的政策，不限學校，全面積極地排除各族母語，1970 年教育部頒布「加強推行 國語運動辦法實施要點」，要求學生除了在學校，在公共場所都應說國語，要求各 機關行號也要說國語；1976 年公布實施＜廣播電視法＞更是語言統治政策達到最 嚴厲的時期，方言變成落後的語言，國語成了做中國人的基本條件等等（李雄揮，

2004）。這段期間因為政府強制性手段的壓抑及禁止，造成其他族群的母語未能有 適當空間發展，逐漸趨向滅絕，新生一代越來越少使用其族群母語，從生疏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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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排斥，有諸多文獻顯示台灣各族群的母語都正在快速消逝中（黃建銘，2011）。

三、 解嚴之後迄今（1987 年~迄今）

上述兩個時期在台灣的語言政策都朝向單語同化的方向，現在隨著民智漸 開，憲法保障個人權利，重視保存民族文化傳承，我們對語言的態度從專制走向 開放，尊重彼此的語言文化成為一種共識，政府更從學校的語言教育上著手。1993 年教育部宣布將母語列入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的範疇，中小學生可以依興趣及需 要選修台語及客家語（教育部公報，1993）。1994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增加「鄉 土藝術活動」，其中的認識台灣社會篇講授大綱包含人民和語言一節。1994 年教 育部頒布「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將鄉土語言正式列入語言教育政策。

2002 年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鄉土語言列為必修科目，正式列入本國語文成為學 校正式課程，從小一開始實施，以聽、說為主，讀、寫為輔，學生須就「台語」、

「客家語」和「原住民語」任選一種修習（戴允華，2010）。

政府一連串保護本土少數族群語言的行動，不僅在政策上開放，更從學校教 育著手，希望從小扎根，保存少數族群語言。但 Fishman（1991）曾「以學校對 與母傳承的限制」為題，認為學校不足以擔負起母語保存的責任。他指出學校母 語教育有三個限制（引自張學謙，2011）：

（一） 學校不是語言保存最關鍵的因素：學校對母語的作用主要是水平的 語言功能擴張，家庭跟社區對母語的傳授才是垂直的代代相傳；

（二） 學校的母語教育太晚也太少：學校教學時數明顯不足，僅把母語當 作一門學科，而非教學語言，師資、經費等，並不像英語一樣受到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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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教育缺乏溝通外的功能：母語除了是溝通的工具，也是情感的 寄託、認同的記號、文化的表徵和社會的聯繫，而在這些面向上，

學校的母語教育是有限的。

事實顯示，台灣各族群母語還是在持續不斷地流失，以政府主導的語言政策 以及學校的母語教育，對於保存母語的功效是不夠的，鄭良偉教授觀察到台灣人 與母滅種的徵兆在於：母語使用範圍緊縮、使用母語能力減退以及母語失傳（轉 引自張學謙，2011）。家庭可以說是弱勢族群唯一習得母語的場所，母語持續流失 的問題，從家庭出發的語言政策才可挽救這個危機。Fishman（1991）認為富於情 感、親切的家庭－鄰里和社區認同和社會聯繫的經驗，才能開始世代間的母語傳 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