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動物前端管理之執行概況

商業行為之許可核發與管理係由各地方政府行政單位下設之動保福祉員(animal

同伴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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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officer)辦理。然而，臺灣對寵物業者及繁殖場的管制仍不夠嚴苛，林明 德(2012)指出寵物業管理之所以成效不彰，除了行政資源匱乏之外，尚有制度設 計的問題，其評鑑制度採取預先通知的警報器制度，使得評鑑制度成為一種形式。

其次，政府過度嚴格查緝，則會促使業者在住家自行繁殖，出現繁殖業者地下化 的現象，屆時取締更難。最後，民眾動物保護意識缺乏，讓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 重視，進而使得資源投入甚低。吳宗憲(2012)指出，隨時間遞嬗，寵物業管理 政策無論在管理面向、措施、罰則上都越趨嚴格，但若由實際數目來看，可 發現寵物繁殖、販賣以及寄養業者的數量仍不斷增加，究其原因，與寵物業管理 政策中利害相關人的行動特質有關。李芸珊(2012)則認為目前政府對上游繁殖場 的課稅管制淪為形式，並未確切針對源頭進行控管，出現了政策失靈的情形。

(二) 寵物登記

李松翰(2012)指出《寵物登記管理辦法》主要是《動物保護法》針對犬隻飼 養管理的規範。歐如慧(2006)亦指出，登記乃是寵物管理的第一步，是政府確實 掌握寵物數量與分布的方法。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委託資策會負責規劃「寵物登 記管理系統」掌控、管理全國寵物登記資料，以利協尋及管理。然而，林明德(2012) 則指出當前寵物登記管理的執法資源相當稀少，雖然《寵物業管理辦法》中規範 寵物店必須為販售出去的犬隻植晶片，但在稽查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許多寵物 業者會鑽法律漏洞，很難有優異的執法績效。而一套制度在民眾對於流浪犬的觀 念尚未進步，不願意負擔登記費用許寵物一張屬於自己的身分證的情況之下，制 度更是難以落實。李松翰(2012)及顏敬尹(2014)也提出了類似觀點，犬籍登記不 良會導致流浪犬數量持續增長，且會形成狂犬病防疫漏洞；顏敬尹的研究中指出 臺中市的寵物登記僅約六成，造成此問題的最大原因是稽查員沒有攔查民眾帶往 公共場所犬隻的權力，使得稽查上有困難。林慧敏(2010)亦指出寵物登記缺乏動 保稽查員落實稽查追蹤，無法對犬隻做有效的狗口普查，連帶影響飼主責任的提 升。從上述研究中可知悉寵物登記制度的窒礙難行，是由於稽查人員的數量、權 力不足，以及民眾的飼主責任觀念尚未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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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飼主責任

要推廣飼主責任的落實便需要從動物保護教育開始，動物保護教育可以提升 民眾的飼主責任是諸多研究者共同的發現(甘雅嵐，2005；卓燕萍，2006；周佩 蓉，2007；林佩瑩，2008；王儷芬，2009；賴健忠，2010；歐又菁，2012)；欲 改變流浪動物問題，長期而言仍應以教育或宣導為主，流浪犬的問題，在於一般 民眾缺乏相關知識概念與關懷生命的態度，其中在中小學童中進行基本知識的教 導更是改善流浪犬數量的有效方法（黃美玲，2003；蔡筱蓓，2007）；顏敬尹(2013) 認為臺中市的民眾對於動物保護法、植入晶片觀念、政府提供的絕育優惠補助等 都不甚熟悉，加上名犬及幼犬迷思，使得認養率僅有兩成；林慧敏(2010)則是指 出桃園的動物保護教育宣導僅限於國小，且也沒有專業的動保教材及富有動保專 長的教師，僅依賴動物防疫所人員到學校進行宣導的成效有限；此外動保教育的 確有從學校內拓展到校外的動物保護教育園區，但卻流於遠足的形式，無法達到 動保教育的實質目的。吳宗憲與黃健皓(2011)針對1555人進行的民意調查研究中 提到，當詢問民眾是否該推動寵物業管制政策、領養取代購買、改善收容所、增 加動物保護預算等議題上，支持度均非常高，但當詢問到若推動這些措施需增加 稅收時，則民眾意願便大幅滑落，由此可見，要將動物保護及飼主責任的理念深 植民眾的心中，仍有一段路需要走。

(四) 家犬絕育

為遏止流浪犬隻增加，首重犬隻絕育，避免犬隻不必要隻超量繁殖，維持犬 隻定額數量，係當前最有效控制流浪犬來源之方法。

以洛杉磯之情況來推論，家狗數量非常之多，且棄養是造成流浪犬過多的主 因，因此只要落實家犬絕育便可以降低其遭遺棄成為流浪犬後持續繁殖的可能性，

從圖５可看出家狗絕育率越高，動物收容所進狗數會越低，透過這樣的方式才能 真正降低流浪動物的數量。然而，家犬絕育的經費卻常瓜分了流浪犬絕育的經費，

長期辦理下鄉絕育活動的臺灣之心愛護動物協會執行長劉晉佑指出，家犬貓絕育 補助是社會福利中的一環，但因為動物醫院多開在較富裕的區域，往往是補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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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如果沒有獲得當地社區居民的共識，往往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對立，讓犬隻問 題變成人們的衝突，即使社區居民認同該政策的實施，對於絕育後的流浪犬該如 何照顧與回置也是一大考驗，且由於流浪犬絕育政策大多由動物保護團體向政府 進行遊說，常常產生利益團體間的衝突；另外，農委會委託政治大學調查((2012)) 顯示，近七成受訪者支持 TNR 的政策，但有很大原因是民眾反對另一個選項「撲 殺」；沒有小孩的民眾支持 TNR 的比率比有小孩者高出 20％，可見家長會憂心 流浪犬原地放回可能會讓孩子安全堪慮。

再者，筆者針對中外研究者的研究做一個檢視，流浪動物絕育需要搭配諸多 配套才能達到有效控制流浪動物數量的效果；國外研究針對街貓居多，對於一個 仍在擴大中的族群而言，TNR 之目的在於維持、降低浪貓數量則需要一些時日 (Neville & Remfry,1984)。Natoli 等人(2006)研究了 TNR 方案在羅馬和義大利的成 效，研究對象涵蓋一萬隻以上的街貓，其中有 55 個族群的浪貓數量下降，但有 48 個族群的浪貓數量增加或維持不變，作者的結論是 TNR 需搭配配套措施，像 是教育宣導(教育民眾不要隨意棄貓)，才能有效降低街貓數量。然而，也有研究 者持反對的態度，Levy 等人(2003)研究美國佛羅里達州某社區長達七年的 TNR 計畫，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絕育對控制浪貓數量來說是一個長遠有效的方法，在 那七年中一直持續出現新的棄貓，且固有街貓族群並無法有效展現『領域性』以 阻止新街貓的遷入。

不過比起撲殺及長期收容，TNR 的成本著實低了許多，林雅哲(2014)指出，

農委會編列的十二億興建收容所經費可為六十萬隻母狗絕育(每隻 2000 元)；許 多人會認為公立收容所將流浪動物安樂死是一種較為經濟的做法，但事實上公務 機關執行效率低落，安樂死一隻流浪動物成本高得驚人。鄧仲華(2003)曾研究臺 北市政府的流浪動物安樂死成本，發現每捕殺一隻流浪動物需花費 4,811 元；若 是捕捉後收容需花費 3,663 元；而若採用 TNR 則只需 2,484 元。黃淑郁(2008)也 曾以實證的方式，來評估民間 TNR 的試驗，發現臺南市防疫所捕殺的控制成本 為絕育成本的五倍，捕殺的方式反而使流浪犬繁殖不停，其繁殖量、現存量以及 族群控制成本都遠比絕育的方式為高。吳宗憲(2014)指出，若政府則將流浪犬捕 捉進入收容所留置，並且盡可能不執行安樂死，也不積極推動 TNR 政策，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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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將呈現爆滿狀態，而專家依據「效率模型」推算結果，欲使收容所流浪動物 得到適當的照護，則政府必須投入相較既有人力與財力還超過數十倍的資源。由 此可見，長年反覆捕殺所付出的成本，是絕育措施的五倍以上；捕捉收容也可能 花費過高的照護費用，可見兩者的經濟效率遠低於 TNR 策略，浪費了納稅人很 多的金錢。

(二) 認養

許多學者(林明德，2012；吳宗憲，2012；林慧敏；李松翰，2012)指出民眾 仍有名犬迷思，多數民眾飼養寵物都是向寵物店購買，前往認養的民眾甚少，如 此涉及到價值觀的問題，較難以改變，雖然大家都很贊成認養取代購買，但是會做 就會去做，不會做的還是跑去寵物點買狗。此外，幾位研究者亦認為政府資源的不 足是認養率不高的主因，包括收容所位置不易達(藍當傑，2010；董孟治，2012)、

人力配置不足(林慧敏，2012；董湘雲，2013)等等，還有就是沒有後續的追蹤機 制(林明德，2012)，讓認養政策缺乏公平性標準。對此，林明德的研究中指出，

臺南市政府為了增加認養的族群，推動工作犬認養計畫，讓犬隻去協助牧場工作，

透過策略的規劃減少流浪犬安樂死，這樣的做法可以改善民眾不願認養的問題，

政府也宣傳的相當不錯，民眾的回應性及改善流浪動物的效率性都獲得提升。

(三) 收容

動物收容所是用來收容無主動物的處所，在現代社會，這一類的收容所最主 要的任務是收容狗和貓兩種動物。動物收容所有公、私立之分，前者可能是由納 稅人所繳納的稅金來負擔，也有可能由寵物登記等相關費用來維持，但是無論如 何，它必須具備所有公務機關的特性，也就是有效率的解決社會的問題。後者多 由熱愛動物的善心人士組成，這些收容所通常試圖以動物的生命或福祉第一優先，

大多靠民眾的捐輸來維持，所以在經營上較為多元化(葉力森，2000)。

Sarah（2010）提出，收容所雖是提供流浪動物棲息與照顧環境，也能提供社 會教育的場所，但若收容處所空間不足造成擁擠或不適當的群居，可能會發生打 鬥或焦慮。收容所也常見疾病管理問題，長期關籠影響心理健康。在動物族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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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對於解決流浪犬族群問題沒有長遠影響，而且，很快便會達到收容飽和，大

分：對於解決流浪犬族群問題沒有長遠影響，而且，很快便會達到收容飽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