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清易代的文人遭際及其自處概況
第三節 易代困境與價值取向
崇禎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北京爲闖王李自成所破。十八日，大順軍兵 臨城下，當時身爲一國之君的崇禎皇帝隨即自縊煤山。國家最高統治者既已以身 殉國，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第十二》）30，這儒家思維流 傳於士大夫之間的鴻規明訓、千古倫常，作爲臣子及其政權下所有的黎民百姓，
他們所面臨的便是一連串必要的抉擇，從而造就許多可觀的、深刻的議題流傳於 當時，也被後世所積極討論。
這些議題最基本就包括了生與死的決心和忠與孝的取捨兩大内容。這内容是 相互關聯的。而影響這兩大内容的外在因素，往往就是仕進的環境，即朝代更替 的行政大變動。面對這等嶄新的時局形勢，而且在華夷之辨這種古老民族意識的 大前提下，清人主政是外來政權，明朝的臣民是反或不反？再者備受這兩大内容 所關涉的，又是一場自我身分認同的終極究問。如此一來，這整體涵蓋性的困境 之大，是時人所無可避免的紛雜現象。
本文在此當然不能全盤仔細的進行申論。然而就前人已多有深入研究的基礎 上，我們不妨稍作一點基本的概念整理，以便窺探當時所有人共同面對的困境，
及其在困境之中又選擇了什麼樣的價值取向，來作爲完整呼應自己爲人處世、安
30 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 10 月），頁 135。
身立命的人生問題。
崇禎自縊隔天，大順軍兵順利攻佔了北京内城，而明朝約三百年的統治終於 被推翻。當時作爲明朝首都的北京，朝廷上下都是崇禎皇帝的内閣要員。毫無疑 問，這些官員面對賊兵的到來，首當其衝，他們必須選擇的是降或不降的問題。
降則不必死，但得背負貳臣的駡名，遺臭萬年。不降則當然得爲國君效死，抑或 起義反抗，抑或從此歸隱。（況且大順政權還要「對各級士紳實行『追贓助餉』」
31的政策，官員要想置身事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儘管明朝就此殉國、殉難的人數不能據實考究，然而根據何冠彪在《生與死：
明季士大夫的抉擇》中的統計，他認爲不管是官方或私下所呈現的數據，都可以 證明明朝殉國、殉難的人數實爲歷朝之冠。32這與明末清初大多數人所認知的人 數雖有一定的出入：
然而，我們亦要指出，不管明清之際的人如何痛惜明季殉國及變節的官員 怎樣不成比例，但是，他們僅是針對明季這段短暫時期而作比較。他們不 是不知道明季殉國的人數比其他朝代爲多，祗是他們不願意提及罷了。33 也就是說，主觀上明末清初大多數人更樂意看見更多的閣員、士人，可以爲了明 朝的覆亡而擔負責任，生死與共。投井的、自縊的、被刑求至死的，查計六奇《明 季北略》卷二十一至二十二，其操行凜然浩慨，大有人在。34
然而其中也有不全然如是的部分。例如晚年與李雯相善的龔鼎孳，就是頗爲 典型的人物。他最爲人所熟知不死君的推託之詞，就是：「我原欲死，奈小妾不 肯何」35。那小妾指的就是橫波夫人顧媚。是故他先降了大順政權。後者又因吳 三桂引清兵入關，而迅速撤離京師，龔鼎孳便再降了滿清政府。此等失節的例子 雖因個人的處境有所不同，不能全盤概括，但籠統來説，他就是於大節有虧的降 清兩截人。
當時在京城以外的所有臣民又更是一大問題。他們各自也有著對自己生死的 詰問。可以說其實任職在外的官員，他們所面對的壓力不比身在京師的小。畢竟 殉國或否都攸關著自己對於仁義道德的認知與實踐，及其身後節操義行的重名。
31 陳梧桐、彭勇著：《明史十講》，頁 185。
32 何冠彪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10 月）， 頁 15-28。
33 何冠彪著：《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21。
34 清‧計六奇撰，《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明季北略》，摘自《中國野史 集成》全五十一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11 月，都城琉璃厰半松居士排字本），頁 303-363。
35 清‧計六奇撰，《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四川大學圖書館編：《明季北略》，摘自《中國野史 集成》全五十一冊，頁 382。
吳偉業就恰巧有著非常複雜而不得不的際遇。儘管距離甲申之變大概有十年左 右，他這種慧業才子，卻也不甘寂寞，終於應詔出山。可當初得知崇禎皇帝自縊，
他不是沒有悲愴不已，即顧湄在〈吳梅村先生行狀〉中之所謂「攀髯無從。號慟 欲自縊。」36。然而他終究選擇了對自己的母親盡孝；聽從母親規勸，最後歸里 潛隱，隱藏心底的悲憤和痛苦，不問世事。——儘管期間吳偉業也曾受南明召命，
他最後也都以病告歸，之後一概堅臥不出。
當然屈節仕清以後，吳偉業所遭遇的又自是另一番糾葛，此處不去贅言。可 以注意的是，還有一眾人等當然相對於前二者，更有自己自主選擇的空間。他們 選擇留下有用之身，以遠圖他日復國之計。舉如深受爭議的錢謙益。明亡前他幾 番受到朝上要員的逼迫，或遣戍或削職，或謫官或罷免：
錢謙益自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及第，至甲申年（1644）六月弘光朝再度起用，
前後 35 年，除第一次丁憂還鄉不算，正可謂三起三落，旋起旋退。而且 每次任職時間短不過數月，長不過三年，全部任職時間加起來也不過五六 年光景。37
因此明亡之後，他以前禮部侍郎的身分，與南直隸諸官員欲立潞王朱常淓爲帝，
組成南明抗清勢力。只是後來又因馬士英和阮大鋮從中作梗，弘光皇帝朱由菘遂 登大位。可以說此前的錢謙益應該備受嘉許，而他或有難得的全心全意，力保明 朝朱氏一脈，以對抗清兵。
然而不到一年光景，錢謙益除了力討馬、阮二人歡心，清兵隨即大舉過江，
史可法被執而死，弘光皇帝出奔蕪湖，他卻與弘光朝群在南都開城迎降。此後他 又從清朝退下，並與柳如是暗中與南明皇朝上下暗通有無。當時他甚爲關注東南 與西南兩地的戰局，繼而出錢出面爲抗清勢力耗費殆竭，以致晚年病逝後幾無分 文舉喪。
錢謙益作爲獨特的案例自當也不能涵蓋所有明清士人的自處概況，然而以上 所謂江左三大家，他們所突顯的到底是時人遭際的複雜性和個別的典型性。他們 留有不死君的不光彩名分，也就是在道義上、氣節上並不能爲時人或後人所接 受，然而若從不一樣的標準出發，他們亦曾努力不懈地透過很多關係來影響時人 甚至是後人對他們的評價。
舉如龔鼎孳儘管身仕清朝，然而他也藉助在朝的影響力救助那些被陷害或治
36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全 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12 月），附錄一，傳記、祭文，頁 1404。
37 張仲謀著：《懺悔與自贖——貳臣人格》（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16。
罪的遺民或抗清義士。就這點努力上，他突現了自己力求自贖，以抹去兩度降敵 的人格污點。吳偉業則雖然在職務上並沒有辦法做到龔氏的程度，加之他上任國 子監祭酒以後，隨即抑鬱懊悔。然而待他終於離世，留有《臨終詩》四首38，並 囑咐家人必定要以僧服讓他穿上入殮。墓碑上什麼明清之職位都不能寫，只題碣 曰：「詩人吳梅村之墓」39，也足見他爲了全名自贖的痛苦與用心。至於錢謙益，
他晚年更以遺民自居。此行雖屬可悲可笑，然而他極力幫助抗清勢力，可見其中 情之有愧，心境之複雜。
把以上案例帶入盡忠與盡孝的課題上，多少也就可以互爲表裏了。尤其是吳 偉業本身就是爲了對他的母親——朱太淑人盡孝，明亡後他並無選擇以死效君。
龔鼎孳暫無事例可循。而錢謙益則似乎屬於有目的性的詭譎盡忠，是故他既仕弘 光，又降滿清，最後卻暗自資助抗清義士。至此本文可再以陳子龍、李雯爲例，
便大致能説明這盡忠與盡孝的取捨問題。
甲申之變前後，陳子龍本在處理浙江東陽縣諸生叛變的事：
予以三月初，奉撫軍令治兵於蛟關，得銓曹之命還越。知家大母病甚篤，
蓋大母念予素切，聞予有跗注之役，郡人訛言予戰沒者，驚惑至不能言。
家人恐予知，必棄官歸，竟不報。見除目，始相聞。時予久遺家累，惟一 妾在官舍，書卷數束而已。即日啓行，抵家而大母霍然愈。因是乞身之志 益決，立草疏遣行，未幾而改官之旨見矣。時，四月中也。40
陳子龍一直徘徊在盡忠與盡孝兩項命題之間。一是國難當前，陳子龍盡其所能，
爲朝廷掃蕩賊兵。他單槍匹馬的騎到山寨，招撫了舉兵起義的許都。儘管其中有 他能力之所限——無法力保許都與降兵的性命，然而這並沒有使他敷衍了事，忘 記忠君大義之所在。
二是當他了解家裏的狀況，如養育他長大的祖母——高太安人患了重病，家 人卻不敢告知他。他被授予兵科給事中一職前便萌生引退官場，回家侍奉大母之 念。只是他最後並沒有這麼做。因爲北京徑自淪陷，崇禎皇帝自縊，他身處的南 方雖尚未了解到北方時局的激烈變化。他卻想過要與相關有識之士籌劃恭迎太子
38 《臨終詩》四首分別爲其一：「忍死偷生廿載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塡補，總比鴻 毛也不如。」其二：「豈有才名比照隣，發狂惡疾總傷情。丈夫遭際須身受，留取軒渠付後生。」
其三：「胸中惡氣久漫漫，觸事難平任結蟠。磈壘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汍瀾。」其四：「姦 黨刊章謗告天，事成糜爛豈徒然。聖朝反坐無冤獄，縱死深恩荷保全。」詳見清‧吳偉業著，
其三：「胸中惡氣久漫漫，觸事難平任結蟠。磈壘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汍瀾。」其四：「姦 黨刊章謗告天，事成糜爛豈徒然。聖朝反坐無冤獄，縱死深恩荷保全。」詳見清‧吳偉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