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語言政策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語言政策；第二節為家庭語言政策；第三節為語 言保存與流失理論；第四節為台灣各族群語言流失研究；第五節為台語保存與流 失之文獻回顧。
第一節 語言政策
一、 語言規劃
語言政策與規劃的議題在國外發展多年，「語言規劃」一詞是由著名的學者 Haugen（1959: 8）所確立，當時 Haugen 以討論挪威語言問題，運用語言規劃的 概念於學術研究中，Haugen（1969: 701）將其定義為：「語言規劃是語言學院及 語言社區對語言標準化的工作、語言教化的一般認知，及語言改革或標準化的所 有目標。」之後，出現各種對語言規劃的定義，其中 Cooper（1979）認為一般 的語言規劃文獻常把語言規劃或語言政策定位在國家的層次，指的是有意識去影 響他人語言行為的努力，Cooper 亦補充說明語言規劃的三大類型：地位規劃
（status planning）：即改變語言相對於一個國家內其他語言的地位；本質規劃
（corpus planning）：即改變語言原有的結構、字彙、拼音、或書寫方式；學習規 劃（acquisition planning）：強調語言的功能、形式、學習三者之間具有密切的關 係。Fishman（1980）則從權力的角度去詮釋語言規劃，認為語言規劃即是對語 言資源的權力分配。
宏觀語言規劃（macro language planning）常以政府單位由上而下的政策，
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規劃者通常就是政府官員，忽略了政府以外的語言規劃參 與者及其相關活動。微觀語言規劃（micro language planning）將語言規劃者擴充
到國家之外的層級，不管是國家、教堂、學校或者家庭都可以作為語言選擇的決 策單位，也都具備類似的決策過程（Cooper, 1989: 37-38）。近幾年來微觀語言規 劃逐漸受到語言規劃界的重視，透過觀察人們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選用不同的語 言，是微觀語言規劃的研究重點之一，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 語言政策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關係密不可分，其關係在於語言政策的目標與制定，
必須先探究語言規劃的目的，語言政策可以是有建設性的對語言進行推廣語保存，
也有可能為語言帶來限制與毀滅，也就是說，語言規劃若著重在單一語言的推廣，
將產生各語言地位變化的過程，進而影響其他語言的發展（黃建銘，2011）。
關於語言政策的分類，學者 Deutsch（1975）認為語言政策可以歸納為三類：
尋求整合或進行同化；允許獨立或成立地域性的自治政府；鼓勵多元主義（轉引 自施正鋒、張學謙，1996）；而 Annamalai（2002）將語言政策分為三類：消滅
（elimination），嚴禁某種語言公開的使用，以達到語言同化的目的；容忍
（toleration），亦即維持現狀，讓弱勢語言自生自滅；推動（promotion），盡力避 免任何語言流失，鼓勵私下使用或是公開使用而不被歧視（轉引自施正鋒、張學 謙，2003）。Spolsky（2004）的理論是將語言政策分為三部分：語言實踐，即使 用者的語言行為；語言信念或意識形態，即關於對語言和語言使用的情感和信念；
語言規劃或管理，則是通過各種干預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
國內的學者，如施正鋒（1998）認為語言規劃不只是語言的使用決定了政治 權力的分配，語言同時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邱敏捷（1998）提到語言政策就是 統治者針對語言問題及語言環境，考量政治發展與政治利益下所擬定的指導原則 及內容。陳美如（2009：21）所謂語言規劃係指國家或社會團體為了對語言進行 管理，而進行的各種工作的總稱。
由上述對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論點可知，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密不可分，
語言規劃常需要和權威合作，黃宣範（1995）、鍾榮富（2002）、認為語言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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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與規劃往往與參與者有關，尤其是政府機構，傳統的語言政策常強調語言法 規的制定，重視公領域的語言權利制定，有明文法令作為依據，將有助於語言規 劃的實踐，所以語言規劃是語言政策下的具體步驟，透過公認「由上而下」的語 言規範，才能達到具體的語言規劃。因此，語言政策通常也傾向於官方的語言規 劃，較不注重家庭、社區的語言規劃（張學謙，2012）。語言政策的制定將關係 語言的走向，當政府的語言政策是以單語同化作為政策方向，將造成其他語言的 發展相對受到限縮，亦將破壞語言的供需市場，而使其他語言面臨消逝危機（黃 建銘，2011）。
三、 台灣的語言政策
台灣歷史上，曾有兩次官方主導的「國語」運動，分別為日治時期與日本戰 敗後國民政府來台時期，兩階段的統治者皆企圖以「官方語言」、「單語同化」逐 步消滅台灣本土語言。解嚴後，由於民主觀念的成熟，基於語言人權及語言背後 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政府的語言政策普遍朝著多元文化的方向規劃，以保留少數 族群語言為目標。以下將台灣的語言政策以日治時期、1945年戰後至今來說明：
（一） 日治時期
1895年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開始為期五十年的日治 時代（1895-1945），當時台語、客家語、南島語皆屬台灣本土語言，蒙受日語的 壓迫，當時統治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三階段的語言政策（參見洪惟仁，1992），分 別為懷柔期（1895-1912）、收縮期（1913-1936）、嚴厲期（1937-1945），每個時期 皆有不同的語言主張與規劃。
懷柔期又稱安撫期，此階段主要以積極培育日人教師、官員學習台語（福佬 話）為主，當時福佬人口佔台灣總人口的85%之多，因此採用日台對譯的方式，
以台語說明、教授日語為主。
收縮期又稱同化期，則是積極普及日語教育的階段，鼓勵台灣人說「國語」
（日語），此時不再以對譯法為主，而改用全日語的直接教學法，日語普及率在 此階段比例提高。
嚴厲期，即皇民化運動時期，統治者嚴禁台灣人在公開場合說本土語言，獎 勵「國語常用家庭」，說台語者將處罰，此時期會說日語的人口激增。
五十年的日治時期，統治者雖欲將台灣人同化為日本國民，實行三階段的國 語政策，台灣本土語言受到日語的強烈壓迫，但真正嚴厲執行的皇民化教育只進 行了八年，日本即戰敗離台，因此並未使本土語言的根基動搖，台灣的本土語言 也未從家庭消失。黃宣範（1995：94）提到歷經日語嚴厲期過後的台灣，以日語 為家庭常用語言的人口數只有77,679人，佔台灣人口的0.9%，可見當時社會雖以 日文為主，但僅使用於官方場所，如：學校、官廳等，並未侵入公共場所或家庭
（黃宣範，1995：98-99）。因此，直至日治末期，台語仍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
（二） 1945 年戰後
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初領台灣，此時台灣的國語由日語改為北京話。
根據陳美如（1996）的分類，戰後台灣的語言政策可分為三個時期：改制穩定期
（1945-1969）、計畫貫徹期（1970-1986）、多元開放時期（1987-迄今）。
改制穩定時期，1946年政府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管全省的國語 規劃（黃宣範，1995），目的是為了將前統治的語言驅逐，而後1947年發生二二 八事件，全面禁止說日語；1949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退敗來台，隨即訂定「台 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嚴格規定學校和社教機構加強推動國語運動；1965政 府推出《加強推行國語計劃》，更以明文法令禁止人民說母語。
而後的計畫貫徹期，統治者規定不限學校，全面積極地排除各族母語。1970 年教育部頒布「加強推行國語運動辦法實施要點」規定國語是全國一致使用的語 言，要求學生除了在學校，在公共場所都應說國語，要求各機關行號也要說國語；
1976 年公布實施〈廣播電視法〉，該法執行後傳播媒體也開始參與壓抑台灣語言 的工作（王順隆，1995）。國民政府為了方便溝通，控制人民思想與語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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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推行國語統一政策，採取高壓同化的「單語政策」發展，演變為「獨尊國語」
的結果。
多元開放時期，即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至今，由於政治限制的鬆綁和民間 團體的努力，語言教育逐漸朝向多元化發展（陳美如，2009）。過去壓抑本土語 言的氛圍逐漸舒緩，母語意識逐漸抬頭，各族群的人們開始關注重視本土語言與 文化，以往未受重視的原住民族語言、客家話、台語，也開始爭取和官方語言並 存的平等地位，教育部並於 2000 年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並自翌 年實施母語教學，本土語言雖看似獲得重生之契機，但母語教學至今（2015 年）
已來到十餘年頭，和過去本土語言歷經長久的壓抑下相比，光靠一星期只有一堂 四十五分鐘的鄉土語言課程，不禁讓人思索官方的語言規劃是否能有效挽救語言 流失的浪潮。
獨尊國語、壓制本土母語的單語教育政策，結果各族群的學生學會了國語，
卻喪失其母語（張學謙，2003）。許多學者的調查均顯示台灣族群母語依然持續 流失，鄭良偉（1990）分析日據時代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顯現出 在台灣除了華語以外的所有的語言都有瀕臨流失的現象；根據黃宣範（1995：4-5）
之統計，無論是台灣閩南語、客家語、或其他漢語方言的家庭以華語為使用語言 的比率逐漸升高，而以母語（或各漢語方言）的使用頻率則日漸降低；黃純敏（1998）
也認為台灣族群語言急劇流失、瀕臨死亡，是「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的 結果；蕭素英（2007）、Chen（2011）的研究中也顯示台灣母語有持續流失、轉 向使用華語的現象，並未因為實施母語教學有所停歇。
以上研究均顯示一個事實：母語流失是政府語言教育政策造成的“削減式”
雙語現象，政府主導的語言政策對於保存母語的功效是不夠的，現今台灣的語言 政策不管是學校母語教育還是公領域的語言權利，都無法確保母語傳承，少數族 群母語依舊持續流失（張學謙，2011）。台灣母語的保存運動，無法單憑學校的
雙語現象，政府主導的語言政策對於保存母語的功效是不夠的，現今台灣的語言 政策不管是學校母語教育還是公領域的語言權利，都無法確保母語傳承，少數族 群母語依舊持續流失（張學謙，2011）。台灣母語的保存運動，無法單憑學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