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子學的關係

8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

歐公權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曰：『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

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卻有所不及。』」見宋‧陸九淵：《陸象山全集》，

頁 254-255。

後世儒者多嚴判程朱之學為「性即理」，而陸王之學為「心即理」，前者概之 以「道問學」，後者概之以「尊德性」⁹，然程朱與陸王根本之異在其實踐工夫的 不同。朱子以心為氣之靈明所化，在心之上更有形上超越的性，因而涵養主敬以 去心之欲；而象山自悟內具本心而體證了「心即理」。前者為一反「反面」的間 接工夫，後者是一正面直接的工夫¹⁰。

陽明雖與象山合稱陸王，因其學說在對「心即理」體證上有共同的「默契道 妙」，但其學與象山並無實際的師承關係。就陽明學思途徑來看，其學實際上卻 是從朱子學開出的，陽明早年受朱學門人婁一齋（婁諒，字一齋）¹¹誘導，引發 了對理學的興趣，曾「遍求考亭遺書讀之」，對於朱熹之「格物窮理」之說，陽 明曾與一友對竹格理，早晚默坐，心神耗盡而大病一場，因終無所獲，乃遁入辭 章之學和佛老之道。由此可知陽明在貴州龍場體悟之前，對於朱學、佛老曾用心 研讀，對朱學、佛老之蔽亦有深切的體會。

陽明在《傳習錄》中多與學生討論朱學義理，藉由廓清朱學支離之蔽而闡明 良知之直捷，實則朱學在陽明時代已然為官方的顯學，朱學之普及或許是成為師 生討論的原因，但若非陽明早年用心學習朱學，深感難以契入由此形成實踐工夫 的問題意識，再由居夷處困之生命體驗而開出良知的實踐工夫，在論及朱學上是 難有深意的。陽明雖對朱學末流有所批評，然其重在闡明良知本義，而非直接針 對朱學而來：

9 「尊德性」與「道問學」一詞皆來自《中庸》第二十七章：「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 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

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為聖人成 德之教的兩個工夫向度。宋‧朱熹：《四書集註》（台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 年），頁 35-36。

1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市：學生書局，1990 年），頁 205。

11「年十七，往洪都迎夫人諸氏歸。翌年，始慕聖學，過廣信，謁婁一齋，得聞宋儒格物之學，

因謂「聖人必可學而至」，由是而發「慕聖」、「希聖」之念。二十一歲，舉浙江鄉試，與友人 驗格物工夫，毫無所獲，乃爽然自歎，聖賢有分，非可強致，爰隨世就辭章之學。」語見《中 華百科全書‧王守仁傳》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4322

（甲）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 其未及於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 也。而況其出於孔子乎？¹²

（乙）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 必茍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于先儒之說，茍有 不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 毀，則其為罪大矣。……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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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 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 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¹⁴

（甲）為陽明對羅欽順質疑他以大學古本為主，刪去〈格物補傳〉的回應。陽明 以「求之於心」之是非為是非，而非以後儒「黨同伐異」之是非為是非，前者判 別在於本心的體證，後者判別在於話語與業識的表象上；（乙）則指出各家各儒 為學立說因其稟賦本有高下，但就其體道而言，自是相同，後學更應「反求其心」， 即由話語回溯總體根源，若因立說之話語高下異同而引發議論，便非為學之旨。

陽明以此勉勵學人；（丙）則陽明闡述自知己學有別於朱學，但就成己成德之教 的目的上，陽明與朱子皆同，只是工夫路徑由此不同而展開罷了。由上述三則引 文，可知陽明對於朱學的討論，實是指點門人在學習朱學時囿於支離話語而產生

12 《傳習錄》173 則。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75-76。因本章引用《傳習錄》語錄較多，為索引之便，將引用資料改為陳榮捷所著《王陽明 傳習錄集註集評》（台北市：學生書局，1992 年），本則為頁 248-249。。其他於文中提及相關 陽明文章，仍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王陽明全集》。

13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八雜著〈書石川卷〉，頁 269-270。

14 《傳習錄》98 則。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集註集評》，頁 118。

的弊端，並非「駁朱學之是而辯自己之是」，而是「察朱學之非而體自己之心」，

並非話語上的辯駁，而是生命上的體證，而惟有以自身生命真正地體會並真誠地 感到朱學工夫的滯礙，並因之開展本心良知，才能對朱學之支離有深入的了解。

是以唐君毅認為：

世之以陽明與象山之學合稱陸王，固原有其可稱之理。然陽明之學又實由 朱子所論之問題、與義理而轉出。……。若其精義所存，則與朱子之別在 毫厘間，而皆可說由朱子之義轉進一層而得。故由朱子之學以通陽明之 學，其勢至順。¹⁵

唐氏對宋明儒者理解的重點有別於牟宗三分判立出高下的詮釋擘分，而是以同為 儒家道德體證的為己之學上會通之。對於歷代程朱和陸王截然畫分而明顯對比的 工夫路數，唐氏以「萬流歸宗」的觀點認為陽明與朱子有其會通的關係。¹⁶

陽明良知學在學說脈絡上繼承孟子、象山以來的心學傳統，但其學說歷程是 曲折地自朱學走出的，由此可知陽明之學不在於擘分學派，自立門戶，講學之宗 旨亦不在於名顯天下，而是欲開顯天下人之良知以救時代之流弊，此隱含了一會 通與治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