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狀酌量和未成年（刑法）

匪徒裁判的特色之一，一方面由律令（匪徒刑罰令）所規定之刑罰是非常嚴 苛，但另一方面對於基於法律（刑法）的量刑減輕，並無任何限制。亦即是說，（一）

判官基於自己的心證自有地能酌量情狀，換言之，判官的裁量是相當大，（二）律 令的嚴刑政策不能排除法律的介入，換言之，帝國議會一直皆保有介入的可能性。

適用情狀酌量（刑法第 89, 90 條）者大致上是所有起訴者的一成，許多死刑因此 改成無期徒刑，但判決少有言及情狀酌量的根據，不能得知其判斷的妥當與否。

舊刑法將未成年分類到（一）12 歲以下，（二）12 歲以上 16 歲以下，（三）16 歲 以上 20 歲以下等三個階段，（一）為皆不論罪，（二）要審案有並無「辨別其所為 之是非」、「並未辨別地違犯時不論其罪」，（三）僅是刑罰的減輕。在這次調查的 範圍之中之被告，20 歲以下的未成年者有 5%左右（圖 四—5），但未成年者無例 外地受到免訴，無罪，或者減軽刑罰等之處置。

譬如，第一審將 15 歲的被告看作「欠缺是非辨別識能者」，而判決「不論其

137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5 年判決原本第 5 冊，頁 33

138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明治 35 年判決原本第 5 冊，頁 35

罪」（明治 33 年第 1198, 1220, 1633 號，明治 33 年 11 月 30 日判決，前川房二郎 判官），¹³⁹由檢察控訴第二審認定被告「隨從同行時一定搬運其黨類之衣料或煮飯 或拾柴等從事雜役」，基於檢察調書尚認定，襲擊警察官吏派出所時「沒帶槍而僅 在擔其黨類等的衣類」，由一審公判始末書所登載的被告作證記錄「我由匪徒被綁 架，以強制擔衣服或其他東西跑到各處」認定他從事雜役「第一審認定被告雖然 與其他匪徒一起從事殺害掠奪等之非行，完全並無是非之識別能力而不論其罪的 判斷為失當」，依據第 1 條第 3 號與刑法未成年（第 80 條第 2 項）‧情狀酌量（第 89, 90 條）宣告重禁錮 2 年 6 月（覆審法院明治 33 年控刑第 408 號，明治 34 年 2 月 8 日判決，櫻庭棠陰裁判長‧原誠一‧矢野猪之八各判官）。¹⁴⁰在此事案，亦有 判官可能適用第 2 條，不考慮情狀酌量而處無期徒刑的可能性，在此亦看到判官 裁量範圍之廣大。

圖 四—5：匪徒被告中未成年被告數

20歳, 31

12歳, 1 14歳, 1 15歳, 6 16歳, 3 17歳, 6

18歳, 33 19歳, 44

資料來源：《日治法院檔案》。參照腳註 15。被告年齡根據判決書上之表示。

在這次調查範圍之中，不能確認對於 20 歲以下的死刑宣告。但批判匪徒刑罰 令的報紙亦報導過，12―13 歲及 12 歲的被告甲乙可能處死。¹⁴¹該事案是明治 33

139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重罪明治 34 年第 1 冊，第 76 頁

140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重罪明治 34 年第 1 冊，第 72 頁

141 〈匪徒刑罰令の苛酷〉，《台灣日報》，明治 33 年（1900）12 月 9 日

年 7 月 16 日，被告等襲擊文山堡的大溪墘警察官吏派出所，殺害巡查 2 人，同月 19 日襲擊在同堡的耳空亀警察官派出所而被擊退。實際上的第一審判決對於甲

（認定為 22 歲）處死刑，12 歲的乙由刑法第 79 條前段，15 歲的丙由同法第 80 條各自被處「不論其罪」（台北地方法院明治 33 年第 1198, 1220, 1633 號，明治 33 年 11 月 30 日判決，前川房二郎判官）。¹⁴²最年輕的無期徒刑是 17 歲。該案是 明治 31 年 9 月，在武西堡由 4 人的屋外強盜強奪水牛 1 頭，適用第 1 條第 1 號，

第 2 條 7 號，第 7 條，刑法第 81 條之案例（台中地方法院明治 31 年 394 號，明 治 32 年 3 月 31 日判決，矢野猪之八判官）。¹⁴³

戶口制度尚未完成的當時，¹⁴⁴為認定被告的年齡的判官似乎依靠「原籍調」、

「原籍調書謄本」、「原籍取調書」等之送來的戶口文件，左右死刑與懲役刑。前 者為明治 32 年 8 月 11 日，在石碇堡以數人襲擊民家，綁架家屬 1 人後在山中殺 之的事案，第一審由第 1 條第 3 號，第 2 條 6 號，刑法第 81 條宣告無期徒刑（台 北地方法院明治 32 年第 1594 號，明治 32 年 12 月 26 日判決，藤井乾助判官），¹⁴⁵ 但第二審指出被告前年在辨務署‧檢察調書口供 21 歲，「雖然去年已廿一歲，被 告是到此法廷的過程當中，才想出刑期的縮減而作詐言者」，而排斥未成年，減軽 宣告死刑（覆審法院明治 33 年控刑第 92 號，明治 33 年 5 月 8 日判決，大津釚次 郎裁判長‧櫻庭棠陰‧原誠一各判官）。¹⁴⁶又在明治 32 年農曆 12 月，在打猫東堡 以數名襲擊家宅強奪赤牛的被告甲乙之事案，乙在法廷主張現在是 17 歳，判決由

「原籍取調書」認定為 21 歳，但因在犯行時尚是未成年，適用刑法第 378 條，第

142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重罪明治 34 年第 1 冊，頁 76

143 《日治法院檔案》，司法官訓練所，大正 8 年判決原本第 6 冊，頁 24

144 明治 29 年以後依據現住主義的戶口調查簿的原來的目的是維持治安，隨著社會制度 的整備，本籍和身分證明的必要增大，明治 35 年左右在各廳開始採用本籍主義。但基於 屆出（申報）主義，制度的缺點還留下來。畠中市藏，《台灣戶口制度大要》，（東京：松 華堂，昭和 11 年（1936）），頁 6-7

145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原本明治 33 年第 5 冊 6 月，頁 40

146 《日治法院檔案》，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謄本明治 33 年（給覆審法院），頁 168

379 條第 1, 2 項，第 81 條，處重懲役 10 年（被告甲有期徒刑 12 年）（台中地方 法院明治 33 年檢第 204 號［33 年公第 109 號］，明治 33 年 5 月 19 日判決，土屋 達太郎判官）。¹⁴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