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線下世界中女同志的隱現
1.2 女同志現身與社會處境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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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櫃中，或者重入暗櫃，基本上都是有道理的（Sedgwick, 1990，轉 引自朱偉誠，1998，頁 42）。
而許多研究更不約而同指出，同志在面對污名時，特別值得關注的焦點在於 與家人的關係。相較其他受到污名化的族群而言，同志與家人的關係尤其緊張（劉 安真、程小蘋、劉淑慧，2004）。同志和其他被污名化者一樣，在與他人互動時 擔心被拒絕與歧視，但許多被污名化的族群，其最主要的情感支持來源是家人，
或至少家人不是主要的壓迫者，然而同志不僅較少得到家人的支持與保護，反而 常因同志身分受到家人的指責與迫害（Meyer & Dean, 1998）。Crocker 和 Quinn
（2000）指出，個人的污名屬性如果被視為是不可控制的，如種族或先天的疾病 與肢體殘缺，社會對此屬性較為寬容；然若社會認為此屬性是可控制的，如肥胖，
則對此屬性易更為排斥或不接納，甚而認定帶有此種屬性全因自我放縱與缺乏自 制。同志污名偏向後者，易被視為是不道德的行為而強迫要求改變，常見論述諸 如「變成」同志，或是成為同志都是「被其他人帶壞」3。因此，同志在面對家 人時，這份污名標籤常被視為可透過改變而除去的身分標誌，同志性傾向被視為 可預防與避免，或是後天可矯正，因而家人會希望或甚至以強迫的方式要求同志 改變其性傾向。同志在日常生活中，不論家庭內外都需面對污名所帶來的結構壓 迫。
1.2 女同志現身與社會處境的探討
同志污名使得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因結構的壓迫，選擇隱藏自身的同志身分。
同志常常是社會與家庭「不可說的秘密」，力求同志取向成為眾人「看不見的大
3 時任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的施文儀提出同志婚姻合法化之論述，收到許多反彈聲浪，施文 儀提到許多人認為自己的孩子變成同志，都是被其他人帶壞。詳見：李樹人（2012.08.21）。〈提 同志婚姻合法化。施文儀：同志不是〝被帶壞〞〉，《聯合晚報》（生活醫藥版），A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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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4」。Cain（1991）曾引用 Goffman 承繼污名（courtesy stigma）的概念，說明 西方社會男同性戀者向家庭現身的污名處境。Goffman 認為承繼污名使得與受污 名者產生關聯的人需承擔不真正屬於他們的重擔，被迫分擔與受污名者有關的恥 辱。Cain 以同志父母面對親友在假設其兒子為異性戀的前提下詢問婚姻狀況，
面臨該說謊還是揭露兒子性向的窘迫情形，指出同志如何因其污名成為家族中不 可明說的秘密。
在台灣的研究中，除了污名造成同志現身的困難外，華人社會因緊密的親族 關係而強調的面子文化，更形成了出櫃上的困難。台灣社會「面子文化」作祟，
當同志選擇現身時，因同志污名會令與其相關之人顏面盡失，被視為是「丟臉」
的存在。黃怡妙（2004）比較台灣與美國女同志現身情況時指出，亞裔同志的出 櫃，牽涉到其他親戚如何看待整個家庭，以及家人如何向其他親戚「出櫃」的問 題，非亞裔同志因文化差距，難以理解亞裔同志何以不論年齡有多大，生活多獨 立，皆難輕易向家人出櫃。鄭美里在針對台灣女同志家庭與圈內生活的研究中便 直接提到，即使父母本身並不強烈反對同性戀，人際關係中的面子文化卻是父母 家人難以接受自己兒女為同志的重要原因：因為同性戀污名影響到父母面子問題，
損及人際關係中的聲譽（鄭美里，1997）。
然而在台灣男同志與女同志所需承受的現身壓力並不相同，以婚姻議題為例，
相較於不結婚的男同志，處於適婚年齡卻未結婚的女同志易陷入單身污名。同樣 是未婚，男性在社會上常被視為有價值的單身漢，女性卻是嫁不出去的老女人（劉 安真、程小蘋、劉淑慧，2004）。女同志不但需承受傳統父權對女性的制約，同 時需面對社會對同志的污名歧視，處於異性戀霸權與父權制度作用下雙重弱勢的 境況（謝文宜，2009）。在鄭美里的研究中更直接指出，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 易面對家庭內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她認為漢人親屬體系有著一套規範性別角色的
4看不見的大象衍生自英文成語「大象在房間」( Elephant in the room)，隱喻被忽略或未得到解決 的明顯事實，也適用於形容沒有人願意討論一個明顯的問題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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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家庭內的親屬霸權能夠合法化身體暴力的施行，例如：兄弟可以輕易的佔 據父親、族長的主體位置歐打姊妹的女朋友。張娟芬（2011a）也指出女同志受 到更多來自家庭對其經濟與行動上的限制。因此女同志在父權家庭裡的現身困境，
比起男同志有著物質上與生理條件上的雙重弱勢情形。
黃玲蘭（2005）指出因同志運動的發聲與網路網絡的普遍，近年來同志在現 身過程中，已較能感受到同伴群體支持的力量，但面對家人現身卻仍有困難，易 產生單打獨鬥、孤立無援之感。家人對同志的情緒與態度反應，仍是同志現身最 大的壓力來源。而在同志向家人現身的策略中，女同志常以「不說破」為準則，
採用年紀、個性、學業、社會地位作為理由，以離家或逃避相關話題轉移父母的 注意（鄭美里，1998；林欣憶，2002；黃玲蘭，2005）。莊瑞君、陳慶福與劉安 真（2011）的研究亦指出，女同志向母親現身後彼此迴避同志議題，時間與距離 成為彼此的緩衝劑。有別於男同志向母親現身的歷程，文獻中男同志的母親對男 同志現身出櫃的反應幾乎都是負面的，有很多的不理性情緒與反應（張國珍，2003；
蘇俊丞，2007；D'Augelli et al., 2005）而在莊瑞君等人（2011）的研究中卻發現，
女同志的女友影響女同志母親能否接受她們的同性戀情。在主流異性戀文化的薰 陶下，母親會期待女兒是被照顧的，故而若女同志的女友具有照顧人的特質，母 親會感到放心，因此對同性戀情的排斥會減少許多。
女同志戀情除了是家庭裡難以公開的議題，也是台灣校園中不可說的秘密。
羅菁敏（2011）便提到，校園裡老師們仍有著恐同情結與異性戀思維，再製父權 異性戀主流價值。研究指出青少年女同志被認為不適合有情慾，或因社會對女性 特質的定義，女孩之間的親密與相互依賴得以被接納，女女戀情常被認定為一般 的女性情誼，是「假的」同性戀，是一種「過渡」（張娟芬，2011a；羅菁敏，2011）。
而因同志污名的影響，台灣校園在處理校園內的同志議題時，校方典型的處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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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同班同學亦投書報紙指責大眾不該懷疑與揣測兩人的關係。詳見：姜炫煥（1994.07.26）。
〈北一女兩學生留下遺書告別人〉，《聯合報》（焦點版），3 版；北一女高三良班（1994.08.03）。
2015.07.23 取自：http://news.tvbs.com.tw/old-news.html?nid=3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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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除了有這個不講就不算是同性戀者的特殊情況，他們還要 遭遇一個更為弔詭的「衣櫃言論」糾察，也就是說，社會大眾要求同性 戀者不可講，講了就要撕破臉（林賢修，1997a，頁 17）。
趙彥寧（1998）曾指出，台灣第一個正式的同性戀組織為 1990 年成立於台 北的女同性戀社團「我們之間」，當時活動重點多為內部成員之聯誼，極少與外 在社會產生互動。許多大專院校當時亦紛紛成立類似的同志組織，也極少與其它 非同性戀的社會組織互動，影響範圍大抵就在校園內。然而當「同志空間行動陣 線」（簡稱「同陣」）於 1996 年企圖以集體行動，爭取保留新公園（亦即現今 228 和平紀念公園）作為同志歷史記憶的空間，在與國家權力代表進行抗爭及對話時，
「同陣」便面對了早前台灣同性戀組織不需面對的「現身」問題。在此事件中可 發現同志族群的空間使用不在城市規劃者的計畫內，同陣的現身並未能解決同志 族群空間使用上的匱乏，台北市政府更亟欲消除新公園中同志族群的使用痕跡，
並試圖以劃定特定區域與特定時間的方式，要求同志族群於紅樓內使用空間，管 理與監控同志族群的空間使用（丁乃非、黃道明、倪家珍、謝佩娟，1997.06）。
倪家珍（1997）與陳錦華（2001）皆指出同志運動早期具有嘉年華式的歡樂 氣氛（舉行校園同性戀日、彩虹情人週等），軟性訴求、無強烈抗爭意圖，所以 在不涉及權力結構改變與政治資源的分派等政治議題的前題上，人們對同志作為 文化現象或文化表演的包容度可說是高的。然而當同志族群要求發聲，爭取自身 權益時，卻立即成為「看不見的大象」，主流異性戀社會體制刻意忽視同志族群 的需求。同志族群因為同志污名而躲藏在衣櫃中，卻又同時面臨林賢修所說「不 講就不算是同性戀者」的困境，一旦聲張便掉入弔詭的「衣櫃言論」糾察。當代 民主社會之基礎，若說一個人頭一張選票，不被看見的同志能否成為被點算的人 頭？林賢修便曾直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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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志運動是個平權運動的話，那麼就應該在公領域與國家機器 裡面進行討價還價的運動，因此同志就非得現身不可，我們不可能去要 一個給隱形人使用同性婚姻權，我們也不可能去抗議資本家開除隱形的 同志員工，我們也不太可能在最高法院中向異性戀法官爭說，同性戀雖 然是不存在，但是他們的公民權也要獲得相對的保障。（林賢修，1997b，
頁 65）
在當代民主社會「不被看見」便難以成為被人們承認的權利主體，因此「被 看見」是同志族群爭取政治權利的必要條件。台灣第一屆同志大遊行的訴求為「看 見同性戀」7，2013 年舉行的第十屆同志大遊行，更以「看見同性戀 2.0」強調弱 勢性別族群的權益雖日漸提昇，但各式壓迫與排擠仍未消除，不論同志族群內部
在當代民主社會「不被看見」便難以成為被人們承認的權利主體，因此「被 看見」是同志族群爭取政治權利的必要條件。台灣第一屆同志大遊行的訴求為「看 見同性戀」7，2013 年舉行的第十屆同志大遊行，更以「看見同性戀 2.0」強調弱 勢性別族群的權益雖日漸提昇，但各式壓迫與排擠仍未消除，不論同志族群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