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全國人大專委會制度化的探討
第五節 繁複性分析
相比，第七屆至十屆專委會人數增加比例分別為 103%、12%、20%、12%。
統計數字顯示，第七屆專委會人數較第六屆增加超過一倍，是歷年來成長速 度最快的一次，至十屆以後專委會人數趨於穩定，第十、十一兩屆不但專委會總 人數相同，各專委會成員數目變動也都維持在兩人之內，各專委會的平均人數，
也從第六屆的 12.8 人，增加至第十一屆的 26.1 人，符合奧爾森與克勞瑟（Olson and Crowther, 2002: 14）所指個別委員會平均成員應在 40 個以下的制度化標準，
避免人數過多導致委員會決策的延宕。第七屆專委會的人數成長最多，這是因為 專委會制度在第六屆人大才剛恢復，在短時間內無法募集足夠人員，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時，曾經大幅度增補 50 位專委會成員，以解 決人力不足的窘境，內務司法委員會也在此時成立，負責處理民政、勞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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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司法、社會安全等相關事務，以致人數大幅增加。此外，第九屆人大專委 會成員增加幅度居次，則是因為由 26 位委員組成的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在此時成 立。
另一方面，專委會的領導階層（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人數在六至十一屆 之間增加 2.3 倍，普通成員與領導階層的比例呈現倒 U 型曲線的發展趨勢，各屆 比例分別為 1.2、2.7、3.0、2.6、2.4、1.9。以第六屆而言，一位專委會領導對應 1.2 位委員，至第八屆此比例擴大至 3.0，第九屆開始比例持續下滑，至第十一屆 人大時，一位領導幹部對應 1.9 位委員。若考慮第八屆人大之前委員會制度結構 仍未穩定，則第九屆人大之後專委會領導階層的比例增加，明顯較普通委員為 快，而十一屆人大專委會增加 11 位副主任委員，卻恰巧減少了 11 位普通委員，
這種互換關係為何產生？這一方面或許與委員會制度在立法過程的重要性提 升，黨政領導幹部轉任專委會的意願提高有關，另一方面，本研究實地訪談發現，
出自於專業化的考量，專委會以工作小組的方式，由副主任委員帶領小組成員進 行法案的研討，以強化立法品質，可能因此造成委員會領導成員的增加。17不論 如何，此趨勢有助於立法效率的提升、健全立法品質等，但如此高比例的領導階 層，也難免讓人與一黨專政體制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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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第六屆至第十一屆人大各別委員會的人數增減，或許有助於對繁 複性得出更細緻的看法。表 3-7 可見，第十一屆人大專委會以人數的多寡而言，
排列依序是教科文衛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民族委 員會、內務司法委員會、法律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華僑委員會、外事委 員會。其中，六屆人大以來人數增加最多的，是教科文衛委員會和財政經濟委員 會，此二委員會的成員增長都超過二倍，加總數額佔十一屆全國人大專委會成員 總數的 29%，這與二個委員會業務量的繁重不無關係，教科文衛委員會涉及層面 廣泛，需要有大量人力處理繁重的業務，而改革開放以經濟發展為主軸，對於經 濟立法的重視，自然成為財政經濟委員會人數增加的重要因素，這也與中國大陸 作為發展型的政權性質相符（吳玉山，2007）。
人大常委會成員參加專門委員會的比例，可以作為專委會成員專職化的判準 之一（趙建民，2002：103-104；蔡定劍，2003：246）。根據統計，第六屆至十 一屆常委會委員在專委會當中所佔比例，分別從第六屆的 80.5%降至第十一屆的 57.9%，下降 22.6%，第九屆更曾減至 49.5%，18此與常委會和專委會組成邏輯不 同有關，常委會組成著重各方面的代表性（尹中卿，2010：71），而專委會組成 則是依循專業化邏輯，因此為了提升專業化程度，人大常委會委員參與專門委員 會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有鑑於學者的呼籲（尹中卿等，2003；另見周 偉，2005：227），第十屆之後常委會委員兼任專委會職務者的比例攀升 8.4%，
估計未來順應專職化的趨勢，此比例應會持續提高。
在年齡限制方面，表 3-8 顯現專委會成員的最高年齡、最低年齡和平均年齡，
九屆委員最高年齡 73 歲，最低年輕 37 歲，平均年齡高達 63.27 歲；十屆最高年 齡 70 歲，最低年輕 39 歲，平均年齡為 60.74 歲，降低了 2.53 歲；十一屆委員會 成員平均年齡為 59.66 歲，較第十屆又下降 1.09 歲。對照尹中卿（2010：81）的 統計，第六屆全國人大專委會委員平均年齡約為 68 歲，七屆為 67 歲，八屆為 64 歲，表示全國人大專委會的年齡逐屆降低，六至十一屆平均年齡下降約 8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