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匪徒以外的適用

（1）

隨從‧雜役（第 1 條第 3 號）、把風

與內亂罪相同，匪徒罪亦有核心的指導者與參加者的區別。第 1 條 1, 2 號規 定匪徒集團的中心性存在（匪首，參與謀議者等）的定義，第 1 條第 3 號尚規定

「附和隨從或服雜役者」的定義。第 1 條第 3 號適用者相當多，超過這次調查對 象被告人數的一半。其詳細的分析尚待將來的分析與說明，但該號適用者當中絕

70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9 年第 2 冊 2 月，頁 194

71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4 年判決原本第 9 冊，頁 23。第一審判決（台 中地方法院明治 33 年第 1074 號〔33 年公第 361 號〕，明治 33 年 11 月 20 日判決，宇野 美苗判官）並未言及義和團事件。頁 18。

大多數是附和隨從者，而服雜役者僅占極少的一部分。判決認定被告是服雜役者 的情形，在事實認定部分開頭的匪徒認定，例如「被告人等（中略）是屬於匪首 簡大獅部下的服雜役者…」（台北地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32 號，明治 32 年 1 月 19 日判決，山口武洪判官）⁷²等，或者事実認定的末尾「在做…時做其雜役」等之 表現。

實際上，第 1 條第 3 號適用者包括與匪首有緊密關係的部下，同時包括一般 民眾響應匪徒的勸誘，而在犯行時期臨時隨聲附和地隨行者。譬如，「被告是匪首 乙等企圖結合多眾，襲擊北斗辨務署沙仔崙警察官吏派出所時，響應名為丙的人 之勸誘，雖從上述的匪徒…」（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4 年第 421 號［34 年公第 179 號］，明治 34 年 4 月 1 日判決，早川彌三郎判官），⁷³或者「乙當做首魁企圖掠奪 財物，召集其他數名時，被告三名亦應附和隨從…」（明治 33 年檢第 544 號［33 年公第 209 號］，明治 33 年 6 月 22 日判決，川上和一判官）⁷⁴是（「勸誘」此單 詞似乎在國事犯事案比較多）後者典型例。

實際上，判決似乎常常將相當於第 2 條各號者之中，不該當第 1 條第 1, 2 號 者，看作該條第 3 號的附和隨從者‧服雑役者，在這次調查範圍中，第 1 條第 3 號適用者的大約 80%同時被適用第 2 條 6、7 號。似乎在相當於第 2 條各號者之 中，不該當於第 1 條 1, 2 號者，比較常常視為該條第 3 號的附和隨從者‧服雜役 者。

另一方面，僅適用第 1 條第 3 號的案例是，例如被告甲明治 30 年 10 月左右，

由匪徒結合之被告成為匪首乙的部下後，到明治 32 年左右「附和隨從該人」。判 決適用第 1 條第 3 號而已，宣告有期徒刑 12 年（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5 年第 1247

72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2 年第 1 冊 1-2 月，頁 119

73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4 年判決原本第 4 冊，頁 9

74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3 年對審判決原本第 6 冊，頁 92

號，明治 35 年 12 月 27 日判決，高田鈒一郎判官）。⁷⁵在別的事例中，被告成為 小匪首的部下，明治 29 年 1 月到 3 月左右，小匪首等「做匪徒行為之時候為一定 附和随従之」，適用第 1 條第 3 號，其後基於未成年減刑而宣告重懲役 9 年（台北 地方法院明治 34 年第 1425 號，明治 34 年 8 月 12 日判決，柳原右助判官）。⁷⁶似 乎若與匪首等的關係十分密切，不一定須要相當於第 2 條各號的事實。

在此，（一）第 1 條第 3 號的附和隨從‧雜役的範圍並不明確、隨聲附和的參 加者亦可能被包括在匪徒罪之中、（二）隨從的匪徒行為若該當第 2 條各號，相當 可能處死。基於此等條文構造，輕微的行為相當可能與匪首一律被處刑。強盜時 當把風的人是其好例子。譬如，明治 32 年 2 月有武裝的十幾個人襲擊在東螺西堡 的家宅，傷害 2 人，掠奪金品時，被告擔任把風。第一審僅適用第 1 條第 3 號而 宣告有期徒刑 12 年（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4 年第 1240 號，明治 34 年 9 月 2 日判 決，原玄朴判官），⁷⁷但由檢察官控訴的第二審認定，被告是除「匪徒刑罰令第一 條第三號所謂的附和隨行之徒」以外，尚是「對於傷人掠奪之所為分擔參與者」。

第一審判決之將被告認定匪徒是相當，但「一方面認定被告擔任兇行時的把風，

然而置之不理是失當」，更加適用第 2 條 6、7 號而宣告死刑（覆審法院明治 34 年控刑第 301 號，明治 34 年 10 月 22 日判決，矢野猪之八裁判長‧手島兵次郎‧

高田富藏各判官）。⁷⁸可謂是第 1 條和第 2 條的相乘效果導致刑罰厳格化的典型例 子。該當附和隨從‧服雜役者的較多部份是把風，運搬，監視人質，伙食等之可 以說輕微的行為。譬如，明治 31 年陰曆 12 月，匪首在斗六堡做路上打劫及綁架，

並未參加上述行為之部下即被告在監禁人質之中，擔任監視與炊事。判決認為其 符合第 1 條第 3 號的雜役，宣告有期徒刑 13 年（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3 年檢第 283

75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5 年判決原本第 12 冊，頁 45

76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重罪明治 34 年第 2 冊，頁 159

77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4 年判決原本第 11 冊，頁 66

78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4 年判決原本第 11 冊，頁 68

號，明治 33 年 6 月 29 日判決，川上和一判官）。⁷⁹

在強盜事案，並未參加暴行的被告相當可能與侵入家宅之共犯者一律處極 刑。明治 31 年 11 月 9 日，以數名襲擊在大加蚋堡的家宅時，被告甲「在家外作 把風」，被告乙丙等在家內毆打被害者，強奪 580 圓之事案，判決適用第 2 條第 7 號對於全員宣告死刑（台北地方法院明治 31 年檢 1020 號，明治 31 年 11 月 19 日判決，岡澤主一郎判官）。⁸⁰在別的例子，被告二人於明治 31 年 8 月，匪首林 湧以下 80 餘名襲擊鹿港稅關，掠奪 65 圓等，殺害勤務員二宮武雄之時候，「甲擔 任把風，乙手持火將」，各自適用第 1 條第 3 號，其後基於情狀酌量宣告無期徒刑

（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3 年檢第 213 號，214 號［33 年公第 91，92 號］，増山素次 郎判官）。⁸¹在另一外的事案，明治 30 年 4 月 6 日，在台北縣新竹北門街以大致 十人襲擊家宅，強奪 100 圓等，被認定「在門外把風」的被告，因為犯行當日「遇 見」共犯者時他告訴被告，「今晚我們要到北門外鄭廟前的空房，其後闖進鄭海國 的家，因此你亦要一起去那邊」，故一起前往。原來應適用第 1 條第 3 號，第 2 條 7 號，「雖然應該處死刑」，由情狀酌量宣告有期徒刑 12 年（台北地方法院新竹 出張所明治 33 年第 57 號，明治 33 年 5 月 7 日判決，木付篤判官）。⁸²

重要的是，附和隨從者的大部分被宣告死刑，另一方面服雜役者大概被宣告 大約十數年的有期懲役。因為此差異，亦看得到要主張服雜役者的被告。譬如，

匪徒襲擊‧抗敵時，旁邊常常捧持神像或佛像。明治 32 年 9 月，多數匪徒襲擊石 碇堡七堵庄警察官吏派出所及七堵停車場，讓中川喜三郎與長野休太郎負傷時，

被告甲乙各自捧持神像與菩薩像。判決事先表示雜役的定義，「匪徒刑罰令所謂之 雜役就意味著服務與罪行並無直接的關係的事務。換言之，指稱進行普通刑法上

79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3 年對審判決原本第 6 冊，頁 154

80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1 年第 4 冊 10-12 月，頁 661

81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3 年對審判決原本第 5 冊，頁 71

82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新竹出張所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3 年第 1 冊 1-6 月，

頁 242

的正犯從犯之行為以外之職務」，其後，「匪徒等之當進行罪行，基於能受到神助 之迷信，攜帶神佛之偶像行為即是為堅強其團結意志之工具，而占有在犯行者之 中較大的勢力者」，因此被告等的神像等捧持行為是，「與罪行密切的必要所為，

不能看作雜役」，對於被告甲乙由第 1 條第 3 號，第 2 條第 1, 6 號的適用，宣告死 刑（台北地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1596 號，明治 32 年 11 月 30 日判決，藤井乾助判 官）。⁸³

此判決的立場，將具有「普通刑法上的正犯從犯之行為」、即共犯關係者看作 附和隨從，不具有者則看作雜役。此立場符合於附和隨從者被處以嚴罰，而服雜 役者的大多數僅被宣告懲役刑的事實。但神像等亦可能由指揮者捧持。明治 34 年 1 月 23 日，在台中廳藍興堡隊與憲兵‧警察官聯合搜索隊，土匪「劇烈抵抗」

時，當做「匪徒賴阿來之情婦」的一位女性被告「抱媽祖宮之木像身臨戰鬥之現 場，用謠言宣言依神威給匪徒勝利，指揮多眾之匪徒，讓匪勢猖獗」，其後同年 2 月 21 日，以 200 餘名民眾襲撃台中市街時，被告「與上次同樣之媽祖宮木像以鼓 舞匪勢〔中略〕指揮匪群，讓他們襲擊台中市街」，由第 1 條第 2 號處死（台中地 方法院明治 35 年第 85 號，明治 35 年 2 月 6 日判決，原誠一判官）。⁸⁴

（2）

幫助和藏匿‧隱蔽（第 4, 5 條）

a. 幇助

附和隨從者‧服雜役者是對於第 2 條各號的罪行直接參加者，但「幫助匪徒 者」（第 4 條），藏匿‧匪徒（第 5 條）的事實適用對象是，在台灣社会不被看作

83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3 年第 1 冊 1-2 月，頁 65

84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5 年判決原本第 2 冊，頁 90。判決將神像視 為為犯罪目的供用的物品而所有者不明，依刑法第 43, 44 條没收之。然後依規則 1904 年 2 月 1 日在台中地方法院交付拍賣。〈媽祖婆神像の公賣〉，《台灣日日新報》，明治 37 年 1 月 21 日

匪徒之一般人。可以推測對於台灣的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是幫助匪徒的問題。在 傳統村落社會，對以一般的住民，與匪徒有互相認識之關係是常見的事，而且相 當難抗拒對於以暴力為手段提出提供宿舍或糧食的要求。然而此行為被當局視為 交戦之間的資敵行為，同為積極援助匪徒的行為，可能給予嚴罰。此有關藏匿‧

隱避幫助的條款相當可能造成許多認定上的犧牲者。

判決可能將共犯性質的行為看作幫助行為。譬如，明治 32 年農曆 10 月中旬，

在頭囲堡的被告受到匪首 2 人等的命令，替他們出面要求綁架人質的贖金 600 圓，

在交涉之後將收到的 400 圓贖金交給匪首。判決適用第 4 條而宣告死刑（台北地 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1852 號，明治 33 年 2 月 7 日判決，土屋達太郎判官）。⁸⁵

在交涉之後將收到的 400 圓贖金交給匪首。判決適用第 4 條而宣告死刑（台北地 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1852 號，明治 33 年 2 月 7 日判決，土屋達太郎判官）。⁸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