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格物窮理」之蔽至「以理殺人」之弊

陽明於《傳習錄》中多對程朱窮理之學而發，非是對程朱本身而發，而是對 學習程朱理學卻礙於話語論定導致為末流之蔽的學子來說的。實乃因「性即理」

學問自北宋伊川開展已來，又經朱子承續並集大成而蔚為大流。時至明代，程朱

4 《傳習錄》98 則。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集註集評》，頁 118。

5 有關「超越的形式性法則」與「道德主體能動性」的擘分與定義，詳見林安梧先生〈朱子哲學 當代詮釋方法論之反思—從「繼別為宗」到「橫攝歸縱」〉《河北學刊》第 29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

開展已久，後世學子所依程朱之闡解往往流於話語之勢末，而使義理有肢解的可

原來聖王傳統是聖人以內聖外王的修養工夫而展現其道德事功，因之受天下擁戴 而為王，後世之王聖傳統是透過權勢話術的操弄，竊天下之正位而自以為聖，以 虛名為事功，為了補足話語權勢背後的空虛寂無感，必須不斷施以更多權勢宰制 天下人民，於是乎，便以異化的程朱學來宰制人民思想、行為乃至生命，此即「以 理殺人」之弊。由「格物窮理」之蔽到「以理殺人」之弊，是話語形成存有之執 定後，吾人反被其執定之欲業反控，此是為宰制與異化。

明代可說是最為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之一。因明太祖廢宰相而集中皇 權，皇帝權力沒有了宰相與內閣的制衡，一味獨大，導致了歷來皇帝的荒淫腐敗、

胡作非為，或昏庸無能，權落宦官。⁹楊國榮於其著作《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 熊十力》談到王學興起的歷史背景：由於政治腐敗，上行下效，官員貪腐，土地 兼併劇烈，賦稅徭役日重，人民不堪層層剝削而無以安居樂業，甚或流離失所，

慘死異鄉，或造成民變，擾亂地方。種種弊端造成的社會矛盾愈演愈烈。陽明即 處於專制王朝統治下的極度宰制與極端矛盾的時代。在經濟發展上，因手工業的 發展，造成人口流動的變化，原本三綱五常的僵化禮教亦在社會變遷下而產生了 一股由民間興起的鬆動力量。這股力量有來自自然倫常的療癒力量，亦來自於商 業發展而帶來的功利主義。¹⁰帝皇專制的高度擴張、僵化滯閉的理學、三綱五常 的鉗制、狂放不羈，視世俗於無物的文人狂客，皆在陽明所處的明代產生了互相 交纏影響的欲結，而就是在極度異化的情況，才使得陽明深感己心之滯塞，因著 生命處困的遭遇而豁顯出良知的。

年），頁 95-122。

9 自明太祖朱元璋因胡惟庸案廢止宰相後，皇帝獨攬大權，以原來尚書省底下的吏、戶、禮、兵、

刑、工為六部，再加上專職彈劾之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院為九卿，九卿上無首長，各司其職，

互不干涉，由皇帝總其成，與唐宋以前的內閣制相差甚遠，是為帝皇專制之極。參見錢穆《中 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市：東大，2008 年），頁 117-136。

10 楊國榮：《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6-13。

陽明早年懷抱以讀書學聖賢為第一等事之志向¹¹，廣讀經史子集而孜孜不

即使處夷困厄、或統兵征戰都不忘講學¹⁶。陽明除了講學闡明龍場悟道之心學 外，更在師生共處人我互動之際開啟生活儒學的詮釋向度，此為生命的契入，而 非話語的論定。以生命的契入解消話語論定而成之執，以及與執俱生的勢與欲，

是為察識異化而回到復歸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