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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德格現代技術解救方案的詮釋難題
如何運用海德格的哲學資源來解決現代性危機？這個難題往往也成為海德 格詮釋家們想法設法，急欲解決的議題，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方面，
我們必須從海德格「文本內部」尋求義理上的融貫；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詮釋 家發現，我們也同時必須因應「外部現實」的變動。因為海德格逝世於 1976 年，
而 1976 至今現代技術的演變，會否成為我們在詮釋海德格現代技術關懷時的一 個決定性變項，這是一個學理上同時也是現實上極需考量的重點所在。針對「現 代性的危機」，許多海德格詮釋家們試圖援用海德格哲學內部學理並同時參照外 部現實的變動，探問海德格的哲學沉思中種種面對現代性危機的解決方案，而做 出了許多出色的研究。因此，諸多海德格研究對於現代性解救之道的詮釋，同是 本論文重要考察的對象。在這部份，筆者以幾位海德格的詮釋家：楊恩(Julian Young)、德萊福斯(Hubert L. Dreyfus, 1929-)與瓦蒂莫(Gianni Vattimo, 1936-)作為 展開論題對話的對象，以他們為解讀典型進而點出當代海德格詮釋的諸多難題所 在。
楊恩的解讀方案
在三位詮釋策略中，楊恩的解讀模式是最符合一般海德格詮釋的主流見解與 既定印象。楊恩認為，海德格哲學的中心關懷在於如何掙脫現代技術對我們的鎖 閉，因為現代技術已經造成了當代一切人事物皆淪為生產資源的景況，其本質帶 有將一切夷平為「單向度」(one-dimension)的危險。46而掙脫之所以可能，行動 者必須認知到現代技術「集置」的方式僅只是一種此在「日常平均狀態」
(everydayness)的「非本真」模式，於是掙脫的契機在於是否得以敞開「存有」
(Sein;Being)的隱蔽側面，也就是對於存有之神秘更為本真的傾聽(authentic attunement)。於是另尋超脫於現代性單向度生活外的「他者」(the Other)，成了 楊恩在詮釋上極力強調的重點。自然，基於這樣的見解，使得楊恩在海德格現代 性解決方案的詮釋上，帶有過於濃厚「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論調。
這種過於偏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解讀主張，得力於經常出現於楊 恩著作中所動用的「二元對立」(dualism)那種「非此即彼」的書寫手法。無論是 在《海德格的藝術哲學》(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或是《後期海德格哲學》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的論述中，楊恩對於海德格的理解，主要都依循著 許多二元對立的區分方式進行：「本真」與「非本真」、「存有」與「存有者」、「聖」
(the divine)與「俗」的(the secular)、「大地」(the earth)與「世界」（the world）、「神 秘」(the mystery)與「明晰」(manifest)、「不可掌握」(un graspable)與「可掌握」
46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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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able)…。然而，將現代科技視為一種非本真的生活方式，因此轉而尋求對 於「存有」更為本真的傾聽，這種過於偏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解讀模 式，在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上往往留下兩個理論上的困局，筆者將它稱為：
(1)極權主義或克里斯瑪傾向的解決方案 (2)牧歌或輓歌式的解決方案。
對海德格作極權主義式的解讀，是因為如果現代性生活已經被宣判為一種非 本真的、依據技術理性集置起來的生活，並且認為現代性生活的理性除了技術理 性之外，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麼保留下來的，對於現代技術理性集置方式的控 約可能性，是一種比技術理性更為本真的存有傾聽，非理性卻更高階的神秘思 維，便成為調度現代技術理性宰制的唯一出路，因而在行動實踐上難免期望一種 如韋伯所說「克里斯瑪」(charisma)的政治人物的誕生，如此的詮釋，自然也就 順理成章的使得海德格哲學的政治選項與納粹主義色彩脫不了關係。
正如我們所見，所謂的「一條通往真理的本質道路，建立自身在存有者 中，其敞開了…這是一種爲政治奠基的行動。」(PLT p.62)作為一個註 腳，這裡頭具體的指涉乃是希特勒，然非 1936 年那個真實的希特勒，
而是海德格在 1933 年的大夢中所夢幻的希特勒。正如同菲利浦．拉庫-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這樣的學者正確的指出，海德格在 1933 年所作的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大夢，乃是國家社會成為一種宛如
「藝術作品」(artwork)的存在，如此將使墮落的德國恢復到本真的團 結，用海德格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內在的民族自我團結。47
這種理解方式出現在哈柏瑪斯(Jürgen Harbermas, 1929-)對海德格的批判，48 同樣的也出現楊恩對於海德格的詮釋，僅管楊恩保留了對於海德格更多的同情。
極權主義或克里斯瑪傾向的解釋方案是當代思想家在處理海德格哲學時常見的 政治聯想，除了哈柏瑪斯與楊恩外，拉庫-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的著作《海德格，藝術，政治》(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 the fiction of the political)以及巴姆巴赫(Charles Bambach)的《海德格的根》(Heidegger's roots : Nietzsche,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reeks)都是這種觀點下的著名之作。這些著 作的論述皆一方面透過海德格哲學內在理路的梳理，一方面則佐以歷史資料作為 參照，鋪陳出海德格哲學的實際傾向。難以判斷這些詮釋是否失真，然而這種詮 釋方案確實使得海德格哲學作為現代性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在今天大部分失效。誠 如哈柏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 對於海德格哲學的解釋與批判：脫離了理性的檢視，遁入了神秘，誰能保證誰的
47 Julian Young,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5-56.
48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Cambridge, U.K. : Polity, 1987, p.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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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乃是更本真的話語？49
其次，則是將海德格作牧歌式或輓歌式的解讀，因為如果現代技術理性集置 方式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生活方式，那麼傾聽存有的神秘，也就成了一種孤立於 現代性之外的沉思或生活形式。這種詮釋下的現代性解決方案，有一個特徵，就 是思想上過度依賴「中心/主流」(center/current)與「邊緣」(marginal)的「二元 對立」(dualism)邏輯。於是乎牧歌式或輓歌式的解讀與極權主義式雖想用共同的 理解前提，卻在解讀結果上恰好相反的使得他們詮釋下的現代性解決方案，較為 重視「個體性」(personal)與「地方性」(local)的實踐，並帶有「多元文化論」的 政治立場，最後甚至滑入一種回退「前現代」(pre-modernity)的情調中。這種解 讀方針之所以有選擇性的重視「個體性」與「地方性」的實踐，並不是沒有道理，
以楊恩為例，正是海德格生前與納粹的政治關係，使得他堤防任何將海德格、賀 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那種思想 -詩-政治的神聖結盟，50因而楊恩主張可行的詮釋方案必須斬斷海德格在政治上 的連線，而僅接受詩情與思想的對話。51如此，自然在解決方案上，顯得較為牧 歌情調，較為「個人層次」或者在集體實踐上也顯得較為「地方性」，成為一種 與現代技術主導的社會生活拉開距離的邊緣實踐。
若無意外，致力於個人層次的轉向(the personal turning)，同時也是「養 育」(foster)世界的轉向。何以如此？關心鄰人，意見交流，無可避免是 小規模和地方性的。不像 30 年代中期，那種期望藉由「詩人」(賀爾德 齡)、「思想家」(海德格)、「政治領袖」(希特勒)的結盟來徹底轉變世界 立的病態的雄偉計畫。我們更溫和的藉由與鄰人的意見交流，投注在「小 小的事物」(little things)上。52
「抵制集置」(the resistance to Gestell)的實踐方式，楊恩稱之為「抵抗單元」
(cell of resistance)。53並且楊恩也不否認這種主張與多元文化論之間的相似性。多 元文化論往往在抵制普世主義時訴諸多元傳統的不可化約，自然使得原先楊恩那 種牧歌式的解讀，一但從抽象的思辯與詩情扳回到具體實踐時，也就成了一種充 滿「前現代」風情的輓歌，這尤其是出現在《海德格的晚期哲學》(Heidegger's later
49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Cambridge, U.K. : Polity, 1987, p.136-137.
50 「海德格對於德國民族重生的計畫，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預設為一種三巨頭領導的政治，三
個 H 的（非）神聖聯盟，也就是一種赫爾德林、希特勒、以及他自己之間的結盟。」Julian Young,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8.
51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125.
52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
53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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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一書裡，楊恩所提出的種種實踐案例中。54
這種方案的大方向也經常出現在其他海德格的重要詮釋家身上，以美國技術 哲學家德萊福斯(Hubert L. Dreyfus)為例，儘管不贊同將海德格的解決方案，解讀 為過於敵視科技的哲學，然而他的最終方案大致上與楊恩共鳴的地方多於差異的 部份。這是因為兩位思想家都分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現代科技具有將現代 性社會的諸多意涵，夷平為單一向度的危險。以下筆者將引介德萊福斯對於海德 格技術問題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