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則例》規範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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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代官吏的品級考以《吏部則例》規範為例

第一節 《吏部則例》規範之起源

第一款 則字與例字的本義推估

在談《吏部則例》之前，說明一下則字與例字之本義為何。「則」字之金文 為「則」，其形左鼎、右刀，至小篆時方訛變成為「則」之左貝、右刀，因此推 估其本義當為「以刀刻鼎」之會意字¹⁵⁶。《左傳．昭公六年》即有謂：「三月，鄭 人鑄刑書」¹⁵⁷，鑄刑書亦即將刑典內容刻鑄於鼎上，此及春秋時期用以宣示法條 之「刑鼎」¹⁵⁸。據此，「則」之本義，當即鑄刑典於鼎上以昭示公眾之義，也就 相當於今日政府單位之公示，因此以「典則」、「常則」、「規則」¹⁵⁹等觀之，「則」

字當含有「法」的意思¹⁶⁰。至於「例」字，甲骨文尚未見，而小篆做「例」，依 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說法：「例之言迾也。迾者，遮迾以爲禁。經皆作列，

作厲。不作迾。周禮司𣜩注。厲，遮例也。釋文。例本作列。」¹⁶¹如此例字古作 列字，人旁為後加者。而「列」字（小篆做列），《說文解字》解為「分解也，从 刀𡿪聲」，但對「𡿪」字，段注說：「水流𡿪𡿪也。从巛。列省聲。大徐曰。𠛱字 从𡿪。此疑誤。當是从𣦵省。」足見「𡿪」字實為「𣦵」字之誤寫。《不識好歹學 好歹》一文中，作者依據歹、死、餐、粲、別、冎等字之字形演變，做出結論如 下：「細究過「𣦵」、「歺」、「歹」的字型，再經過「死」、「餐」、「粲」等字的組 合，我們應該可以感覺「𣦵」、「歺」、「歹」的原意，應當不是殘骨！而應該是一 個可以「致人於死」（死字）的刑具，一個可以碎貝取肉（亻朕匜中的「𣦼」加 貝字）的物具，一個可「協助取食」的餐具（餐字），以及一個可以將糙米「去 蕪存菁」的舂具（粲字）。簡單說，「𣦵」、「歺」、「歹」三字同源，它應該就是個 象形字，而不是《說文解字》上所說的𠛱骨之殘也！」¹⁶²如此，例（列）之本義，

當即與致人於死之刑具相關，而古人「律」、「例」二字連併使用，其意或即在此。

156 參見左民安，《細說漢字—1000 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九州出版社，2005 年，頁 66~67。

157 見李宗侗註釋，《春秋左傳今註今釋》，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1098。

158 鑄刑鼎之說法亦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159 見高樹藩編纂，《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正中書局，1979 年，頁 147。

160 《周禮．天官．塚宰》有謂：「以八則治都鄙」，鄭玄註曰：「則，法也」，是則字即為法之意。

見漢典，http://www.zdic.net/zd/zi/ZdicE5Zdic89Zdic87.htm，檢索日期：06/06/2013。

161 見漢典，http://www.zdic.net/zd/zi/ZdicE4ZdicBEZdic8B.htm，檢索日期：12/24/2012。

162 見李萬晉，《不識好歹學好歹》，http://d9116903.blogspot.tw/2011/10/blog-post_20.html，檢索日 期：12/2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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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則例」二字並用，即表示其內容實有如法規範效力之規則，而需眾人則效 之意。而今「原則」二字仍保留著原始鑄刻法典需要嚴格遵守之意，不在原則之 內的即謂之「例」（以例輔律），至於既不在原則之內又不在「例」之內的，就該 是少數但可以通融的「例外」了，我們常說的「違例」，即是指違反與法律俱有 等同效力的例文，自然是不被允許的，而「援例」二字，即是指依據過往的既有 例文規定，持續比照辦理，至於所謂「破例」，則是指不符合例文規定，但卻予 以通融的結果。《欽定吏部則例》內容所規範者，即是清朝針對滿人、漢軍、蒙 古人等八旗子弟¹⁶³，以及漢人各文職官吏（含未入流）在入仕、陞轉體系、銓選 方式、以及各項處分等相關規定。

第二款 則例作為法規範之歷史探究

至於「則例」二字合用之起源，中國社會科學院楊一凡教授曾有深入探討如 下：「則例作為立法形式始于唐、五代時期，當時還是偶爾用之，其內容大多是 有關官吏俸祿及錢糧等方面的規定，…。宋、元時期，則例已在立法實踐中較多 的運用，宋代則例的稱謂有役錢則例、收納則例、商稅則例、苗稅則例、均稅則 例、鋤田客戶則例、工值則例、支費則例、祿式則例、請給則例、賞格則例等數 十種。元代則例的稱謂有工糧則例、衣裝則例、抽分則例、鹽法則例等多種。…

明代制定和頒行的則例名類甚多，主要有賦役則例、開中則例、商稅則例、捐納 則例、贖罪則例、宗藩則例、軍士供給給賞和優給則例、官吏考核則例、官員俸 祿處罰則例、減免則例、錢法則例、鈔法則例、漕運則例、救荒則例等。」¹⁶⁴據 此，則例二字並用當起自唐朝，自後宋、元、明、清歷代均予沿用並各有相關則 例之刊行。楊教授同時針對明朝眾多則例之內容性質，歸納出則例計有三項不可 替代之功能如下¹⁶⁵：

1. 則例主要用於表述國家經濟事務管理與錢物和朝廷財政收入、支給、運作相 關的法律實施細則。

2. 則例具有法律規範具體、詳細和數位化的特點，利於在執法中準確遵行。

3. 則例兼有立法適時和具有穩定性的優點。

163 「清代八旗包括滿洲八旗、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 其在旗者統稱為“八旗子弟”。」見趙志忠

《“八旗子弟”解讀》，滿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頁 52。又，劉小萌亦認為「旗人群體」

包含滿洲、蒙古、漢軍三個團體，見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 年，

第2 期，頁 2。

164 見楊一凡，《明代則例的編纂及其對調整社會經濟秩序的作用》。

http://www.cssn.cn/news/431385.htm，搜尋日期：12/29/2012。

165 見楊一凡，《明代則例的編纂及其對調整社會經濟秩序的作用》。

http://www.cssn.cn/news/431385.htm，搜尋日期：12/2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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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延續明朝的各項制度時，對於各種則例之內容與編纂¹⁶⁶，顯然承襲了前 代的思維與邏輯，同時亦具備前述之三項功能。

清朝的法律主要依據是以《大明律》修訂而成之《大清律例》，《大清律例》

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定型之後，其律文即鮮少改動，而是以補充法律的

「例」，以及相關事務管理單位所奏准刊行的「則例」作為輔助法律的相關規範。

各類則例雖於清朝方始大備，但「編例」則可溯至唐代詳刑少卿趙仁本所撰之《法 例》三卷，該書雖「引以斷獄，時議亦為折衷」，但唐高宗「以為煩文不便，…

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¹⁶⁷，因此《法例》

遂廢而不用。逮至北宋仁宗慶歷年間，曾詔刑部、大理寺「集斷獄編為例」¹⁶⁸， 隨後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又有陳康伯之《刑名疑難斷例》二十一卷，孝宗乾道 二年刑部侍郎方滋所上之《特旨斷例》七十卷，以及純熙四年龔茂良所上之《純 熙新編特旨斷例》¹⁶⁹，因此對於例的編纂，在宋朝應該已成常例！但例終歸是屬 於律的輔助性質，而且也需隨環境之變化而必須有所變更，因此宋徽宗於崇寧元 年，「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將例文與法所抵觸者予以刪除，

並且明訂只有當「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並且認定「引例破法」率皆屬於「非 理也」¹⁷⁰的不當處置，是以例的法律位階，在宋時是明確低於法的。

元朝的法律為元英宗時所編成之《大元通制》，然該書遺逸大半，現今僅餘 六百五十三條之條格尚存於世。然據《元史．刑法志》，《大元通制》係「纂集世 祖以來法制事例」，且「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 ，三曰斷例。凡 詔制為條九十有四， 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¹⁷¹據 此，《大元通制》三綱合計之法制事例共一千九百六十二項¹⁷²，屬於案例性質的

「斷例」，佔全部格例的36.5%。足見於元朝時，已大幅使用過往斷案的判例¹⁷³， 做為類似案件的類推適用基準。即至明太祖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 明律》，至七年方克完成，合計共六百一十六條，其後於洪武九年，又詳議釐正        

166 香港蝠池書院即於 2004 年 5 月，整理出版清代各部院則例共 91 冊，諸如：《欽定軍器則例》、

《欽定戶部鼓鑄則例》、《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欽定太常寺則例》、《欽定宮中現行則 例》等等。

167 見《新唐書．卷五十．刑法志》，洪氏出版社，1974 年，頁 2142。

168 見王應麟，《玉海．卷六十六》，黃山書社，2008 年。

169 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炎興以來敕局廢置」一條，中華書局，2006 年，頁593，頁 594。

170 見脫脫，《宋史．志一百五十二．刑法一》，洪氏出版社，1975 年，頁 4964。

171 見《元史．志五十．刑法一》，洪氏出版社，1975 年，頁 2603~2604。

172 據《大元通制序》所載：「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可知 除詔制、條格、斷例三綱之外，另有一類為「別類」。又據《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紀》：「格 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五十一，詔赦九十四，令類 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是知《大元通制》全部之格例合計為2539 條，其 中別類為577 條。以上見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頁 5。

173 鄭秦即謂：「“例”從一開始就是案例、斷例，也就是判例。」見鄭秦，《康熙現行則例考—律 例之的條例》，收錄於《中國法治史考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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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條。洪武二十二年，刑部奏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 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於是明太祖「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

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¹⁷⁴之後，明太祖應太孫（日後之建文帝）之請，

又先後改定大明律七十八條。至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奏請「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 更定」，但明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¹⁷⁵，因此不許所請。由此 可見條例與律文兩者，「律」屬永制，而「例」則屬權宜性質，是以兩者縱然有 所歧異，亦不因此可以輕易修正律文，因此鄭秦先生亦謂：「條例是律文之外的 法規，並非律之附例。」¹⁷⁶明成祖之後，各種條例例文叢出，遂難免發生讞獄者 引例破法不符「例以輔律，非以破律」¹⁷⁷之事，於是明孝宗於弘治十三年，命令 尚書白昂等與九卿共議，將「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單獨刊行，

此即最早「單獨單行的《問刑條例》」¹⁷⁸，「自是以後，律例並行」¹⁷⁹遂成為常態。

明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奏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

明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奏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