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懲罰與卑賤
第三節 當代的懲罰與卑賤
1. 市民社會的形成與變遷
在開啟歷史考察時，為了避免焦點不明與誤解，首先必須明確界定名詞與相對 應時序。接續的 15 世紀末中世紀晚期的結束107，本文所指稱的近代起始於 16 世 紀。近代與中世紀的差異可以精確地從中世紀末期的神學家 Nicolaus Cusanus
（1401~1464）的著作《有知識的無知》中看出，他提出將思考算數化的提議，亦 即以數字取代文字作為思考的基礎，「對1+1=2 的真理來說，神不見得比我們還要 明白理解」，相對於神的法則是以文字形式顯現，自然法則可透過數字形式理解；
神的法則可以經由犯罪破壞，自然法則相對堅不可摧；犯罪者只能背負罪咎活存，
懂得利用自然法則技術的人則能帶來進步。在法律的視角下，國家一把攫獲制定實 證法的政治權力，眾所皆知，在霍布斯的鉅著《利維坦》所提出的契約說有精闢的 描述。為了過平穩的生活，唯有將個人的權力讓渡給單一個人或一合議群體，讓單 一個人或合議群體成為每個人的代言人，成為一個嶄新獨立的人格，亦即現代性主 權國家。在此亦體現了上述的數字邏輯：每個人都等同於一個數字”1”，彼此之間 有著相同的人格價值，政治集合體即所有”1”的加總，同時也如同個人，擁有一抽
107 中世紀的結束時點亦眾說紛紜，在各個地區有不同說法，例如在我們較熟悉的德國應為 1495 年，肇因於帝國境內的羅馬法地位的改變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國號更改（加上DEUTSCHER
NATION）和隨之而來的帝國疆界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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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人格，以致霍布斯得以用聖經中的大海怪「利維坦」予以命名108。
有別於晚期封建時期以教會、地方頭人為主的秩序維持模式，16 世紀後的近 代國家將立法權收歸手中，經由中央集權的模式，開展了新型態的秩序型態。若要 進一步區分，可以分為（1）封建制度類型的司法國家（2）絕對王權類型行政國家 與（3）近代國家類型的統治國家，三種不同的統治形式演變。在不同的類型中，
存在著不同的秩序維持手段和機構、殊異的權力運作模式，儘管不免有化約之嫌，
我們還是可以使用傅柯關於統治性（gouvernementalité）來統合理解上述的手段與 模式：從在中世紀以教會司牧權力為中心的統治模式，到近代以理性、抽象的個體 為單位建立的國家治理，可稱為一部統治性之演變發展史。
在16 世紀王權開始集中並作用時，首先當時關注的重點是國王與教會之間的 權力爭搶。我們必須理解，當時的教會是一個完整且極為龐大的組織，教皇可說是 手握現代行政、立法、司法三權的地上世界最高權者，伴隨著深入地方的教會組織 和基層教士，即統治性的第一原型——司牧權力——的完美體現。近代國家從教會 手中搶走了治理權力，卻沒有改變治理模式，亦即，法律背後仍存在著某個言說、
命令者，法作為行使所有權力的道具，具備一定的壓抑及禁制性。為了要維護權力 與實踐法律，對外需要了外交—軍事技術，對內則發展出警治的概念109。其中，特 別必須注意警治的發展，因為正是警治才可以透過上對下的一連串行政行動，來建 立、塑造人民與國家的聯繫。然而警察治理畢竟源自於命令與壓抑的權力模式，發 展到極端即為對人民生活的絕對掌控，亦即17 世紀警察國家的出現。然而饒富興 味的是，恰好因為警治的壓抑，而激發了人民自主地對抗權力，造成了十八世紀最 重大的變革——市民社會的出現110。
詳言之，近代市民社會的出現，如同馬克思的真知灼見，和政治經濟學的興盛 密不可分。古典壓抑性政治權利無法完全掌控資本的積累與流通，因此後者帶有一
108 村上淳一，〈法〉の歴史，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123~126 頁。
109 參照江玉林，〈歐洲近代初期「警察」與「警察學」的考古〉，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 員會編，《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2008 年，9-22 頁。
110 Michel Foucault, éspace, savoir et pouvoir, Dits Ecrits tome IV, 1982, 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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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自主性。以利益導向思考的經濟人，向國家要求放寬管制與自由市場的同 時，也間接地促使新的統治技術產生。針對貧富差距、階級衝突日益龐大的群體，
國家需要更鉅觀、全面的統治技術和機構，透過統計、量化的觀點來掌握新興市民 階級所欲求的國民健康、衛生、道德等嶄新價值。過程中，透過對貧困階層的管制 與社會救濟政策111，更近一步地鞏固了市民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我們可以發現，市 民社會對經濟秩序、健康衛生、社會安全等體制的依賴，共同構築了所謂社會秩序 的想像。此一社會秩序並非完全由統治階級給定，毋寧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 學和主權的拮抗折衝下的產物。
我們可以發現，由中世紀的教會過渡至王權國家，最終抵達市民社會的演進過 程中，象徵話語＝絕對權威的模式仍屹立不搖：這並非表示實際統治權或治理性的
「核心」真正持存在特定人或機關手中，而是教廷、王室不容置疑地具備象徵權威。
宗教或世俗的核心成為人民目光匯集之處，並由上而下地擔保所有民眾的視線存 立。然而此一象徵上的絕對保證，在過渡到市民社會的重大變革當中無可避免地發 生改變；法國大革命後，人民發現統治者自身也是民眾，身為革命黨人的羅伯斯比 爾（Robespierre）甚至比過往的統治者更加兇殘且腐敗。同時，社會階層的流動造 成了市民階層興起並逐漸掌握權力，經濟人的假說與資本積累逐步地更動千年來 的宗教與王權傳統。
市民社會的變革種下了社會的病因，而症狀總是在事後（après-coup）出現。
馬克思敏銳地察覺勞動異化作為資本社會普遍的症狀，佛洛伊德則透過神經症來 理解十九世紀末爆發的精神官能症112。十九世紀末工業文明對效率的追求、科技技
111 例如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在警治盛行時期傾向利用監禁手段來對付那些「怠惰、非理 性」者，然而到了18 世紀後半，農村土地結構的改變與都市急遽惡化的失業及貧困問題，
讓「怠惰」的道德品行逐漸轉為經濟性貧困的評價，社會對於監禁逐漸採取批判性的態度，
而提出應該以「自由的良好使用（bon usage de la liberté）」為目標的社會救濟制度。
112 「對於現代生活使得神經疾患不斷增長的問題，只要看一眼現實情況，就可以毫不遲疑做出 肯定的回答。許多事實已清楚表明，現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個領域的發現與發明、為求進 步而日趨增加的競爭，均需付出極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與維持。為了生存鬥爭，個體不得 不滿足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這些需求才能滿足。與此同時，
所有階層的需要及對生活的享樂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個社會，而在過去這是 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視宗教、不安與貪婪充斥於社會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電報與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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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47）.
113 Lacan, 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 (1938), Paris : Navarin, 1984.
114 台灣閩南社群當中也有類似的習俗，在小孩自幼體弱難養時，帶去廟宇給神明做「客子」
（中文語境下的義子），讓小孩除了真實父親之外，擁有另一個象徵父親。
115 Slavoj 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London: Verso, 1999,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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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他才能發現精神裝置中普遍的伊底帕斯結構——唯有在危機之下，才能洞察 普遍性116。市民社會中的現代個體不再被固鎖於先人的職業、宗教或財富之上，先 存於我的生活方式並非定義「我」的唯一方式，而僅是偶然的歷史條件集合。「我」
被允許自由地在不同社會角色中移動，創造自身的生活方式。不若希臘時代依循宇 宙秩序，亦不同於中世紀將自身委身於神或身為世俗之神的王；人自此被鼓勵擁有 一獨立的自我認同，透過社會階層的流動與資本積累來實現「自我」。布爾喬亞家 庭中的父親同時身為孩童的理想與社會禁制的化身，承擔了遠較以往重大的負擔。
因此，當父親不夠嚴厲而未能遏止孩童對母親的欲望，或過度嚴厲暴虐而無法成為 孩童理想投射的對象，皆可能在孩童身上形成神經症。我們可以說，各種症狀其實 替換了一個最基礎的自我認同問題：「身處在家庭結構中的我，究竟是什麼？」。市 民主體則試圖透過追求經濟上的資本攫取積累、身份地位的提升以回應此一艱困 的認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