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家庭語言政策
一、 家庭語言政策相關研究
Huss（1999: 95）說：「語言復振要從家庭開始！」家庭語言政策是新近發展 的研究領域，本文採 King、Fogle & Logan-Terry（2008: 907）的說法，其定義為：
「家庭成員間語言的使用上明確且公開的規劃，並提供家庭內部語言如何管理、
學習與協商的綜合概況研究。」一般文獻都將語言政策定位為國家的層次，是「由 上而下」的語言策略，但微觀語言規劃對於此限制有所突破，Nettle & Romaine
（2000）強調語言永續生存需要「由下而上」的語言保存法，強調集中於家庭母 語的世代傳承。Cooper（1989）認為微觀的語言規劃，不管是國家、教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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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家庭都可以作為語言選擇的決策單位，因為它們也具備類似的決策過程。
Fishman（1991）認為語言的發展除非融入日常的、普通的、家庭的社會生活中，
否則便不能促進語言的長期發展。Luykx（2003）也說明許多挽救語言流失的研 究常把家庭語言決策過程作為衡量成效的重要指標，說明了家庭語言政策對語言 保存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理論經常被引用來當作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基 礎，他將語言政策分為三大部門：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特別強 調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的關係，相關的研究如：Barkhuizen & Knoch（2006）探 討語言的宏觀政策和微觀層面對新西蘭移民的規劃，其中微觀與宏觀即語言意識 形態的因素；King & Fogle（2006）的研究說明家長的觀點與態度對於家庭語言 政策的重要性；Schwartz（2010）研究在少數和多數語言的背景之下，父母如何 選擇語言，在家中進行他們的語言政策。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對於家庭語言政策 制定有一定的影響，關於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於下段落說明。
二、 語言意識形態對家庭語言政策的影響
Spolsky（2004）的語言政策理論由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和語言管理組 成，他認為家庭領域的語言政策，跟其他社會領域一樣，可以從以上三方面來進 行分析。他也說明了家庭內的語言政策管理中，家長的意識形態影響決定要用何 種語言和孩子說話，或者決定是否保存母語，或跟隨多數群體在使用的語言。
Curdt-Christiansen（2009）根據 Spolsky（2004）的家庭語言政策模式提出了 修正，重視家庭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加入了影響語言意識形態 的宏觀以及微觀因素，此圖說明了語言意識形態、語言的干預（管理）、語言實 踐的關係。如圖 2-1。
圖 2- 1 家庭語言政策模式 (Curdt-Christiansen, 2009; 引自張學謙，2012：16)
根據上述語言宏觀及微觀因素，顯現語言態度和語言學習的動機（motivation）
是 互 相 連 結 的 ， Gardner 與 Lambert （ 1972 ） 將 語 言 學 習 分 成 工 具 性 動 機
（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
（一）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即情感論，認為語言具有情感 與認同的功能，因為喜歡此文化或特定國家而去學語言，為了能更融 入這個團體或文化；
（二）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即工具論，把語言當作主要的 溝通工具。語言學習的目的是為獲得工作、達到課業要求標準或認同，
完成更多任務時。
Spolsky（1991）認為，家長或照顧者的決定，受到諸多相互衝突因素的影 響，他認為語言的保存需採取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才能克服強勢語言工具性價 值的勢力。Fishman（1991）也說明了意識形態澄清的重要，因為它反應出該使 用者的心理層面的概念與價值判斷，藉由自身所看到的社會趨勢、政治、經濟、
語言走向，和使用者本身的教育程度與社經地位帶來的不同刺激，進而影響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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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語言行動的信念和價值。Chrisp（1997）從個人與家庭層面，提出四個影響 語言選擇的因素，其中有兩個和態度有關，即動機：父母必須具備使用及傳承母 語的意願與需要，其動機可以是經濟、社會或文化因素；另一個是批判性意識：
父母應注意到自己在家庭母語傳承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各項決定可能帶來的影響。
King & Fogle（2006: 696）說明家長的觀點對於家庭語言政策的重要性：「照顧者 嘗試影響那些家庭成員的那些（語言）行為，為了什麼目的，在什麼情況下，以 什麼方式，透過什麼樣的決策過程，達成什麼效果？」家長的態度或意識形態將 影響家庭語言政策的語言行為，是否為增益式或是削減式的雙語現象（張學謙，
2011）。Sandel et al. （2006）也認為語言意識形態對父母選擇何種語言與孩子溝 通，扮演關鍵性的角色。King et al. （2008）和 De Houwer（1999）並在其研究 中指出雙語家庭中影響到家庭語言的使用的四種語言態度或語言意識形態有四：
家長對語言及其功能、使用場合的態度；家長對特定的互動方式的態度，比如說 符碼混合以及俚語；家長對語言學習以及雙語現象的態度也影響他們互動策略；
家長對他們影響力的信念。
由以上學者的論述可知，澄清語言的意識形態成為家長極為重要的工作，因 為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決定一個家庭語言的發展走向。周蔚（2001：172）指出：
「加強對自己語言的正面態度，是語言保存裡最重要的一件工作。語言若是沒有 了這些正面的態度，一定會步向衰亡。」倘若家長對母語的重視較高，他們會較 常使用母語與孩子進行日常生活的交談；反之，他們則會選擇社會上較為強勢的 語言與下一代進行交際，家長的態度或意識形態不外乎是影響本土語言保存或流 失的重要因素。
國內關於語言態度的研究，如：劉秋雲（2001）曾做過小規模的布農族人語 言態度研究，結果顯示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布農族人對語言使用與民族認同之間 的黏著關係已經逐漸鬆散，其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情形也都隨著年齡下降和教育 程度增高而衰退；段淑琴（2007）以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來蒐集研究的資料，並 分別就認知、情感認同及行動三層面探討客家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
度之情形；馬文雄（2009）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探討家長支持度、電視影響力與 學生對客語及客語教學的態度之關係；陳春美（2012）訪談三位有客語能力佳孩 童之家長，針對客語保存的態度及行動進行研究。
目前國內較少關於家庭語言政策方面的文獻，張學謙（2015）探討台灣人家 庭語言政策，並以家庭語言政策著手看台語的未來；張學謙（2013）從語言管理、
語言意識形態及語言實踐三方面討論新加坡的語言地位規畫，研究發現占人口多 數的華族其母語也急劇流失；賴佳珍（2013）以家庭語言政策的理論對台東12個 福客通婚家庭進行個案研究，分析福客通婚家庭的語言實踐、語言意識形態及語 言管理，研究發現客語和台語在通婚家庭都有流失的傾向，逐漸轉向華語； Chen
（2011）的研究探討多語環境下的家庭語言政策，家長語言意識如何形成、影響；
莊佩芬（2004）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兩個布農族家庭的個案研究，探討母 語流失對於台灣原住民家庭的影響。本文除了從家庭語言政策理論出發，更從語 言意識形態著手，希望能了解福佬家長的語言意識形態如何影響語言的保存與流 失。
三、 家庭語言的言談策略
母語的家庭世代傳承是延續語言保存的關鍵，父母親是族群語言的傳承者，
擔任子女語言學習與語言發展的重要角色，而家庭語言的教學方式，就是最佳的 語言學習環境。許多挽救語言流失的研究常把家庭語言決策過程作為衡量成效的 重要指標，因為弱勢語言的生存不能完全依靠國家的語言政策，「家庭」才是自 然傳承語言的基礎場域，而家長的言談策略會受到家庭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
如：不同社會、文化、語言、政治和經濟狀況。張學謙（2011）指出「家庭雙語 主義」的研究可以作為如何在家庭中保存弱勢語言的參考。對於說不同母語的父 母，若要母語在家中要得以保存，而實踐的方法就是所謂的雙語策略。
根據家庭語言政策界定的領域，黃宣範（1995）認為「一人一語」與「一地 一語」的方式是發展家庭雙語現象的好方法。例如：父親為福佬人，母親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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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要的原則就是父母親各自以本身的母語和孩童說話，孩童則以父母親跟他 們說話的語言回答。反之，造成弱勢語言流失的家庭語言策略為父母親相互以母 語交談，但用強勢語言跟下一代交談。學者 Lanza（1997）根據家中語言使用的 可能性，將家長與孩童之間的語言使用區分 出五種策略 ：「最小 理解策 略」
（minimal grasp strategy）、「問問題策略」（expressed guess strategy）、「重複策 略」（repetition）、「繼續說」（move on strategy）、「語碼轉移」（code-switch），
如表 2-1（轉引自張學謙，2011：60）。
情形（De Houwer, 2009）。
目前國內對於家長雙語態度的研究如：張毓仁（2004）以台東馬蘭國小為例，
調查家長雙語使用的態度與語言使用的情形，發現不同性別的家長在雙語使用態 度上無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的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母語和國語的情形有顯著 差異，如：客家族群的男性家長和小孩交談時使用國語的情形遠高過客佳女性；
張麗君（2006）調查幼兒雙語教育與語言轉移現象，研究結論顯示家長多為具備 兩種以上語言能力，但台南市地區的家庭，國語漸漸取代台語成為小朋友的母語；
戴允華（2010）以台北縣文山區為例，探討家長對雙語現象和雙語教育的態度，
發現各族群家長大都具有雙語能力；但其子女的國語能力和國語使用率明顯優於 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