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清易代的文人遭際及其自處概況
第二節 實學思潮與復古態勢
然而撇開歷史現實不談，我們藉由時代不可抗逆的衰變，探究明末社會陸續 出現思維多元性的發展，還是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其中最爲人所熟悉的，莫過 於屬浪漫主義的公安與竟陵的文學思潮，還有屬於復古主義的復社與幾社等所主 導的文學活動。此兩者無疑是一場師心與師古之爭。而且就當時而言，師心與師
17 姚蓉著：《明末雲間三子研究》，頁 24-25。
18 李文治：《晚明民變》（上海：中華書局•上海書店，1989 年 3 月），頁 2
古的潮流本就有著交替性的波動；師心是前衛性質的個性解放，師古則是自明朝 開國以來，朱元璋極力推動的代古聖人立言的一面正統大纛。是故公安與竟陵獨 抒性靈的一面常爲後人所激賞，反觀屬復古主義的復社與幾社等，卻爲後人文學 史所較常忽略的文學現象。那麼其中的轉變又是一段什麼樣的經過呢？
廖可斌在整理復古運動於明代掀起的第三次高潮時，就深入地説明風靡於當 時張揚個性此等浪漫主義的重要歸旨：
朝政腐敗、國事日非的社會現實，使廣大國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產生一 種強烈的離心離德傾向。他們由對社會現實嚴重失望和不滿發展到厭惡、
憎恨並力圖逃避它，似乎不願把自己與這個黑暗污濁，荒謬絕倫的時代聯 係在一起，並且已失去了拯救這個時代的信心和熱情。與此同時，人們也 對與封建社會現實相適應的一整套倫理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過 去曾經信仰並努力追求過的社會理想、人生理想、審美理想等，現在看來 是那樣的幼稚可笑。於是人們紛紛把目光轉向自我，覺得只有個人的精神 自由甚至個人的感官情欲滿足等，才是唯一眞實有價值的東西，一切束縛 壓抑人的自然情欲的倫理道德規範都是虛僞不合理的，人應該率性而行，
純任自然。19
於是我們便不難發現陽明心學——王學在當時文壇上的滲入與變化。作爲當時的 主流哲學觀點，在王學的道德實踐裏，其強調主體的能動性大致都把時人從程朱 理學的僵化桎梏中，帶入嶄新的境地：
王守仁「範圍朱學而進退之」，以陸學的本心論爲主，兼取朱學的理欲、
理氣論，又滲透禪宗思想，加以熔鑄，脫胎成爲博大、精細的王學體系。
他在不背離儒家傳統和理學精神的前提下，對儒學和理學進行了自我式的 發揮，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學説。20
有別於程朱理學的繁瑣格套，王陽明試圖把「良知」與「天理」兩者等同起來，
從而論證了所謂最高的道理不需往外求索，而是從自己的心裏就可得到這些判斷 是非的道德能力。於是在文學創作的源流上，李贄的「童心說」、公安的「獨抒 性靈不拘格套」和竟陵「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也便成爲了王學論點在文學思 潮上的發揮。然而風行在明代中後期一段時間的王學卻開始反應出它所帶來的弊 端。姚蓉便曾整理到說，王學：
在世界觀上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在方法論上強調明心見性的
19 廖可斌著：《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1 月），頁 364-365。
20 郭英德、過常寳著：《明人奇情》（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9 月），頁 7。
開悟，導致「空」、「無」的思想汎濫成災，士人們多空談心性，不探究切 實有用的學問。這樣的士人步入仕途後，往往終日清談，不懂國計民生，
嚴重影響了國家機器的有效運作。再者，心學興起後的思想解放，帶來士 人們毫無顧忌的放縱、醉生夢死的享樂之風，這雖然也透露出士人們對於 國事日非的焦慮、社會沒落的無奈，但無疑增添了士風的糜爛氣息。21 於是乎有識之士便開始注意到光是如此空談心性、空疏造作的風氣，並無法改變 明朝上下的敗壞腐朽。他們覺得作爲知書能文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對社會現實有 強烈的和崇高道德性的關切，而這也正是那時候所迫切需要的，挽救國家於危亡 之際的憂患意識。正因爲如此，以顧憲成、高攀龍爲首的東林派系，以張溥、夏 允彝爲首的復社與幾社，便相繼地出現。儘管他們在實質的操作上或有出入。然 而他們終歸於都趨向務實、尚實的經世思想。
尤其是幾社注重實際的學理與具體實踐的學風，在晚明思潮上獲得非常突出 的表現。因此劉勇剛說：
他們不務空言，而通過實實在在的著述，以實學救世。夏允彝著有《禹貢 注》，宋徵璧著有《左氏兵法測要》，宋存標撰有《戰國策本論》，李雯則 寫有大量策論，就連幾社之少年夏完淳亦留意政治，議論九邊形勢，國變 之後，他在吳昜軍中參謀軍事，正是得力於當初之實學。22
就李雯的策論而言，查《蓼齋集》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五，確實有三十四篇應試者 的對答文字以及五篇議論文。23其中論題更大多與朝政時局息息相關。舉如〈安 治〉、〈惜才〉、〈民愁〉、〈吏治〉、〈賦役〉、〈儒蠹〉、〈試將〉、〈邊兵〉、〈選舉〉不 等。其中〈鹽策〉一篇尤爲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顧炎武所推重：
李雯雖是諸生，但對晚明以來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人才、官制、
教育、選舉、禮法、鹽法等諸多方面皆有深湛的思考，持論頗有見識，寫 的實學之文數量爲幾社第一。24
劉氏此言雖不免過當。因爲舉陳子龍的現存文集爲例，儘管其中應試者的對答文 字爲數不多，但是陳子龍的議論文著述卻是有過於李雯所寫。尤其是當陳子龍擔 任南明弘光朝的兵科給事中，他在短短的五十餘日的任内，就寫了三十多篇的奏
21 姚蓉著：《明末雲間三子研究》，頁 20-21。
22 劉勇剛著：《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2 月），頁 26。
23 清‧李雯撰，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蓼齋集四十七卷後集五卷》（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 6 月，《四庫禁燬書叢刊》清順治十四年石維崑刻本），第 111 冊，集部，卷 41-45，策-論，頁 575-627。以下簡稱「石刻本」，並隨文附註，不再重復。
24 劉勇剛著：《雲間派文學研究》，頁 27。
疏，極力表現他推重實學的毅力。無論如何，當我們把雲間重實學這現象放入整 個雲間文學的發展來看，其力圖恢復古典審美理想，銜接詩文與時局的審美蛻 變，就不難理解陳、李等人的努力與用心了。
那麼有別於浪漫文學所主導的明末文學浪潮，雲間三子對明代前、後七子復 古主義的欽崇便是有跡可尋的。比如自稱或被稱爲雲間三子、雲間六子，就有種 追風前人的意味。又如陳子龍曾爲復社領袖張溥的《七錄齋集》作序。序中有曰：
國家景命累葉。文且三盛。敬皇帝時。李獻吉起北地爲盛。肅皇帝時。王 元美起吳又盛。今五六十年矣。有能繼大雅。修微言。紹明古緒。意在斯 乎。天如勉乎哉。25
或如他爲李雯《仿佛樓詩稿》作序時也曾說過：
葢予幼時即好秦漢間文。於詩則喜建安以前。然私意彼其人既以邈遠。非 可學而至。及得北地、瑯琊諸集讀之。觀其擬議之章。颯颯然何其似古人 也。因念此二、三君子者。去我世不遠。竭我才以從事焉。何遽不若彼。
26
而李雯本身也曾在〈陳臥子屬玉堂詩敘〉表示：
昔二陸、三張並居洛下。而不聞有羽毛之相假。徐昌穀、王元美同在百里 之内。而先後不相及。劉子威輩相及。而所尚又殊異。今余年與臥子正等。
登堂之義。既非一世意好。相得甚樂。可謂文士不世之遇。勉而爲之。則 臥子長于元美。而余猶與敬美、仲蔚諸人。相爲上下。（石刻本，卷 34，
敘 2，頁 494）
由此可見，雲間文學對於復古的傾向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雲間諸人在其著作集 結之中，亦可以看見不少擬古之作。凡古風、樂府、歌行、歌辭，甚至是代言模 擬之文諸體裁，其用心追摹的細膩程度實屬罕見。這又與研擬八股文的學習心態 是一樣的。正因爲他們在接觸文學創作的當兒，至少在明亡前，對於明代前、後 七子的刻意學習，這無疑是想借詩文體裁的載道特性，寄託自身對於國家社會現 實議題的積極關切。他們的詩歌重雅正、重情采、重法度，就文學史的發展而言，
他們試圖藉此擺脫公安派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的淺陋之弊，還有盛行於當時竟陵 體的淒聲寒魄、噍音促節的狹隘途徑。
25 明‧陳子龍撰，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上下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上冊，陳忠裕公全集，卷 7，序 1，頁 365-366。
26 明‧陳子龍撰，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上下冊，上冊，陳忠裕公全集，卷 7，
序 1，頁 376。
特別的是，儘管務實、復古已作爲雲間思潮的基本方向，他們卻還是把自身 對於復古主義的理想，滲入此前不足爲文人所著力的倚聲塡詞之中。陳子龍在《幽 蘭草》題詞裏就曾提及：
明興以來才人輩出，文宗兩漢，詩儷開元。獨斯小道有慚宋轍，其最著者 爲青田、新都、婁江。然誠意音體俱合，實無驚魂動魄之處；用修以學問 爲巧辯，如明眸玉屑纖眉積黛，祗爲累耳；元美取境似酌蘇、柳間，然如
「鳳凰橋下」語，未免時墮吳歌。此非才之不逮也，鉅手鴻筆既不經意，
荒才蕩色時竊濫觴。且南北九宮既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既少，
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27
他此前提出了崇尚南唐北宋、倡導風騷之旨的詞品觀。無疑就是詞學的復古主 義。而詞之爲體本就適合於言情、寫情。這情志比起作文賦詩，又更能把所要描 寫對象的幽怨悱惻、深微細膩的感覺，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王國維便說過了：
「詞之爲體，要眇宜修 。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
「詞之爲體，要眇宜修 。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