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資料與研究設計
科（Mосква / Moscow）、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 Rostov-na-Donu）、葉卡捷 琳堡（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 Yekaterinburg）。12然而，筆者不只停留在這三處的城市， 賓斯克（Chelyabinsk / Челябинск）、Kylyevo（Кулуево）、秋門（Tyumen / Тюмень）、新西伯利 亞（Novosibirsk / Новосибирск）；以羅斯托夫召會為中心的宣教區域：巴泰斯克（Bataysk / Батайск）、
熱列茲諾哥斯克（Zheleznogorsk / Железноворск）、皮亞提哥斯克（Pyatigorsk / Пятигорск）、
Ust-Dzheguta（Усть-Джегута）、車凱斯克（Cherkessk / Черкесск）、以在莫斯科召會為中心的宣 教區：拉門斯科耶（Ramenskoye / Раменское）、奧廖爾（Orel / Орёл）、車波克沙里（Cheboksary / Чебоксары）、喀山（Kazan / Казань）、Taliyatiya（Талиятия）。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雙 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民103 年）。《外國地名譯名》。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ownload/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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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根據訪談時的情境和該受訪者的信仰歷程，繼續詢問相關的問題。每位受訪 者的訪談問題和過程，也會成為後續的受訪者進行訪談時的參考。
訪談對象分為「宣教士」和「目前在俄國地方召會的俄語信徒」兩大類。在 宣教士方面，筆者走訪曾經在俄國參與宣教工作的宣教士，以個別訪談的方式（每 次訪談的時間至少為2 小時），搜集宣教士在俄國的宣教經驗。在俄語信徒方面，
訪談和開放式問卷14問題的設計，區分為三大部分：宣教行動前（包括：俄國信徒 的個人、家庭、文化、宗教信仰背景、成為地方召會信徒的時間。）；宣教行動 中（包括：接觸地方召會宣教士的個人經驗、對於宣教內容的反應、家人對於其 信仰的態度。）；宣教行動結束後（包括：與宣教士後續的接觸、實踐參與召會 活動的情形。）
筆者在田野調查後，將訪談資料（共包括開放式問卷29 份，深入訪談 53 位）
從俄語、英語翻譯成中文，完整訪談文字稿；依據一些特定重覆性較高的短字（詞）
形成編碼類別（coding categories），作為「紮根理論研究（grounded theory）的分 析資料。15筆者從編碼類別中，將訪談資料、宣教士經驗和改宗理論，作「三角交 叉檢視」分析，得出俄國地方召會的信徒改宗原因，並與討論後蘇聯時期宣教現 象的學者所提出之理論進行對話。
本論文也使用文獻資料作為研究基礎。文獻收集的範圍也包括地方召會宣教 行動之聚會影音、書籍，刊物；特別是地方召會早期海外宣教士所保存的宣教記 錄，藉以梳理地方召會宣教行動的歷史脈絡。
14 參考「附錄（二）開放式問卷」。
15 林本炫，齊力，《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2005），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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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語文字工作翻譯人員的幫助（例如：開放試問卷題目、深入訪談資料內容文意 的確認。）盼望藉由第一手俄文資料的取得和直接分析，使研究結果能更貼近歷 史事實。
第三，在進行俄國地方召會的研究時，也會面臨「空間限制」的困難。超過 200 處俄國地方召會的分佈範圍，包括蘇聯時期 15 個平等權利的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蘇聯解體後，均發展成為獨立的國家體制。）所涵蓋的地理範圍非常遼 闊，研究者無法一一走訪所有共和國內的地方召會進行研究。此外，地方召會在 不同的國家建立的時間、原因、背景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對此空間上的限制，筆 者認為，本研究既然是將核心問題，聚焦在地方召會宣教士在蘇聯解體的初期在 俄國的宣教工作，因此，掌握宣教行動發展過程，將研究的範圍作適當的限縮，
有一定的必要性，也較符合本研究的主旨。
筆者以俄羅斯聯邦內 3 個城市－莫斯科、葉卡捷琳堡、羅斯托夫作為田野研 究的根據地，乃是因為這3 處城市在宣教的行動中，具有指標性的意義：莫斯科，
不僅是地方召會宣教士在俄國宣教工作的發源地，也是第一處地方召會被建立的 城市，更是目前所有在俄國的地方召會中，人數最多，規模最為完整的一處召會。
18因此，該處召會的信徒所能夠提供關於初期宣教工作的資料，也最為充分。
羅斯托夫和葉卡捷琳堡，分別是俄羅斯在南方和東部烏拉山區的兩個主要的 城市。地方召會宣教士在建立莫斯科召會作為模型後，於 1995 和 1996 年，又差 遣部分的宣教士，移民到這兩個城市，並以這兩個城市為據點，開始訪問鄰近鄉
18 目前莫斯科召會約有 400 位信徒。每星期天分別在 10 處不同的地方聚集，主要是租用圖書館 或社區的文化中心作為聚集的聚點。不過，在莫斯科地鐵環線上的地鐵站Новослободск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英文發音：Novoslobodskaya），召會本身也擁有自己的千人大型聚會場地。平時，這個 聚會場地，是用來作為青年信徒訓練之用。召會中主要的負責弟兄，有一部分投入俄語宗教文字 的翻譯工作，或是負責該青年信徒訓練的施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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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的信仰尋求者。因此，以這兩處地方召會為中心，訪問鄰近召會的信徒，也可 以獲得許多早期宣教的史料和信徒的訪談資料。
第四是「研究者限制」。以宗教團體作研究對象，常會出現局外人（outsider）
無法深入該宗教團體的信仰核心，而局內人（insider）容易出現價值判斷偏頗的兩 難情形。筆者曾於2002 年至 2008 年在俄國從事宣教工作。因此，在田野過程中，
部分訪談對象，是筆者在開始訪談前，就已經熟識的；另一部分的訪談對象，則 是在本研究過程中第一次認識。對於前類的受訪者，筆者於訪談前，都明確告知 該次訪談的內容和學術目的，好使受訪者釐清筆者在訪談中的身份。筆者也藉此 提醒自身研究者的角色扮演。對於另一類的受訪者，由於筆者仍為地方召會的全 職傳道人，反而容易與受訪者建立彼此的信賴關係，受訪者也能比較沒有顧慮地 向筆者分享改宗的經驗。筆者在本研究中，將妥當利用這些有利點，詳細收集每 一位受訪者的改宗論述，同時，避免主觀宣教經驗與意識型態所帶來的障礙。
最後是關於「研究對象的限制」。需要提醒讀者的是，在本研究中，筆者所 訪談的對象，仍是以在田野調查期間，藉著召會的人際網絡能夠尋得之地方召會 信徒為主。換言之，本研究並無針對從1991 年起，曾在俄國地方教會受洗，之後，
卻不再繼續參加地方召會聚會或任何活動之信徒。不過，這也可以成為未來研究 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