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其賤斥

當克莉斯蒂娃開始撰寫《恐怖的力量》時，正值她取得分析師資格、開展分析 事業不久，從書中的第二章〈害怕什麼？〉可看出她當時專注於恐懼症與邊緣症

（borderline）的分析，透過探討賤斥界限的劃定與語言的作用展開對主體的分析。

隨著分析經驗的積累，克莉斯蒂娃逐漸將憂鬱症（《黑色太陽》）與新型態的強迫症、

歇斯底里（《靈魂的新痼疾》）納入論述範圍，將意義流變（signifiance）連結到伊 底帕斯主體的建構過程。在1996 出版的《反叛的意義與無意義》（Sens et non-sens de la révolte），藉由上課講授的形式談論主體如何透過反叛的過程所形構：在佛洛 伊德的神話中，經由殺死掌握所有權柄的暴君父親，反叛的兒子們因此得到全然的 自由與揮之不去的罪惡感，然而他們隨後發現唯有臣服於共同的律法，自身才不至 於被真正的自由與環繞自由的恐怖所吞噬。克莉斯蒂娃認為，此一反叛過程除了是 社會形成的過程，亦是主體形構中不斷反覆的形式——面對僵固的象徵秩序（社會 規範），主體必須透過反抗以重新創發、生產意義。反叛的手段則是人類有別於動 物的最獨特處，語言。透過語言意義的生產，主體得以跳脫趨向僵化、單一的意識 形態（例如原教旨主義的信條），對自身與殊異的他者擁有更多的理解。因此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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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的意義與無意義》當中，卑賤的概念不僅出現在文明及症狀的描摹中，亦被同時 整合進主體生成的意義流變過程，獲得更廣泛的意涵。

第一項 主體的污穢與淨化

污穢本身並不是一種性質，它只被運用在指稱接近某種界限的事物上，尤 其表徵著自此界線墜落之物，即界線的另一面、邊緣（Kristeva 1980: 84，

中89）。

污穢並非固著於特定物質，而是緊密關聯到特定象徵世界，意味著象徵世界永 遠必須面對的威脅。克莉斯蒂娃強調，污穢物有害於象徵秩序固然因為它本身具備 一定的物質條件，如糞便帶來疾病；但終究是因為象徵秩序內部必然存有的脆弱性 質，存在於象徵秩序建立的基礎上。我們因此必須再次檢視象徵秩序的起源，找尋 隱藏在父性象徵秩序的對立項——女性。

佛洛伊德的原始神話中，女性唯有被動地處於客體狀態——原先受原始父親 掌握與使用，接著淪為弒父者們爭搶的戰利品。在社會（socius）的建立過程中，

陰性／母性的拒斥成為反叛活動中未受重視的面向（Kristeva 2001: 21）。透過人類 學家的觀察，克莉斯蒂娃發現了佛洛伊德忽視女性的理由——因為女性，正是讓男 性所建立的象徵契約岌岌可危的卑賤物。不管是在印度還是非洲勒爾（Lele）部落，

儘管社會賦予男性對女性極高的操控與統治權，卻仍然時時戒懼女性力量的反撲，

彷彿女性總是一「不祥的陰謀家」，一非理性、無可掌控的頑強脅威（Kristeva 1980:

85，中 90）。

我們亦可以在污穢物分類當中看見陰性所代表的危險。所有文化中的污染物 可劃分為兩類型：糞便型與月經型。前者包括潰爛、感染、疾病與屍體，代表來自 外在的危險，猶如遭外來者所威脅的社會；後者卻代表由社會、性別認同內部所襲 來的危險，威脅著兩性之間的關係與性別認同（Kristeva 1980: 86，中 91）。因此，

透過淨化儀式驅除污穢（母性）並保存象徵秩序的過程，是平行於遠古弒父的社會 契約建立的另一個主體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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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va 2001: 22）

克莉斯蒂娃透過上圖解釋了一自覺「純淨」的主體如何產生的過程：一方面是 對污穢的淨化—被理解為混合、對邊界的不敬—絕對母性；另一面則是弒父—對暴 政與排除的反應—建立象徵契約—伴隨權威—經過反抗而再次更新、改寫、重複。

追求純粹絕對的主體一方面藉由拒斥污穢防禦母性，另一方面透過罪疚、悔恨與懺 悔來防禦弒父帶來的罪愆。佛洛伊德將強迫症視為宗教的扭曲諷刺畫¹⁰⁵，然而在宗 教淨化儀式的外觀之下，潛藏著兩種不同的邏輯，其中驅逐母性的運作邏輯遠較對 父的反叛深層而貼近身體，卻也更不易被主體所覺察。透過基督宗教的文本，得以 更明白此一賤斥／弒父的雙向主體化邏輯。

在《聖經》當中存在著兩種邏輯：禁忌與犧牲，分別對應到語言中的轉喻與隱

105 在神經症的儀式和宗教的神聖行為之間很容易找到相似點：如忽視它們所帶來的罪疚意識，

如它們與其它行為的完全隔離（如對產生干擾的東西的禁止），如執行它們時對每一細節的 認真。但是不同之處也很明顯，其中一些甚至明顯到對它們的比較簡直是種褻瀆：神經症性 的儀式行為是有很大個體性及多樣化的，而宗教儀式（如祈禱，朝向東方等）都是模式化 的，神經症的個人化特點與宗教的公衆性是相對立的，除此之外，宗教儀式中的那些小細節 事實上充滿了重要性和象徵性，而那些神經症式的細節則看起來愚蠢、無意義。強迫症表現 為一種歪曲的，半喜劇半悲劇的私人的宗教。（GWVII: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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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禁忌，如佛洛伊德精確的觀察，本質上具備傳染性，例如碰觸過污穢的人會因 此染上污穢性質；但此種「傳染性」本身亦有神聖面，所有的禁忌規則彼此銜接，

最終聯繫到那一至高的神聖秩序。犧牲的作用在於，當此一人與至高他者之間的神 聖秩序遭到破壞擾亂時，得以透過獻祭重新建立此一聯繫（Kristeva 1980: 114，中 122）。牲祭透過死亡與暴力，將兩個原先不相容、異質的端點聯繫起來，呈現語義 同位般的隱喻性質。

藉著試圖與神相連的犧牲祭儀，我使自己與被殺的客體區分開來，而就在 此客體遭受毀滅的行為中，此客體卻被置放在可欲的、迷人的、神聖的位 置上；被殺者制服了我，迫使我服從於被犧牲者。相反地，藉著褻瀆憎惡，

我和賤斥物分離，為了叫我確信一道潔淨、神聖的律法，但賤斥物卻轉身 離我而去、將我清除、驅逐；賤斥物使我脫離未分化狀態，並令我臣服於 一種系統（Kristeva 1980: 129，中 138-139）。

聖經的教誨即以禁令代替殺生：各種禁忌系統深入精神層面，以建立人與神之 間的象徵契約。禁令的大量鋪陳取代了犧牲的地位，將垂直的隱喻經濟轉換為水平 的轉喻作用模式。結果是，一種憎惡褻瀆事物的宗教，掩蓋了敬拜神聖界的宗教。

在至高者地位確立之後，褻瀆邏輯逐漸取代了犧牲邏輯，抽象系統與判斷機制接連 出現，最終將犧牲的神聖性質轉為殺人的絕對禁忌。

尼采早已提醒過我們，基督教的散佈代表著將世界「猶太化」的企圖——唯一 偉大、全能並充滿仇恨的神，一切榮耀皆屬於祂、一切惡皆不及於祂而存在於所有 低下的人身上（Nietzsche 2010: 187）。「新約聖經將褻瀆憎惡化為罪愆的作為，便 不只是欲使內部成為中心，而更是令此內在中心化，成為日後發展客體及主體之多 重性之先決條件」（Kristeva 1980: 139，中 150）。一個在內部深埋罪惡的主體，罪 惡作為主體的前提條件。聖經中，透過吞噬、食用麵餅（artos）的聖餐儀式，「人」

將得以在內化卑賤的同時、淨化將他者吞噬的原初幻想，最終以象徵化成為一認識 主體。換言之，麵餅此一自然物質向人揭示了他的分裂：來自生物面的口腔吞噬欲 力與試圖將其納入象徵的淨化、昇華要求，肉體與精神的斷裂。透過攝入聖餐的行 為，「雖然聖化了我，亦提醒了我的不完全」（Kristeva 1980: 140，中 151），承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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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內部存在卑賤，亦同時接受宗教象徵的淨化——主體內部總是運行雙重邏輯—

—淨化的邏輯中同時潛伏運作著賤斥。

宗教的尾聲即道德—法律的開展。我們可以說，律法就是限制犧牲之物，一種 生物分類學（Kristeva 1980: 130，中 140）。然而，此一分類、區劃的律法不會放過 深處內藏卑賤的「我」，因為「我」內部的異質、不潔母性本質，讓律法這部宰殺、

迫害的機器不斷地加諸自身，最終讓「我」成為臣服於象徵界以及卑賤界（Abject）

大他者的主體（Suj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