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

（1）

結合之人數

匪徒罪是當作刑事実體法的律令所創設的犯罪類型，但適用該令之高峰時期 是在台法月報創刊以前，如此關於該令或匪徒罪的研究或論文是幾乎皆無，該法 的性質亦幾乎未解明。該令的特徵是，（一）創設出新的身分或者地位叫做「匪徒」， 要處罰屬於它的事實本身，（二）加上若匪徒為某些所為，要加重其刑罰。但匪徒 並非伴隨某些義務的社會地位（例如對於受賄罪的公務員等），而是屬於匪徒此事 實本身即是違法的人類的結合狀態，因此將它看做所謂的身分犯的其中一種並不 適當。匪徒罪從何時構成既遂並不清楚（未遂同罰規定［第 3 條］並非有關屬於 匪徒的事實［第 1 條］之規定，而是對於其加重要件的具體犯行類型的例舉［第 2 條］應該適用之規定），因此尚可能解釋此乃是繼續犯（監禁罪、不退去罪、兇 器準備集合罪等）之一種，一旦該當匪徒以後能否，或者從何時脫離其身分是不 太明確。總之，關於何種結合會相當於匪徒，尚留下來曖昧模糊的部份（覆審法 院決定採用將匪徒罪視為繼續犯的解釋）。

匪徒罪應該被看作與內亂罪同樣的必要共犯的聚合犯，²²然而結合是匪徒罪 的必要條件的核心。但何種規模或內容的結合是可罰性，匪徒刑罰令並無詳細的 規定。此個問題可能左右被告的死活，因此判決亦進行各種考察。

例如明治 32 年 6 月，芝蘭三堡的「舊清國兵營附近」，與清國人 1 人一起在 路上打劫，強奪壹圓銀貨 21 塊西洋傘 1 枝，由匪徒罪起訴的被告甲，判決首先檢 討匪徒結合的定義，「匪徒刑罰令所謂的匪徒是，明明指多數人結合的一種團體，

畢竟因為能確認同令第一條規定『多眾結合』，而該團體有首謀議者指揮者，又有

22 參照泉二新熊，《日本刑法論 下編》，訂正第 32 版，（東京：有斐閣，大正 11 年（1921））， 頁 874

對之附和隨從者及服雜役者，要之，為構成匪徒罪，至少須要數人的結合之存在 不可置疑」。然而因為甲（一）「不能認定過去是匪徒的事實」，（二）「僅是僅僅兩 人因為一時的發意同意做強盜」，雖然「列席檢察官的意見認為本案件應該適用匪 徒刑罰令第一條」，不能認定將被告看作「匪徒即多眾結合體的一員」，排除匪徒 罪而適用強盜罪（刑法第 378 條，第 379 條第 1, 2 項），處有期徒刑 13 年（台北 地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967 號，明治 32 年 10 月 9 日判決，寺島小五郎判官）。²³判 決大意是，匪徒的實際上的判定基準即是（一）有無以前有匪徒的經理，或（二）

由 3 人以上做犯行。此個立場由其他的判決被繼承。

在匪徒判決之中看到相當詳細地認定匪徒結合的狀況的判決。例如明治 32 年陰曆正月，被告甲乙與丙丁一共 4 人，因為為「透過暴行脅迫掠奪他人之財物 的多眾結合」在甲宅「藉口聖王會之名稱，假裝是其會的組織，甲當會長乙當副 會長，一起佔首謀的地位，設立規約，規定部署在□旗香火大簿之三種，與其他 幾百人結合，舉行酒宴，策劃伺機實行其目的」，判決適用於甲乙第 1 條第 2 號而 對各自宣告死刑（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3 年第 907 號，明治 33 年 10 月 12 日判決，

川上和一判官）。²⁴

其他的判決認定，在明治 34 年 3 月、被告在大嵙崁河灘與數人集合、謀議他 們要強奪大嵙崁郵便局毎個月所遞送的現金之後，平等分配之，「並且為堅定其約 定大家當場互相交血杯而訣別而伺機」之後，同年 5 月施行，殺害日本人 1 人，

搶奪 1,230 円多，適用第 1 條第 2 號而宣告死刑（台北地方法院明治 34 年第 1006 號，明治 34 年 6 月 7 日判決，柳原右助判官）。²⁵但如此的相當詳細的事實認定 是稀少，大多數的判決僅會宣告，基於其結合，被告是匪徒。

23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2 年第 8 冊 11-12 月，頁 27

24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3 年對審判決原本第 12 冊，頁 154。第二審 因襲同樣的事實認定駁回被告的控訴。明治 33 年控刑第 329 號、明治 33 年 11 月 27 日 判決，大津釚次郎・櫻庭棠陰・矢野猪之八各判官）同 158 頁。

25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重罪明治 34 年第 2 冊，頁 61

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法院似乎採用將 3 人以上之集團強盜看作匪徒罪的解 釋。²⁶實際上，匪徒刑罰令施行之後的有關「強盜」事件的判決狀況表示，該令 施行之後，以犯行人數 4 人以上，或以「數名」為分界，開始適用匪徒刑罰令的 傾向大致確立。

（2）

意圖（暴行強迫）

第 1 條規定，「多眾的結合為匪徒罪」。原則上「結合」並不應該處罰，因此 為使「匪徒之罪」成立，須要以「暴行或脅迫」為其手段之意圖。內地刑法的內 亂罪屬於一個目的犯，故若是欠缺目的（轉覆政府・僭竊邦土・紊乱朝憲）的集 團暴行，即歸類為兇徒聚眾罪（相當於現行日本刑法的騷亂罪），基於「不論任何 的目的」的此個規定，故可適用於所有的暴力性的集團行動。如此的無限制性一 方面意味著其制定目的為司法權的控制，因為明治 29 年的雲林事件之際彰化臨時 法院對於總督府所捕獲的「土匪」適用內地刑法，但基於證據不足，因此對於大 多數人被宣告無罪，因此總督府方面認為他們須要拘束法院。

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匪徒與其說是抽象性的構成要件，不如說是事實上存在 的集團。而匪徒刑罰令的立法目的亦明顯地是為對付如此的集團，但該令第 1 條 並無直接定義匪徒集團的意涵，僅規定符合「匪徒之罪」的行為，故法令上是將 符合該當行為者直接視為匪徒。另一方面，基於該令以結合為必要條件，但不像 許多其他治安立法，不須要特定團體，故亦可以適用於一時性的集團所犯的集團 強盜。

匪徒結合的成立不須要具體犯罪，因此表面上它與不可處罰的集團難以區

26 「關於強盜及所謂的土匪之區別，當詢問法官的見解時，據說他們採用，若至少有三 人結夥，在台灣不應該視為強盜，而要當做匪徒加以處理，如此的立場」。〈土匪と強盜

（御用紙の記事）〉，《台灣民報》明治 33 年 12 月 12 日所引用之《台陽日報》（日期不明）

的報導。

別，故理論上僅能由故意之有無判斷其可罰性之有無。但這方面的證據提出非常 困難，大部分的判決事先認定具體事實，推測被告的目的或意圖後，始認定匪徒 罪的成立。換言之，例如某些強盜行為是否匪徒行為的判斷，即匪徒的意圖與結 合的存在，一定依靠法官個人的心證。在此當然不能避免恣意性判斷介入的可能 性。其後判官一認定被告是「匪徒」，就判處包括死刑的重罰。

一般而言，認定匪徒之判決文章有一定樣式，大概言及（一）目的（暴行脅 迫財物掠奪）（二）結合（三）參與謀議（四）附和隨從（五）武裝（銃刀棍棒等）。

主文（量刑）後面的事實認定部份，雖然並無任何的論證，在其稽首用被告「以 暴行脅迫」、「為掠奪財物」、「以多衆結合」、「屬於匪首某之部下」等的表現斷定 或宣告其為「匪徒」，這似乎是落實匪徒罪判決的固定樣式。可以說，為何可認定 某被告或其所屬於的集團是匪徒，判決除特別的例外通常不會言及。因此判官們 似乎在確定被告相當於第 1 條的匪徒過程當中，依靠自己的心證或第 2 條所例舉 的強盜或抗敵等之認定事實。實際上，多數判決似乎是事先預設被告為匪徒之後，

再認定其具體犯罪事實（大部分適用第 2 條各號），其後回過頭加以推測被告是匪 徒。換言之，某某集團之強盜，基於其集團強盜之行為而被認定為「匪徒」，從一 般強盜的類型中分離出來。此個邏輯推翻的事實上最大的效果即是，臨時，偶然，

暫時，或者基於某些人際關係集合的集團，若有某些犯罪行為，容易地被視為匪 徒。

既然集合或團體本身不可處罰，為認定某些「匪徒」的「結合」是可罰性，

判決認定須要以集團暴行為手段的故意之存在。在此須要解決的問題是，因為「二 人以上共同所犯」（刑法第 379 條第 1 項）的強盜罪，亦須要具備「脅迫或加暴行」

（刑法第 378 條）之故意，雙方的差異僅在強盗罪的目的限於「強取財物」（同條）

之行為，然而匪徒刑罰令的目的是「不論任何的目的」（第 1 條），即無限制之一 點。既然匪徒罪與強盜罪可能同時適用，行為的外形是一樣，為區別匪徒罪與強 盜罪，其差異之所在，即是故意之性格的差異。換言之，基於判決對於故意的內

涵之認定，在匪徒罪與強盜罪之間，乃至於被告死活之間加以選擇。

但在實際的判決中，若不能證明具體犯罪謀議之事實，判決須要先入為主地 認定被告是匪徒，其後從其集團行為推定上述的故意。同時，雖然當局避免由內 亂罪之起訴，然而此舉在台灣事實上不是問題，內亂罪與匪徒罪之差異亦是須要 檢討的理論問題。部份學說認為，內亂罪的犯罪者不必須要多數，²⁷通說的看法 認為該罪是相當多數的必要共犯的多眾犯，小規模時亦至少須要數十人以上。²⁸相 對於此，匪徒罪條文上並無人數的規定。

在實際的匪徒判決中，被告甲對於被告乙有關被害者的情報而教唆強盜（明 治 34 年 6 月在艋舺下崁庄，苦力佐野直次郎從台北書院街賀田組離開，在搬運坑 夫工資的途中，犯人丙丁戊用台灣刀砍上去，強奪 1,825 圓），乙亦教唆實行犯丙 丁戊，甲乙並未參加實行行為，甲與實行犯並未直接見面。對於此個事案檢察官 主張對於甲乙兩人應該適用匪徒刑罰令，但判官指出，「因為並無結合之證據，故

在實際的匪徒判決中，被告甲對於被告乙有關被害者的情報而教唆強盜（明 治 34 年 6 月在艋舺下崁庄，苦力佐野直次郎從台北書院街賀田組離開，在搬運坑 夫工資的途中，犯人丙丁戊用台灣刀砍上去，強奪 1,825 圓），乙亦教唆實行犯丙 丁戊，甲乙並未參加實行行為，甲與實行犯並未直接見面。對於此個事案檢察官 主張對於甲乙兩人應該適用匪徒刑罰令，但判官指出，「因為並無結合之證據，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