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家庭語言政策
第三節 家庭語言政策
家庭語言政策是晚近發展的語言研究領域，King 等人將家庭語言政策定義為
「關於家庭成員之間語言使用的明確（explicit）、顯明的（overt）的規劃」（King et al. 2008：1）。一般文獻常將語言政策定位在國家的層次，如 Cooper（ 1979），
亦即由政府主導，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語言干預行動。過去官方的語言規劃不注重 家庭、社區的語言規劃（張學謙，2012）。Romaine（1995）觀察到語言政策通常 無法達到復振瀕危語言的目標，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策對家庭語言使用的影響微 乎其微。Daniel & Romaine（2000）強調語言永續生存需要由下而上的語言保存 法，強調集中於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Hinton（2001）的五大類語言復振計畫中，
其中以家庭為主的計畫，認為族語如能成為家庭使用的第一語言，便能脫離「瀕 危語言」的名單；Fishman（1991）在他用來記錄語言流失或保存情形的「世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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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分級表」中，將家庭-鄰里-社區的強化視為整個追求語言文化代代相傳的核心 工作等，前人的研究證明語言政策也可以由家庭出發，並可收到實際的效用。
Spolsky（2004）語言政策觀經常被引用來當作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礎，他 將語言政策分為三大部門：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管理。語言實踐就是 語言選擇；語言意識形態也可稱為語言信仰，指的是對語言本身或語言使用的情 感和信任；語言規劃則是通過各種干預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King et al.（2008）
則根據 Cooper（1989）的語言政策分類法，提出家庭語言政策有三個領域：地位 規劃、文本規劃以及學習規劃，建構出家庭語言政策的分析架構為：「照顧者嘗試 影響那些家庭成員的哪些（語言）行為，為了甚麼目的，在甚麼情況下，以甚麼 方式，透過甚麼樣的決策過程，達成甚麼效果？」（King et al., 2008：910）。過去 國家層級的語言政策傾向於關注在宏觀的議題，例如語言的意識形態或是態度 等，對於微觀的議題如語言互動模式及語言實踐較少注意，故成效有限 。 Curdt-Christiansen（2009）的家庭語言政策將 Spolsky 的語言政策架構放到社會語 言脈絡中，結合宏觀與微觀的因素，提出形塑家庭語言政策背後多種多樣的因素，
包括社會語言、社會文化、社會經濟以及社會政治面向，並據此提出了一個家庭 語言政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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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家庭語言政策模式（Curdt-Christiansen, 2009: 355，轉引自張學謙，2012：16）
有不少學者運用 Spolsky 的理論，探討家庭語言政策以及語言保存或流失的 相關研究：例如 Kamuangu,（2006）探討剛果民主共和國移民家庭的語言選擇；
Rohani et al. （ 2005 ） 探 討 美 國 移 民 社 群 中 的 語 言 保 存 和 家 庭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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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語言保存是靠家庭、部落社區成員基於語言忠誠感的草根性運動（張學謙，
2011）。所以母語保存要從家庭做起，那麼該如何做呢？包括鄭良偉（1990）、曹 逢甫（1997）、張學謙（2004）、黃宣範（1995）等，都提出了「雙語政策」的主 張。黃宣範認為雙語既可以使少數民族學習強勢語言，又能保護自己的語言文化 於不墜，具備多元性、創造性和真實性。而「一人一語」和「一地一語」是發展 兒童雙語現象的好方法（黃宣範，1995）。所謂「一人一語」就是父母親各自以本 身的母語和孩童說話，孩童也以同樣的語言回答。「一地一語」則是畫分語言的使 用領域，雙親在家皆以弱勢語言和孩童說話；孩童從其他場所學習強勢語言，也 就是在家說族語，在外說強勢語言（張學謙，2010）。關於雙語的具體成效，有很 多學者利用問卷及訪談的方式，深入家庭探討其實踐的成果，例如：張麗君（2006）
以台南市幼兒家長為對象，調查幼兒雙語教育與語言轉言的現象，發現懂得兩種 以上語言的家長為多數，幾乎所有家長對幼兒階段實施雙語教育持正面的態度，
但台南市地區的家庭，國語漸漸取代福佬話成為小朋友的母語。同時研究也發現 半數以上的父母輩只用國語和下一代溝通，而半數以上的祖父母輩只用福佬話和 第三代溝通，傳承母語的工作主要落在高齡的世代上；張毓仁（2004）以台東馬 蘭國小為例，調查家長雙語使用的態度與語言使用的情形，發現不同性別的家長 在雙語使用態度上無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的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母語和國語 的情形有顯著差異，如客家族群的男性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國語的情形遠高過 客佳女性；Schwartza & Moinc（2012）探討父母對學齡前孩童雙語教育的評價；
Schwartz, Moin, Leikin（2011）探討的是父母對學齡前孩童雙語發展的語言策略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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