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欽定盤山志》的纂輯
1. 董邦達的西湖、葛洪山與西江勝蹟圖繪
二、董邦達巡幸地景畫的範式形成
1. 董邦達的西湖、葛洪山與西江勝蹟圖繪
在董邦達繪製的地景畫中，雖然繪製的背景因素多元，扈從、賜遊、出差三 種因素兼具，但從風格與構圖方面來看卻都相仿，可知他在這豐富的圖繪經驗中，
已建立出特定的表現模式，以因應乾隆大量的地景畫需求。以下就《西湖四十景 圖冊》、《葛洪山八景圖》與《西江勝蹟圖冊》來進行說明。在風格方面，雖然所 在景點所在區域皆不同，西湖位於浙江杭州，葛洪山位於河北唐縣，西江勝蹟則 為為江西一帶，但處理方式有相仿之處。三者雖然兼有山景、水景，由山景來看，
525 蔣溥等撰，《盤山志》，收錄《故宮珍本叢刊》，第 243 冊，頁 172‐175。
多以建築物置於畫面中央，以單點透視來處理建築，周圍則以山石簇擁拱托，並 且強調山石的造型變化；水景部分也多會有建築，但以成角透視處理，並以水域 拱托建築。關於建築的透視作法以及地勢高低的處理，已於第伍章討論，於此不 加贅述。
在盤山地景畫的製作中，乾隆的遊觀與意志的確影響到董邦達的繪畫呈現。
但在董邦達筆下，並非所有的例子都是由乾隆掌握所有的主導性，董邦達在某些 時機上也能掌握有（或者說被賦予了）主導權，以下舉出兩個例子。以《西湖四 十景圖冊》為例，根據石渠寶笈與現存作品上的題跋可知，這套作品是在乾隆首 次南巡（1751 年）前完成的，由董邦達主動進獻，並且被乾隆攜帶在身邊。這 四十開的作品，被乾隆分成四批題寫詩句，依序是十景、八景、八景、十四景的 四批。在第一批的乾隆題跋中，提到將該冊攜於行囊中，於南巡時「遇境轍相印 證，信能曲盡其勝」。第二批的題跋中則指出，乾隆親歷董邦達這八開中所繪的 場景，並且「即境成詩，證以是冊」，也就是說確是先有該冊的製作完成，帝王 親身巡遊、親歷其境後「即境」寫成詩句，與冊頁中的圖像相互對照後，「益覺 會心不遠」。第三批的狀況跟第二批差不多，乾隆指出「即景成吟，辭不盡高，
質之圖中邱壑，略得梗概云」，可知乾隆雖然即景吟詩，卻也不免有文句無法徹 底體現景致之感，故而認為文句做不到的事，董邦達的圖似乎得以達成。而最後 一批圖冊中所描繪的景點，乾隆因為時間有限且景點位處偏僻，故而未能親自遊 覽，也沒法規規矩矩地每景賦予一詩，連同題詩都拖到回程舟行途才進行。儘管 如此，乾隆仍表達對董邦達圖繪西湖的信任感，他以「以境證畫，允擅傳神」稱 許之，嘉獎他在前三批作品中的精采表現，並稱其所繪冊頁在旅途過程中能發揮
「遊覽暢觀、信足娛志」的功能。
由乾隆詩作與題跋可知，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圖冊》是主動繪製進獻的，
因此，四十景的選擇很可能是由董邦達主導的，而御製詩的題寫則是對這種選擇 的再度確認與肯定。有趣的是，這四十景被分為十景、八景、八景、十四景的不
均勻組合，其中，十景為南宋時代便已確立的就組合，只是景色命名用字略有改 變，其餘景致的選擇則無定例，可能是董邦達曾親遊或參照相關書籍來選定的。
也就是說，四十景的範圍是董邦達劃定，以此導引乾隆遊西湖時可以注意的景致，
但將四十景再分組則是乾隆的選擇，他依照旅途行經的狀態以及他對景致的重視 程度所作的分組，故而最後有偏僻的十四景未能盡遊。在董邦達的四十景西湖圖 冊中，對地景的觀看、描繪、詮釋、命名、分組，乃是一種反覆進行、反覆確認 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並非由乾隆單方面決定的，而是詞臣董邦達與皇帝共同完 成。
順帶一提，或許正因為董邦達的《西湖四十景圖冊》如此受到乾隆的喜愛，
故而後來又有立軸本的《西湖十景圖》，有延春閣藏與圓明園藏兩種版本，皆收 藏於臺北故宮，今已不全。在蘇庭筠的文章中，曾論及《西湖四十景圖冊》及圓 明園藏《西湖十景圖》軸的各景典故與風格差異，其中指出冊頁較著重寫實，而 立軸則強調詩意與文人畫筆墨，526但未曾論及此中異同之緣故。筆者認為，比對 兩種立軸本的《西湖十景圖》與《西湖四十景圖冊》，可知立軸應是以冊頁為底 本製作的，以「曲院風荷」一景為例（見圖 6‐4），冊頁本的畫幅近似正方形，以 成角透視佈局建築、地塊與水域，正好形成 Z 字形的構成，安穩地滿佈整個空間，
到了立軸本，董邦達依然採用 Z 字形的構成，但因為畫幅拉長，需要填補上下多 餘的空間，故而將 Z 字形扭曲變形往上下延伸，遠景則以遠山與雲氣來填充。這 種以 Z 字形佈局冊頁，並在畫立軸將 Z 字形扭曲拉長的例子還有「斷橋殘雪」一 景（見圖 6‐5）。另外，「蘇堤春曉」在冊頁中是採用三段式佈局，到了立軸本為 了填滿空間，三段式則改為四段式（見圖 6‐6）。
其次是《葛洪山八景圖》的例子，現存有三個版本，在第壹章已提及三本的 來源。三本均以隸書標示景點地名，三本圖像內容相仿，僅有細節上的不同，其 中，畏壘堂本與上海博物館本上有董邦達書寫的景點說明，中國嘉德 2013 本則
526 蘇庭筠，〈乾隆宮廷製作之西湖圖〉，頁 55‐63。
無地點說明，反倒書有乾隆御製詩。而畏壘堂本留有董邦達書寫的題跋（見圖 1‐5），內容是關於該本的製作過程，而該文也被收錄在《（光緒）保定府志》中。
527根據董邦達的題跋，可以清楚地知曉葛洪山八景圖的創作過程，乾隆於二十六 年（1761 年）謁泰陵，並巡幸山西五臺山，當隊伍來到河北唐縣時，乾隆囑咐 隨車的董邦達描繪附近的葛洪山。我們並不清楚乾隆是否親遊每個景點，然而董 邦達確實是是在地方官員與附近村民的協助下，深入葛洪山中探訪各個景點，並 畫下這套圖冊。在這套圖冊之前，其實已有張若澄繪過《葛洪山圖》軸所錄景點 更多，共十一景，而董邦達也明白知曉這點，因此，景點的選擇可能在此之前就 已完成，但對於個別地點的詳細描繪則是切切實實由董邦達完成的。在乾隆御題 的版本中（見圖 1‐6），有詩句如此寫道：「侍臣信有傳真筆，却合吾心向所存」， 如此道出乾隆對於董邦達描繪景點能力的信任感，也就是說，詞臣在景物的觀看 與詮釋上，成為帝王之眼的延伸，是乾隆能夠信任的對象，而乾隆對於該地名勝 景點的巡遊，是由董邦達代為完成的。
不僅如此，乾隆雖未曾有機會巡幸江西，卻趁著董邦達「出差」當地，命其 繪圖進呈。《西江勝蹟圖冊》為董邦達據乾隆十八年典試江西奉命所作，據《石 渠寶笈》記載共十二開，北京瀚海 2003 年拍賣曾出現同名作品，但該套冊頁僅 有八開（見圖 6‐1），尚不清楚開數不符的原因，有可能是作品佚失或者是縮減版 的複本。528值得注意的是，該作用筆較為率性飄逸，極有可能是即景所作，故而 無法比比斟酌。由上述各例可知，董邦達為乾隆製作地景圖冊的經驗的確十分豐 富，也不僅在扈從出巡、獲聖上賜遊的機會上作畫，連同在「出差」的狀況下也 不放過，奉命圖寫當地的名勝景致。529
如上所述，董邦達的地景畫實與乾隆的巡幸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三件作品所
527 張豫塏等纂，李培祜修，《光緒保定府志》，收錄《中國地方志集成》，頁 333‐335。
528 在董邦達的地景圖冊中，經常有同地描繪多重複本的狀況，但每份複本收錄的景點數量不見 得相仿。《葛洪山八景冊》現存三本，皆描繪八景，但《西湖圖冊》則有四十景與十景之別。
529 乾隆十八年，董邦達時任江西鄉試正考官，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 5 冊，頁 1476。
象徵的層次不同，《西湖四十景圖冊》被用來作為巡幸旅途中與實景對照之用，
同時具有導引名勝景點的用途，而《葛洪山八景圖》、《西江勝蹟圖冊》則是被用 來當做實景的替代品。既是替代品，一則表示乾隆想要知道該處景色卻無意或沒 空，二則表示乾隆對於董邦達圖繪實景的能力十分信任，才會派他畫葛洪山、江 西景色呈上御覽。比起盤山圖繪系列而言，在這三套作品中，實景因素的高低顯 得更為重要了，而導致這種決定性差異者便是乾隆帝。在清宮山水畫發展中，可 以發現具實景性質的作品在乾隆朝大幅度地增加，正如石守謙所點出的，這是因 為帝王對實景因素的重視，導致清宮畫家們因應其需求而作此表現，因而在詮釋 自然時採取了不同於正統派的態度，畫家拉近了與自然的關係。530
董邦達所以建立了特別的範式來描繪地景，除了因為乾隆的大量委託以及對 實景因素的要求之外，或許也有意與其他詞臣進獻的作品競爭。董邦達的《西湖 四十景圖冊》乃是為乾隆首次南巡所進獻，並且伴隨著他整趟南巡旅程，由去到 返，題詩不斷，無獨有偶，沈德潛、梁詩正、傅玉露也在大約同時期編了《西湖 志纂》，同樣是為了乾隆首次南巡而作，並於乾隆十六年進獻，與《西湖四十景 圖冊》同時，《西湖志纂》乃是將雍正朝李衛的《西湖志》刪繁就簡而成。
由此可知，當乾隆出巡時是需要這類型的導覽手冊，於是臣子爭相製作上呈。
當然，志書跟圖冊在形制上有所差異，但單就圖像的部分來看，兩者可能會形成 競爭關係。沈德潛本已經引用了李衛版本中的圖像，若董邦達再用便顯得毫無新 意，更不可能引起帝王的關注，因此，《西湖四十景圖冊》沿用了之前製作《田
當然，志書跟圖冊在形制上有所差異，但單就圖像的部分來看，兩者可能會形成 競爭關係。沈德潛本已經引用了李衛版本中的圖像，若董邦達再用便顯得毫無新 意，更不可能引起帝王的關注，因此，《西湖四十景圖冊》沿用了之前製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