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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邦達的仿古作品 

由上節的討論可知,董邦達在入宮前已有畫藝方面的基礎訓練,但他並非以 畫取士,而是循正規的科舉途徑入仕,也就是說,繪畫才能可視為其仕途晉升過 程中的充分條件,但非必要條件。雖然目前未能找到董邦達入宮前的作品,透過 文字的記載大略可知其風格走向原為黃公望風格,照理說在此基礎上發展正統派 風格,應是水到渠成的選擇,況且當時在宮中山水風格的主要代表人物—唐岱,

便是正統派的繼承者。然而,筆者為董邦達作編年排序之後,赫然發現在他仕途

       

123  人名權威: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檢索日期:

2015/2/7。 

124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頁 1475‐1477。 

125  將《清史列傳》所載董邦達傳記的篇幅(頁 1475‐1477),與其他乾隆朝詞臣如張照(頁 1450‐1456)、梁詩正(頁 1529‐1533)等人相比,可知篇幅長短差距甚大,另外,董邦達之所 以能入祀賢良祠,也是托其子董誥的成就之故。 

126  筆者統計在乾隆的《御製詩集》(共六集)中,題董邦達的詩作有 103 首,僅次於題張宗蒼的 123 首,另外,同期的詞臣畫家中,題鄒一桂的有 88 首,題蔣溥的有 10 首,題李世倬的則 僅 7 首。備註:多景、多軸成組的作品都只算一次,故實際詩作數目應更高。 

快速晉升的這段時間裡,作品風格卻非偏向正統派或黃公望,反倒是有更多宋人 的成分。董邦達一生中仍有正統派風格的表現,但出現較晚,另外也多出現在非 臣字款的應酬畫方面。本節將透過董邦達入宮初期的作品,了解乾隆在其風格發 展階段中的主導性,以及前述阮元、沈初所稱的「宋人」成分為何。 

董邦達幾乎所有作品都是臣字款,也就是說他的整個繪畫生涯都奉獻給乾隆 皇帝了,而其風格發展的確也與帝王喜好有著緊密的連結。董邦達入宮初期的作 品題材、種類繁多,多關乎到乾隆的鑑賞與收藏活動,在此過程中,董邦達充分 地發揮了文學侍從的角色。127透過這些作品,可歸納出三條乾隆主導董邦達風格 發展的主要途徑。其一是仿古山水的製作,董邦達入宮初期有許多奉敕臨摹特定 古代作品的仿古山水(附錄 5),雖然大部分的仿本與原本未能同時流傳至今,

但董邦達的《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以及傳荊浩《匡廬圖》(見圖 2‐8)皆 幸運傳世至今,目前都收藏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透過這兩件作品,我們得以 解乾隆對董邦達的仿古要求為何。其次,董邦達參與了《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

並且時常參與乾隆的鑑賞活動,奉敕作詩文應和,藉此可以了解董邦達實際看過 的作品有哪些,甚至是他與乾隆共同鑑賞過的作品是哪些,而帝王讚賞過的作品 也更有可能成為詞臣的效法對象。其三,乾隆不僅經常在董邦達的畫上題跋,更 在董邦達「層巒疊翠」式的作品上御題讚許,將之與畫史中重要的董源、董其昌 串連在一起,筆者認為,這樣的經驗也會影響董邦達的作畫習慣,當製作重要作 品時(特別是奉敕應制畫)多會使用這類風格,例如董邦達為內府收藏、董其昌 舊藏《名畫大觀冊》做畫套內側包裝山水圖(見圖 2‐9)、128為乾隆所作《秋景山 水圖額裝》(見圖 2‐10)、《畫杜甫詩意圖》(見圖 2‐11)等。129 

       

127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馮明珠,〈玉皇案吏王者師——論介乾隆皇帝的文化顧問〉,收入 馮明珠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41‐256。 

128  楊丹霞,〈觀董邦達畫作〉(20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63ab950100e42t.html,檢 索日期:2015/7/6。 

129  董邦達共有三件《畫杜甫詩意圖》,皆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這裡所指是編號「故‐畫

‐003013‐00000」的作品。 

本節先就董邦達的仿古作品進行討論,這部分的活動與乾隆的文化事業經營 有較高的關係。董邦達的仿古山水作品主要可分成兩種類型:其一為臨仿特定對 象的仿古山水,例如前述提及的《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另一種則是仿古 代大師筆意的作品,例如《仿王蒙層巒疊翠圖》(見圖 2‐12)。由於仿古筆意類型 作品並無特定的臨仿對象,無法確知董邦達對作品風格的學習與引用有多少,且 經筆者統計,該類作品的製作年代多半晚於地景畫,因此透過這些作品僅能了解 他對古代大家的偏好狀況。關於臨仿特定作品的部分,皆為乾隆敕命所為,且有 部分被臨仿對象以及董邦達的臨仿成果留存至今(附錄 5),乾隆在這些作品上 的題詩、題跋也多被《石渠寶笈》、《御製詩集》保留下來,因此可作為董邦達學 習古法的實際例證。由於董邦達未題寫年款,故臨仿作品的時間點僅能透過乾隆 題跋來定出下限。這些作品應不晚於 1746 到 1747 年間,而這個時段也正是董邦 達在朝廷活動量大增、官位快速晉升的階段。另外,董邦達的《仿荊浩匡廬圖》

可以確定製作時間是早於乾隆題跋的年款—丁卯年(乾隆十二年,1747 年),根 據《御製詩集》收錄之〈題曹䕫音仿董邦達匡廬圖〉一詩,其中寫道「漫因形似 評荆董。(董邦達是圖蓋仿荆浩筆意)刻楮工夫有底難」,130由於該詩作於乾隆 8 年(1743 年),可知董邦達成畫早於此。 

臨仿古畫向來是中國畫家習畫的必經歷程,但在宮廷繪畫的製作、收藏與賞 鑑脈絡中,臨仿古畫可說是別具意義,尤其在乾隆朝製作了許多仿古作品,其中,

獲得最多關注的便是宮廷畫家丁觀鵬的仿古作品,他的《摹顧愷之洛神圖》融合 了古典圖式、母題與西法、透視,被視為是一種「摹古、創新」兼具的「集大成」

創作。131另外,清宮製作的《漢宮春曉圖》也有許多討論,其仿繪過程並非一味        

130  清高宗,〈題曹䕫音仿董邦達匡廬圖〉,《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十四,頁 7a‐8a。 

131  林煥盛,〈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台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4);鞏劍,〈清代宮廷畫家丁觀鵬的仿古繪畫及其原因〉(遼寧: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 文,2008);鄭淑方,〈西風廻雪  長吟永慕‐‐從丁觀鵬〈摹顧愷之洛神圖〉看經典圖式的創新〉,

《故宮文物月刊》,第 346 期(2012 年 1 月),頁 4‐18。 

地追摹原本,而是積極地更動圖式,將清宮的元素加入古典母題中。132相較於前 述二者的積極改動性仿古,董邦達的狀況可說是大不相同,余佩瑾便指出乾隆命 董邦達作《仿荊浩匡廬圖》這種如實、等比例仿本,133可能發揮了保存古畫筆描 的功能。筆者認為,除了保存古畫的功能之外,對董邦達作為一個畫家而言,其 早年並無明確拜師學藝的情況下,這種如實臨仿五代、宋代古畫作品,應對山水 風格形成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就《仿荊浩匡廬圖》(見圖 2‐7)的例子來看,對照同樣收藏在台北故宮的荊 浩《匡廬圖》(見圖 2‐8),可以發現兩者的大小尺寸、輪廓、位置幾乎一模一樣,

唯獨底材不同,荊浩的是絹本,董邦達則採用紙本來臨仿,而質材的不同確實會 影響筆觸製造出來的效果。例如山石的暈染方面,荊浩的是均勻漸層的效果,董 邦達的則是清晰可見暈染過程所產生的疊壓筆觸。儘管如此,董邦達還是非常認 真地摹仿《匡廬圖》中的短皴用筆,以及山石的鋸齒狀邊緣。另外,董邦達的《仿 王詵漁村小雪圖》雖未得傳世,但由乾隆御題詩句可知,在雪景處理方面並非採 取明清山水畫中常用的留白處理,而是遵循古法以蛤粉敷染出白雪的樣貌,因而 有題句「蛤粉輕勻貎雪姿。不教留白襲前為」。134後來乾隆在王詵《漁村小雪圖》

(見圖 2‐13)上所題的「著粉古法為積雪,破墨奇搆飛流泉」一句與前者相互呼 應。135由《匡廬圖》、《漁村小雪圖》二例可知,乾隆對董邦達的仿古要求,是要 盡可能逼近原作,而非「創意式」的仿古,如此更能確知這些古畫對董邦達山水

       

132  Anita Chung, Drawing Boundaries : Architectural Images in Qing China, Chapter 4;秦曉磊,〈乾隆 朝畫院《漢宮春曉圖》研究〉(遼寧: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秦曉磊,〈清宮春曉:

乾隆朝畫院中的〈漢宮春曉圖〉《故宮學術季刊》,第 31 卷 2 期(2013 年 12 月),頁 37‐100。 

133  余佩瑾,〈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介紹〉,《故宮文物月刊》,第 367 期(2013 年 10 月),頁 19‐20。 

134  清高宗,〈董邦達倣王詵漁村小雪巻〉,《御製詩初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第 2 冊,卷四十四,頁 12b‐13a。 

135  清高宗,〈題王詵漁村小雪圖用蘇軾烟江疊嶂詩韻〉,《御製詩二集》,收錄《淸高宗御製詩文 全集》,第 4 冊,卷四十八,頁 1b‐2b。 

風格所造成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董邦達在仿古過程中習得之畫法,也確實運用到其他作品的 創作中。例如董邦達的《九陽消寒圖》(見圖 2‐14)中,136左下角的山石便採用 了從荊浩《匡廬圖》(見圖 2‐7、2‐8)中學習到的鋸齒狀山石輪廓,以及密集的 短皴用筆。另外,在他的《灞橋覓句圖》(見圖 2‐17)中,便大量採用敷白粉的 方式來表現雪景效果,這明顯是臨仿王詵《漁村小雪圖》(見圖 2‐13)所學習到 的作法。在《摹馬遠瀟湘八景圖》(見圖 2‐16)中所學習到的南宋邊角式構圖,

則可見於《蘆汀泛月圖》(見圖 2‐17),以及其奉命為王珣《伯遠帖》(見圖 2‐18)

拖尾所作的補圖中。在董邦達的仿古作品中,乾隆除了在意仿本與原本神似與否 的問題之外,更關注到風格傳承的問題,他在董邦達《仿李成茂林遠岫圖》上便 題詩到:「古人絶材不可量,吟咏之餘精繪事。在唐王杜宋米蘇,爾家思白曽標 幟。當其神來奪化工,豈可形肖求繊備。其次閻 及李荆,元氏大家厥有四。各 工其事遂造精,要以氣韻為之帥」。137這裡乾隆標誌出其心中的山水畫史代表人 物,句中「思白」指的是董其昌,可知乾隆是同意董其昌的論點。乾隆之所以挑 選內府收藏的李成、荊浩作品,命董邦達仿作並非偶然,而是希望董能夠學習這

拖尾所作的補圖中。在董邦達的仿古作品中,乾隆除了在意仿本與原本神似與否 的問題之外,更關注到風格傳承的問題,他在董邦達《仿李成茂林遠岫圖》上便 題詩到:「古人絶材不可量,吟咏之餘精繪事。在唐王杜宋米蘇,爾家思白曽標 幟。當其神來奪化工,豈可形肖求繊備。其次閻 及李荆,元氏大家厥有四。各 工其事遂造精,要以氣韻為之帥」。137這裡乾隆標誌出其心中的山水畫史代表人 物,句中「思白」指的是董其昌,可知乾隆是同意董其昌的論點。乾隆之所以挑 選內府收藏的李成、荊浩作品,命董邦達仿作並非偶然,而是希望董能夠學習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