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噤聲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全文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許俊雅博士、丁鳳珍博士. Hông Kìm-siann ê Tâi-uân ì-sik: Tâi-gíBûn-ha̍k ê Huat-tián, Sú-lūn Kiàn-kòo kap Bîn-tso̍k Sióng-siōng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The Silence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Th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研究生：鄭清鴻 2013 年 7 月.

(2) 本論文獲得 2012 年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學位論文獎助金 2013 年建成台文扶輪基金. 謹此特致謝忱.

(3) 誌謝口考後，故意把論文放了一些時日再完稿，對於一個「準」畢業生而言，這或許有點一反常態。但想起碩班這四年，尤其是後兩年寫論文期間所經歷的點點滴滴，終於還是要隨著論文的完成而封存於某種形式之中，有那麼一瞬間覺得好想重頭再來過……雖然這種衝動並沒有維持超過一分鐘以上就清醒了，但是，在那瞬間卻也慶幸、確信著自己這四年的思考與實踐，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值得一再重播，細細回味。最初思索研究主題時，總是試圖在文學史的縫隙中再挖掘出什麼，但或許是機緣，也可能是台「語」系學生的宿命，2011 年爆發了「蔣黃事件」，徹底鬆動了自己對「台灣文學」的期待、想像與信仰。也讓我發現，一旦把視角拉遠，在文學史的縫隙之外，其實還有一片被遮蔽的天空，儘管那片蒼穹之下佈滿了太多矛盾的荊棘。而台灣人們赤足在認同道路上的斑斑血跡，竟吊詭地被清洗掉。面對更換論文主題的不情之請，俊雅老師仍以最寬容的支持，陪我走這一段陌生而冒險的旅程，一起思考文學史的可能性，關心白話字史料。大學時啟發我研究台語文學的鳳珍恩師雖然希望我「廣結善緣」，但師生之間的默契，卻是這份論文得以放手完成的關鍵。向陽老師於計畫與學位考試時的精準提問，點破了我挑戰這個題目的許多不足之處，更同在民族主義的研究基礎上，深化了我的思維。而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李勤岸老師將論文讀入肌理，最後關頭提醒了我理論關懷的漂移。有兩位指導老師「三代同堂」的關懷與鼓勵，兩位身兼台語詩人與研究者的口試老師的指教與肯定，以及修課期間台文系老師們的教導，特別是芳玫老師的民族主義課堂上對蔣黃事件、台語文學的討論與研究方法的啟發，佳穎老師社會學的理論訓練與導師的關心，慧如老師跨領域的大力支持，這本倔強的論文最後才能完成。從碩一、碩四到碩士一路走來，實在有太多朋友相伴。從中教大一起來師大打拼，但不確定到底正式出道了沒的 Triple Back 團員淑如與家和；共同經歷過這四年酸甜苦辣的 98 級好同學；薈雯學姐、怡君學姐、三進學長，諸位對我們照顧有加的學長姐們及系辦毓凌學姐和孟珈學姐；一期一會卻情誼長存的 1107 寢室友們，TWLS 讀書會的學友和夥伴，在街頭上相識的每個新朋友、老前輩。如果沒有你們，碩班生活和學術生涯會是怎樣，我真的無法想像。感謝士博和俐茹，每一次的晚餐邀請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士博的恩師淑媛老師相識，擔任教學助理期間，往返於新豐與台北的那些夜晚，以及淑媛老師慷慨出借的《笠》詩刊省去許多奔波之苦，情誼永誌。也因為士博，和瑜庭、永.

(4) 婷一起完成了思想地下室，更和許多夥伴參與了太多精彩的計畫，認識你（們）真好。除此之外，幸獲李敏勇老師推薦建成扶輪社獎學金，還有太多太多曾經以不同的形式與距離參與這個過程的貴人，在此由衷感謝。最後，對於不問一個文學研究生花了四年到底在追求什麼，而始終堅信我確實走在自己道路上的家人：在北部的阿媽和姑姑總是擔心我沒吃飽穿暖，遠在南部的阿爸、阿母和小弟也總是在等我難得一通的電話或返家，一直陪在我身邊的饅頭，謝謝你們，讓我有相信自己信念的勇氣。 2013/8/17 台北.

(5) Tiah-iāu (Tâi-lô Tâi-gí-bûn) 1980 nî-tāi tshoo-kî, siū-tio̍h Tóng-guā huán-tuì ūn-tōng sóo kik-huat ê “Tâi-uân ì-sik”, ta̍uh-ta̍uh-á tsiânn-tsò Tai-uân siā-huē tshui-sak “Pún-thóo-huà” ê ki-tshóo. Tī Tâi-uân tsit ê tó-sū tíng-bīn sòo sán-sing ê bûn-ha̍k, iā tsóng-sǹg kin-tuè Tâi-uân bîn-tso̍k tsú-gī ê huat-tián, tuì “Hiong-thóo bûn-ha̍k” ê tsiân-sin “Tsiànn-miâ” tsò “Tâi-uân bûn-ha̍k”. Tsù Ji̍t-tī sî-kîkhai-sí, gí-giân tī Tâi-uân bîn-tso̍k jīn-tông hîng-sîng ê kuè-thîng tang-tiong tsiânn-tsò tsi̍t hāng tshiong-hūn tiâu-kiānn, sú-tit Tâi-uân ê bûn-ha̍k kap bûn-huà si̍t-tsiàn bô-huat-tōo tsham “Tâi-gì”, “Tâi-uân-uē” thuat-lī kuan-hē. Tān-sī tsin kuài-kîê sóo-tsāi sī, bô-lūn sī tsiàn-tsîng ê POJ bûn-ha̍k, Tâi-uân uē-bûn ūn-tōng, hi̍k-tsiá sī tsiàn-āu king-kuè nîng-tsīng kik-bīng, it-ti̍t kàu 1980 nî-tāi tsiah ū-huat-tōo huat-siann ê Tâi-gí bûn-ha̍k, tī í Tâi-uân uîtiong-sim ê Tâi-uân bûn-ha̍k-sú lāi-té, suah tsha-put-to lóng hông hut-lio̍k, buah-siau. Kiù-kìng hōo tsiàn-āu Kok-bîn-tóng kuann-hong sóo kái-tshing ê “Bân-lâm-gí”, hik-tsiá sī Kheh-ka tso̍k-kûn sóo tshing-hoo ê Hok-ló-uē, Hō-ló-uē, Hô-lo̍k-uē, sī àn-tsuánn tuí Ji̍t-pún sî-tāi í-lâi ê Tâi-uân li̍k-sú tang-tiong tsiânn-tsò “Tâi-gí”, “Tâi-uân-uē” ? In-hô tī Tâi-uân bûn-ha̍k-sú lāi-té, pau-kuat Tâi-gí tsāi-lāi ê pún-thóo gí-giân bûn-ha̍k hông “siau-im”, suah koh in-uī “Tâi-gí” ê tīng-gī lâi ín-khí kuan-hē tso̍k-kûn, bîn-tso̍k jīn-tông ê mâu-tún kap tsing-lūn, jî-tsiánn kàu tann lóng iáu bô-huat-tōo kái-kuat? Pún gián-kiù í āu-siat li̍k-sú-ha̍k ê kuan-tiám, kiat-ha̍p bîn-tso̍k tsú-gī gián-kiù tuì bîn-tso̍k jīn-tông, gí-giân kap tso̍k-kûn bûn-huà tíng-tíng piàn-hāng ê kuan-tshat, khui-tián tuì Tâi-uân bûn-ha̍k sú-lūn ê kái-kòo, hun-sik kap pí-kàu, se-lua̍h Tâi-uân bûn-ha̍k ê huat-tián kap Tâi-uân bîn-tso̍k tsú-gī ê khí-hing, àn-tsuánn bīn-tuìpún-thóo gí-giân kap bûn-huà king-kuè tsiàn-tsîng, tsiàn-āu kok-gí ūn-tōng ê tshò-siong? Līng-guā, Tâi-gí bûn-ha̍k tuì “Hong-gâin bûn-ha̍k” tsáu-thuat--tshut-lâi, koh tuìTâi-uân-lâng tui-kiû tsú-thé-sìng, tsū-tsú-sìng ê bîn-tso̍k jīn-tông, thê-tshut siánn-mih khuánn ê huán-síng kap tián-bōng? Pún-bûn siú-sian iōng “Tsiàn-tsiâng Tâi-gíbûn-ha̍k” ê gán-kài, tiông-sin kiám-sī Tâi-uân tī Tsuân-kiû-huà ê tsîng-kíng tang-tiong, tsū 17 sì-kí í-lâi tuí se-hong Hiān-tāi-sìng ê siū-iông, thàu-lām kap si̍t-tsiàn, pīng-tsiánn tshim-ji̍p thóo-lūn “Tâi-uân-uē” ê bûn-ha̍k kha-jiah, àn-tsuánn tī Tsiàn-āu Kok-bîn-tóng Tiong-kok bîn-tso̍k tsú-gī tsi ha ê gí-giân tsìng-tī kap bûn-ha̍k-sú sū-sū lāi-té tsiām-tsiām hông buah-tû. Tsāi to̍k-tsun “kok-gí”, pián-kē “hong-giân” ê gí-giân tsìng-tī tang-tiong, “Hiong-thóo bûn-ha̍k” thàu-lām, siu-pian hong-giân ê bûn-luī sîng-kui, tsóo-gāi Tâi-uân tsok-ka tuípún-thóo gí-giân ê Āu-si̍t-bîn sióng-siōng, tī tsit-khuán tiâu-kiānn tsi hā sóo phû-hiān ê “Tâi-uân ì-sik”, sîng-jīn Huâ-gí bûn-ha̍k thé-tsè ê ha̍p-huat-sìng, iân-sio̍k si̍t-bîn-tsiá ap-pik, siu-pian pún-thóo gí-giân ê gí-tsè.

(6) kuan-hē, suah lâi hîng-sîng Tâi-uân tso̍k-kûn kap bîn-tso̍k jīn-tông ê mâu-tún. Tâi-gí bûn-ha̍k iā in-uī àn-ne, tī Tsiàn-tsîng, Tsiàn-āu tn̄g-lia̍t ê li̍k-sú khang-phāng tsi tiong tiông-kiàn tsú-thé-sìng, iā tuì Tai-uân bûn-ha̍k huat-tshut “tsài”-tsiànn-miâ ê hoo-siann, thè Tâi-uân bûn-ha̍k kap Tâi-uân Bîn-tso̍k jīn-tông khak-li̍p to-guân bûn-huà, hoo-siong tsiânn-tsò tsú-thé ê luē-hâm kap kè-ta̍t. Kuan-kiàn-jī: Tâi-uân bûn-ha̍k-sú, Pe̍h-oē-jī(POJ), Tâi-gí bûn-ha̍k, Tâi-uân ì-sik, jīn-tông.

(7) 摘要（漢羅台語文） 1980 年代初期，受著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 ê「台灣意識」，沓沓仔(ta̍uh-ta̍uh-á) 成做台灣社會推捒「本土化」ê 基礎。Tī 台灣這 ê 島嶼頂面所產生 ê 文學，也總算跟綴台灣民族主義 ê 發展，對「鄉土文學」ê 前身「正名」做「台灣文學」。對日治時期開始，「語言」tī 台灣民族認同形成 ê 過程當中成做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 ê 文學 kap 文化實踐無法度參「台語」、「台灣話」脫離關係。但是真怪奇 ê 所在是，無論是戰前 ê 白話字文學、台灣話文運動，或者是戰後經過寧靜革命，直到 1980 年代才有法度發聲 ê 台語文學，tī「以台灣為中心」ê 台灣文學史內底， suah 差不多攏 hông 忽略、抹消。究竟予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 ê 閩南語，或者是客家族群所稱呼 ê 福佬／鶴佬／河洛話，是按怎對日本時代以來 ê 台灣歷史當中成做「台語」、「台灣話」？因何 tī 台灣文學史內底，包括台語在內 ê 本土語言文學 hông「消音」，suah koh 因為「台語」ê 定義引起關係族群、民族認同 ê 矛盾 kap 爭論，而且到今攏猶無法度解決？本研究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 ê 觀點，結合民族主義研究對民族認同、語言 kap 族群文化等等變項 ê 觀察，開展對台灣文學史論 ê 解構、分析 kap 比較，梳捋台灣文學 ê 發展 kap 台灣民族主義 ê 起興，按怎面對本土語言 kap 文化經過戰前、戰後國語運動 ê 挫傷？另外，台語文學對「方言文學」走脫出來， koh 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 ê 民族認同，提出啥物款 ê 反省 kap 展望？本文首先用「戰前台語文學」ê 眼界，重新檢視台灣 tī 全球化 ê 情境當中，自 17 世紀以來對西方現代性 ê 受容、透濫 kap 實踐，並且深入討論「台灣話」ê 文學跤跡，按怎 tī 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之下 ê 語言政治 kap 文學史敘事內底漸漸 hông 抹除。在獨尊「國語」、貶低「方言」ê 語言政治當中，「鄉土文學」透濫、收編方言 ê 文類成規，阻礙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 ê 後殖民想像，tī 這款條件之下所浮現 ê「台灣意識」，承認華語文學體制 ê 合法性，延續殖民者壓逼、收編本土語言 ê 語際關係，suah 來形成台灣族群 kap 民族認同 ê 矛盾。台語文學也因為按呢，tī 戰前、後斷裂 ê 歷史空縫之中重建主體性，也對台灣文學發出「再」正名 ê 呼聲，替台灣文學 kap 台灣民族認同確立多元文化、互相成做主體 ê 內涵 kap 價值。關鍵字：台灣文學史、白話字、台語文學、台灣意識、認同.

(8) 摘要（華文） 1980 年代初期，受著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的「台灣意識」，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推動「本土化」的基礎。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所產生的文學，也終於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自「鄉土文學」的前身「正名」為「台灣文學」。從日治時期開始，「語言」在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成為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的文學與文化實踐無不與「台語」、「台灣話」息息相關。但吊詭的是，無論是戰前的白話字文學、台灣話文運動，或是戰後經過寧靜革命，直到 1980 年代才得以發聲的台語文學，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文學史當中，卻幾乎都被忽略、消抹。究竟被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的閩南語，或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如何在日治以來的台灣歷史當中成為「台語」、「台灣話」？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包括台語在內的本土語言文學反而被「消音」，卻又因為「台語」的定義引發了關於族群、民族認同的矛盾與爭論，迄今仍懸而未解？本研究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觀點，結合民族主義研究對民族認同、語言及族群文化等變項的觀察，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解構、分析與比較，梳理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如何面對本土語言與文化經歷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之後的挫傷？而台語文學掙脫「方言文學」以來的發展，又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的民族認同，提出了什麼樣的反省與展望？本文首先以「戰前台語文學」的視野，重新檢視台灣在全球化的情境當中，自 17 世紀以來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揉雜與實踐，並深入探討「台灣話」的文學軌跡，如何在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下的語言政治與文學史敘事內逐漸被抹除。在獨尊「國語」、貶抑「方言」的語言政治當中，「鄉土文學」混雜、收編方言的文類成規，阻礙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的後殖民想像，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浮現的「台灣意識」，承認華語文學體制的合法性，延續了殖民者壓抑、收編本土語言的語際關係，形成台灣族群與民族認同的矛盾。台語文學亦因此在戰前、後斷裂的歷史縫隙中重建主體性，亦對台灣文學發出「再」正名的呼聲，為台灣文學與台灣民族認同確立多元文化、互為主體的內涵與價值。關鍵字：台灣文學史、白話字、台語文學、台灣意識、認同.

(9) Abstract In early 1980s, th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came from Tang-Wai movements had become the basis of Taiwanization in Taiwan’s society. In the narrativ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the “Hsiang-tu Literature” had also been renamed as “Taiwan Literature”. All of the practices and movements about Taiwanese Literature wer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closely since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but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s of Taiwan Literature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until nowadays.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written by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 alphabet was also absen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try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probe into Taiwan Literature by the views of Metahistory and Nationalis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had grown up from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beforewar and postwar Taiwan made in Taiwan Literature differ from that mad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view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Before war”, I reflect on the acceptance, hybridity and practice of modernity with globalization of Taiwan from 17th century were absent i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under KMT’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Post-war period. Becaus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gree with the Mandarin Movement, ob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Mother Tongue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to try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itself, and make a multi-center for Taiwan Literature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Keywords: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Church Romanization,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Identity.

(10)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目錄第一章第一節. 緒論 ...................................................... 1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1. 一、研究動機：台灣意識的內部齟齬 .............................................................................. 1 二、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 4. 第二節. 名詞界定與研究範圍 ........................................ 7. 一、名詞界定........................................................................................................................ 7 二、研究範圍...................................................................................................................9.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 11. 一、白話字文學研究.....................................................................................................11 二、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 .................................................................................13 三、 1980 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 ................................................................................16 四、台語文學史的論述與建構 .....................................................................................18 五、台語文學論戰研究.................................................................................................22. 第四節. 研究方法 ................................................. 24. 一、後設歷史學.............................................................................................................24 二、民族主義.................................................................................................................27. 第五節. 第二章第一節. 撰寫說明 ................................................. 30. 全球化下的台灣在地現代性：戰前台語文運動的發展 ............ 32 來自西方的曙光：清領時期白話字運動的歷史意義與文學成就 ... 34. 一、《聖經》義理跨域流動、多語譯介的語言書面化效應 .....................................34 二、長老教會的白話字運動與台灣社會的「前」現代經驗 .....................................37 三、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對話、交混與生成：清領時期白話字詩與散文 .....42. 第二節. 被「遺忘」的傳統：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再詮釋 ............... 51. 一、「等待」一個民族的誕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開展 .....................................51 二、各自表述下的「鄉土」：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的思索與嘗試 .........................56. 第三節. 文學史的「新」思考：戰前台語文學的文學史意義 ............. 63.

(11) 第三章第一節.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 68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 70. 一、總督府的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化人的「方言觀」 .................................................70 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新、舊國語的鬥爭與本土語言的「方言」烙印 .........73 三、在有聲無聲之間：語言政治中的「雜訊」 .........................................................77 四、在政治屋頂下建構「中國」文學：「鄉土文學」不是「方言文學」 .............80. 第二節. 行向「本土」：《笠》kap《台灣文藝》ê 台語文學討論 ......... 83. 一、對「台灣」文學走揣政治厝頂：《笠》kap《台灣文藝》ê 本土想像 .............84 二、對「詩 ê 語言」發見「母語 ê 詩」：林宗源 kap「笠」ê 對話 ........................87 三、「方言文學」ê 命定時機：《台灣文藝》ê「前」鄉土文學到《浪淘沙》 .....93. 第三節. 第四章第一節. 鄉土 ê 侷限 kap 本土 ê 自限：若是「方言文學」成立？ ......... 99. 差異，對立 kap 對話：台語文學史論 ê 建構 kap 民族想像 ........ 104 遺誤「鄉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再／誤現 kap 接合 .. 106. 一、 1970 年代以前對「新」文學 ê 回顧 ..................................................................107 二、 1970 年代 ê「鄉土文學」論述到《台灣文學史綱》 .......................................112. 第二節. （民族）意識 v.s.「民族意識」：台灣文學 kap 台灣民族文學 ... 117. 一、葉石濤、陳芳明 kap 彭瑞金 ê 台灣文學論 ........................................................117 二、胡民祥、宋澤萊 kap 林央敏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 ................................................121 三、對台語文學論戰看 1990 年代 ê 台灣文學爭論 .................................................125. 第三節. 對噤聲到發聲：台語文學史論 ê 建構 ........................ 140. 一、眾聲喧嘩 ê 基石：台灣文學「語言」史 ...........................................................141 二、 Tī「左翼」精神以外：戰前、後「台灣話」文學經驗 ê 重建 ........................143 三、有唐山內公，koh 有西洋外媽：白話字文學 ê 眼界 .........................................147 四、見證如喙 ê 健筆掘紙生花：台語文學史 ê 豐收 ................................................150. 第四節. 第五章. 「台語」成做認同 ê 方法：台語文學史論 ê 民族想像 .......... 155. 結論 .................................................... 160. 參考資料 ........................................................ 164.

(12)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一、研究動機：台灣意識的內部齟齬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在台灣知識份子的心中投下了震撼彈，「台灣結」與「中國結」的拉扯，也終於揭開了 1980 年代初期台灣社會「本土化」運動的序幕，讓台灣這塊島嶼所孕育的文學得以在「台灣意識」的基礎上，自「鄉土文學」的前身「正名」為「台灣文學」。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一種晚進的概念、學科與學術體制，「台灣文學」的遲到與追認，無非是台灣曲折的歷史經驗與認同困境的體現，但「台灣文學」經歷數次論戰，時至今日仍近乎於「一個台灣，各自表述」的曖昧狀態，似乎也暗示著長久以來「定義」台灣文學背後的「認同」爭議，並沒有隨著「台灣意識」的提出而得到解決，甚至於今尚未塵埃落定。例如最近（2011 年）因為作家黃春明於「百年小說研討會」中受邀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進行演講，但內容卻引起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高舉「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抗議標語爆發嚴重衝突1，一連串關於「台灣文學是什麼？」、「用何種語言書寫的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等關於不／認同焦慮的問題，在學界與社會輿論未必能掌握問題意識與歷史脈絡，又多流於情緒的謾罵與批判之下，被粗暴地從斷裂、空白的歷史縫隙，以及族群、民族的認同夾縫中拖出來。事實上，台灣文學的「語言」宿題自日治時期以來淵源已久，但是為什麼「台語文學」所直指的「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至今仍是台灣文學的「阿基里斯之踵」？假如台灣文學是「台灣這個島嶼所產生的文學。由出生或曾經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以台灣地區使用的語文來創作的文學。」2那麼「台語」的文學實踐為什麼會一再被「商榷」，甚而誘發劇烈的認同焦慮與攻訐？這些問題，也許必須從台語文學的發展開始談起。台語文學的起源，可追溯至明鄭、清領時期古典文學的引進，以及民間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笑話、俗諺、褒歌、童謠等諸多原為口頭流傳，後以漢字書寫、紀錄的文本；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基督教東來，教會羅馬字／白話字(Church Romanization; Pe̍h-oē-jī)3書寫目前對於此事件尚無約定俗成之定稱，筆者發表相關論述慣稱為「蔣黃事件」，於後沿用。莊萬壽等編，《台灣的文學》（台北：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頁 9。 3 「白話字」是一種以 24 個羅馬字母輔以變音符號（調號）拼寫台語（實際上亦適用於台灣各族群語言）的書寫系統，為 19 世紀時基督教長老教會前往中國福建、廈門等地傳教，以閩南語、廈門話為基礎而創設、推行的拼音文字。為了與文言文書面語的「孔子字」以及中國白話文書面語的「唐人字」有所區分，並因其更接近白話口語而稱為「白話字」。參考李勤岸，台灣教會公 1 1 2.

(13) 系統亦早已於荷西時期引進台灣，並於清領時期隨著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發展，刊行台灣最早的報紙《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台灣府城教會報），為白話字文學埋下種籽。日治時期，蔡培火大力推行白話字，並透過台灣文化協會之力，舉辦羅馬字講習會，著有《十巷管見》並寫〈白話字歌〉，致力於教育與文化的普及；面對中國白話文的「言文一致」，黃石輝以台灣的語言現實，呼籲以「台灣話」創作台灣文學，得到郭秋生的支持，與中國話文論者發生「台灣話文論戰」。4白話字文學的發展，則已出現如鄭溪泮、賴仁聲等白話字作家出版小說著作。然而隨著國際局勢升溫，戰間期皇民化運動的緊縮，以及戰後國民政府實施「國語政策」，台語文學陷入一段沈滯的黑暗期。直到 1960 年代，林宗源開始思索方言（母語）入詩的可能性，進一步主張以方言寫詩，1976 年向陽（林淇瀁）投身「方言詩」的寫作，才陸續開啟了戰後台語文學發展的契機。到 1980 年代，台語文學自依附於「國語」的「方言文學」自我正名，正式進入「台語文學」運動期，解嚴後則有更多作家、學者加入台語文學的行列，甚至引起反對台語文學的訐難，於 1989 年發生「台語文學論戰」。因此，台語文學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運動性格也相對強烈的一條脈絡。可是，無論是戰前或戰後，這些以「台語」為之的文學創作或運動背後的語文現實，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卻幾乎都被「噤聲」。例如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是第一本台灣文學史論著，同時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論述的階段性積累，雖然提到了台灣話文運動，但卻用「台灣重回中國版圖，此一問題也就不復有意義了。」5將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收編回中國五四文學的傳統當中，無意闡述台灣話文的時代意義。其後，《台灣文學史綱》於 1987 年舉起台灣意識的大旗問世，不過，面對黃石輝、郭秋生主張台灣話文、提倡鄉土文學，當時的葉石濤卻認為是「歷史性的權宜措施」6，又或許囿於戒嚴所限與文本所見，1980 年代篇幅不多，台語文學的缺席也自然可以想見。7繼葉石濤之後，曾經參與台語文學論戰的彭瑞金，雖於台語文學論戰中就台語文學論述提出許多疑慮，但彭瑞金認為「八○年代強勢的母語文學運動實際上是應運著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本土化之台灣意識的覺醒成長運動而產生的。」8並將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以降，包括 1960 年代方言文學的嘗試到 1980 年代台語文學運動，視為台灣文學語言的思考報（1895-1969）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網址：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bout-2.htm，使用日期：2012.02.26。 4 為了與戰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區別，後稱台灣話文論戰。 5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1981.11），頁 75。 6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7.10），頁 27。 7 但這並不代表葉石濤對台語或母語文學的認識始終停滯於《史綱》的書寫階段，例如葉石濤後來認為原住民或河洛、客家母語文學，縱使在標音技術與溝通方面容易造成困難，但「創作語文在台灣，不管是中國白話文、原住民母語或台語文，應該享有平等地位才是」，並以中國白話文與古文為「公用語文」。參見〈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收錄於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1998），頁 10。關於葉石濤「台灣意識」的精神史變遷，以及其後台灣文學史敘事的建構問題，後文將再詳細討論。 8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 221。 2.

(14) 與實踐，實為對台語、母語文學的初步認識與肯定。最近，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9則結合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後設歷史學」與弗萊(Northrop Frye) 的「神話原型文學批評論」，將台語作家林宗源、陳金順、方耀乾的文學成就視為台灣文學「新傳奇文學」時代的到臨，可以說是在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之後，第一部跨越語言的隔閡審視文學作品藝術性的台灣文學史論著。乍看之下，台語文學似乎就要逐漸從被噤言的歷史中「發聲」了。但陳芳明自 1998 年開始於《聯合文學》連載，在「建國百年」這個頗具民族想像意義的時間點上終於集結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卻沒有延續彭瑞金對日治時期台灣話文到戰後台語文學運動的評價。其標榜將國民政府視為再殖民政權的「後殖民」史觀，雖然於連載期間引起陳映真的指控，認為其「多語言文學」包藏「台獨」禍心，但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對「再殖民」時期的反省，事實上完全忽略了 1980 年代台語文運動、客家族群的「還我客語」運動，以及原住民族群一系列的社會抗爭與文化復振。其「後殖民」精神，不見對華語做為國語，透過教育、文化進行內部殖民時，戕害其他族群文化造成的批判與檢討，台語、母語文學自然也被遺忘在其後殖民的反省之外，仍舊失聲於戰後邊緣聲音的合鳴當中。至於中國學者撰寫的台灣文學史論，不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與「祖國」之間的「五四」臍帶，以及戰後重回祖國懷抱的「中國文學在台灣」史觀，抹除台灣文學主體性，對台語文學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劉登翰《台灣文學史》對台語文學的評價看似溫和，但卻是基於「方言詩」為詩歌加強「現實性」、並能拉近與群眾的距離而立論10；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則指摘 1970 年代後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由自主化、本土化到「文學台獨」的發展趨向11；趙遐秋、呂正惠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和陳映真觀點相同，認為將台灣文學稱為「多語言」的文學是企圖扭曲台語，將原本屬於漢語方言的台灣話說成「獨立的民族語言」，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的歷史詮釋，以及戰後台語文運動均加以大肆撻伐12，當然，戰前白話字文學的發展於上述所有文學史中均付之闕如。台語文學的台灣意識為中國立場的文學史敘事所不容，固然可以想像，然而我們要追問的是：儘管「台灣文學」在各種意識型態之下有不同的內涵與意義，但在「台灣意識」的基礎之上而成立的「台灣文學」當中，為何不見、不容台語，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印刻，2011.03）。該章節撰寫人為朱雙一，其對「方言詩」的說明如下：「增加作品的鄉土氣息、生活情調、時空背景的臨場感，凸顯下層社會思想感情特徵及鄉村文化靈魂方面，有獨到之處，大多具有明顯的寫實風格。」，參見劉登翰等編，《台灣文學史》下卷（中國福建：海峽文藝，1993.01），頁 620。 11 古繼堂雖未點名台語文學，但由「閩南語是中國方言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台語？」此一提問，仍可看出古對文學台獨的批判亦包括台語文學的討論。參見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台北：人間，2003），頁 553。 12 趙遐秋、呂正惠，《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2002），頁 456-480。同文少許增補後收錄於曾慶瑞、趙遐秋，《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2003），頁 225-255。 3 9. 10.

(15) 甚至是客語、原住民語文學？在書面化的技術問題之外，「台語文學」幾乎被台灣文學史論「孤立」而「獨立」（或者因「獨立」而被「孤立」），卻又在「缺席」的狀態下被批判、收編的矛盾當中，是否更突顯了台灣在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歷史情境中所產生的「台灣意識」，事實上仍存在著許多內部衝突或矛盾，而在定義「台灣」，思索文學語言「表現形式」的過程中形成當前的齟齬與困局？本研究的動機，即是希望能深入了解這個現象，尋找問題的根源。透過梳理台語之所以為「台語」，以及台語書面化、追逐文學的歷史，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分析、比較與解構。思索這股被消抹的聲音如何隱喻台灣文學史論的敘事策略和意識型態，而台語文學真正的命題，也就是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背後所指涉的國家、民族認同，可能面對什麼樣的困境。藉此對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以及台語／姆語文學運動的未來發展，提出反思與展望。二、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如果是單純以文學藝術的眼光，就作品的質量來評斷作家與文本的歷史地位，那麼文學史的書寫理應隨著文本、史料的出土進行考訂與增補。但台語文學並沒有伴隨著戰前、後的台語文運動、文學創作、文本出土與學術研究的積累，而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因此，台語文學的消音，顯然並不是文學「知識論」的缺陷或空白，借用帕特遜(Lee Patterson)「文學史的歷史」(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的觀念來看，或許這背後牽涉到的是「文學的歷史」(Literary History)如何被書寫、建構的問題。13面對「歷史」，詹京斯(Keith Jenkins)認為：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他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 ─過去。它是由一群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的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 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一定的立場。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的意義。14 詹京斯拋出「歷史是為了誰」的提問來定義歷史，其實已明白指出在歷史編纂 (historiography)的過程當中，牽涉到歷史對不同群體的意義及其衍生的被／支配的衝突，而這場「追認過去」的意識形態鬥爭，又與「權力」息息相關。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341。 14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2011.10），頁 120-121。 4 13.

(16) 文史學研究者戴燕也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如是詮釋文學史的性質：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精神的反映，當文學與一個有著地域邊界的民族國家聯繫起來，這時候，一個被賦予了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國家形象，便在人們的想像之間清晰起來。文學史是借著科學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對民族精神的一種塑造，目的在於激發愛國情感和民族主義……15 回顧歷來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無論是企圖抗拒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及皇民化運動收編的黃得時16，抑或是以黃得時的文學史論為底本，書史於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時下的陳少廷，以及在鄉土文學論戰之時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揠長「台灣意識」的葉石濤，都一再呈現上述所謂「文學史書寫」作為建構或追索民族身份之目的與性質。由此可見，文學史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和歷史一樣，在教育體制中具備讓受教者產生歷史時間感，並激發其理解自我與他人有著共同承擔歷史記憶、文化的共同體意識與責任的功能，在國家意識與民族想像的建構工程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對台灣而言，台灣人由殖民經驗嫁接而成的歷史記憶，以及多元的族群文化所形構而成的「身份」本身即存在許多層次，且各種不同的身份仍有分殊、甚至衝突的可能。再加上台灣人在無論是在戰前或戰後，對認同的追索與探求都經常為國家機器所壓抑或主導，這股蟄伏於歷史經驗中尋找「台灣主體性」，甚或追問「台灣人」民族身份的焦慮與衝動，往往在政治、文化、文學各場域之中程度不一地冒現。也因此，即使在「台灣文學」的名稱普遍被接受之後，台灣人身份認同與民族想像的焦慮與衝突，並沒有隨著台灣文學的提出而被消解，「台灣文學」也因而「再次」引起台語文學運動的正名，甚至進一步提出更為尖銳的質問與挑戰。例如林宗源以「正統論」跨越時空回應 1981 年詹宏志「邊疆文學」的憂慮，認為：台灣文學予人當作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看作是邊疆文學，甚至講是鄉土文學，深深仔想，攏是台灣作家家己惹的罪孽。（台灣作家）……講的攏是三天地外的中國遺產，寫的攏是半仿仔的北京話，莫怪予人準做是邊疆文學…….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2.03），頁 2。如蔡美俐所言：「黃得時在戰鼓笳聲中建立的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史，其抗拒的對象不僅是島田謹二，也不在於島田的文學史論述是不是有提到皇民化議題，黃得時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意義在於，他徹底翻轉了殖民者企圖將台灣文學邊緣化，並以其南方文學的特殊性貢獻中央文壇、創設新日本文化的策略。」蔡美俐，《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07），頁 93。 5 15 16.

(17) 現時台灣的文學，最重要的課題，是建立家己的語言及文字。咱愛知影台灣話，不管是閩南話、客話、原住民的語言，攏有家己的完整的語言結構。不是方言，及北平話平大，所以不通自卑。…… 假設你用台灣北京話來寫真順手，你已經不是咧寫台灣文學了……17 亦即林宗源認為台灣文學無法脫離中國文學而具備主體性，是由於缺乏自己的「語言」與「文字」所造成。而文中對「台灣北京話」的批判，更引起廖咸浩「準民族主義」之虞，點燃台語文學論戰的狼煙。論戰過程中，林央敏以「台語文學代表台灣文學」的「代表論」，對「台灣文學」的指稱實為「台灣華文文學」的現象提出批判18，引發李喬、彭瑞金「點燃語言炸彈」的反擊，以及陳若曦「台語文學要不得」之回應。可見，從台語文學論戰至「蔣黃事件」，台語文學的正名與發展，或許並不像宋澤萊所說的「由『鄉土文學』變成『台灣文學』，再閣變做『台語文學』」那麼的「自然」。19 從文學的「歷史」、文學史的特殊性，到文學史中刻意地「被缺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文學場域頻頻出現以「語言」與「文字」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論戰傳統」，但是文學史敘事卻有意無意忽略了這些雜音，台語文學，台灣話／台語文學論述所表述的「台灣意識」強度也因此越來越高，越來越激進。如果對台灣文學而言，使用本土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有完全的正當性，「台語文學是台灣文學」的說法也毋庸置疑，那麼為什麼台語、母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卻經常被忽略、消音，甚至成為相對於台灣文學的「他者」(the other)幽靈？文學史論排除了民族認同的語言條件，到底是換來了族群之間使用「共同語」的和諧？或者排除語言條件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場語言認同的收編與鬥爭，而制度的暴力與傷害至今猶存？這些問題，對於理解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語言衝突來說相當重要，但是台灣文學場域除了霸權、沙文主義的指控之外，似乎仍未見理性、縝密的深入討論。要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就要先完全肯定或同意台語文學的運動策略，或文飾台語、母語文學在書寫技術上猶待解決的困境。但相反地，如果要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回到歷史脈絡中，重新思考台灣的族群、社會、政治與台灣文學語文爭論的關聯。尤其是戰後「國語. 林宗源，〈代序Ⅱ沉思及反省（二）〉，《林宗源台語詩選》（台北：自立晚報，1988.08），頁 13。林央敏雖然提到林宗源的「正統論」惹來「大賀佬主義」、「賀佬沙文主義」，但其「代表論」基本上還是以林宗源的說法修正而來。林央敏認為，「台語文學代表台灣文學」可以成立的理由在於：「代表論」可以同時滿足廣義（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指涉，亦能兼顧自然形成、以多代全的狹義「台語」的合理性。參見林央敏，〈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前衛，1997.11），頁 125-136。 19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台灣新文化》5 期，1987.01，頁 40。 6 17 18.

(18) 政策」對本土語言、文化造成的挫傷尚去不遠，假如論者有意無意忽略了台灣文學史上的語文論戰與文學實踐，以去歷史，甚至去政治脈絡的方式討論語文衝突，不但無法理解為什麼類似的爭論會在台灣斷裂的歷史經驗中重複上演，更無法從中借鑒，開拓台灣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視野。是以本研究著眼於「文學『歷史』文本的書寫」，「語言與民族認同」兩大面向，以「新歷史主義」的「後設史學」觀點與「民族主義」為思考途徑，重新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就上述提問確立下列問題意識： 1.. 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包括自清領時期即開始發展，但至今仍鮮少為台灣文學研究所注重的白話字文學，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論述與文學實踐，在台灣文學史當中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2.. 與戰前斷裂的戰後台語文運動，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對「台灣意識」的共時性思索與詮釋是什麼？. 3.. 台語文學為什麼要提出台灣文學的「再」正名，又為何引發論戰？「台語文學論戰」突顯了「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什麼樣的內部矛盾或差異？.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的發想，本研究希望藉由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觀察論戰前後台灣文學史論的建構與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係，以期在文學史當中，重新安放台語，乃至於母語文學的「聲音」，找回台灣文學的「眾聲喧嘩」。第二節名詞界定與研究範圍一、名詞界定（一）「台語」的爭議與「台語文學」的定義 1980 年代解嚴後，本土化運動激發了台灣多元族群對主體性的追求，卻也使得「台語」或「台灣話」的名稱，在客家、原住民族群之間引起緊張與焦慮，咸認為使用「台語」有壟斷「台灣語言」甚或「台灣意識」的詮釋權，成為「閩南／福佬沙文主義」之虞。事實上，日治時期「台灣話」所指稱的語言，即是以福建漳泉移民為主體而形成的本土語言，來到戰後成為官方所稱的閩南語，與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由於過去台語文運動所指涉的「台語」，向來有以「廣義」區分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本土語言，而以「狹義」專指台灣閩南語的說法。20本研究則援引洪惟仁、蔣為文等對「台語」及「台灣語言」的例如洪惟仁認為，「廣義」的台語應包括台灣各種語言，有 Ho-lo 話、客家話、山地話及台北國語／華語，「狹義」的台語則專指 Ho-lo 話，也提出前者為「台灣語言」（languages in Taiwan）， 7 20.

(19) 界定，以「台語」稱「台灣閩南語／福佬話／河洛話」（引用其他論者的稱呼時不改動），「台灣話」則是沿用日治時期以降自然形成對「台語」的稱呼，在日治時期的討論中，二者可交互使用。過去以「廣義」台語所指稱的「台灣閩南語、台灣客家語、台灣原住民語」在此作「台灣語言」21，不再以廣狹區分。但如果必須沿用廣義狹義的語境討論台語時，本研究則以「Ho-lo 話／語（族）」區別。此外，雖然台語的英譯目前仍有許多爭議，但無論以 Hokkien 或 Southern Min 稱之，都無法明確指涉台語／台灣話此一稱謂有其自然形成的歷史脈絡、主體性及約定俗成的基礎。筆者亦認為，Ho-lo 語被稱為「台語」，實是突顯在戰前、後的語言政治當中，相對於國語多數優勢與本土語言少數弱勢的「多數弱勢」狀態，這個相對位置不斷刺激文學語言議題的反抗能動性，有其積極意義。故本研究援用前行研究基礎稱為 Taiwanese Literature，台灣文學則為 Taiwan Literature。22 由於過去對「台語」的定義有所爭議，歷史上關於「台語文學」的指稱也有些許差異。例如宋澤萊認為：「只有揭掉了壟罩在母語上頭的那層外來語的遮羞布，單純只用台語來敘述，單純只用台語來對白，單純只用台語來思考，單純只用台語來表意，完全不受外語支配，如此的文學才是台語文學。」23，然而參其語意，宋澤萊的「台語」文學實際指涉的概念類似與「外來語」對立的「母語」、「本土語言」文學。又如方耀乾認為「用台語思考並且用台語話文書寫系統所書寫 ê 文學就是台語文學」24則是明確指稱 Ho-lo 語文學而言。林央敏的定義則較嚴格，且具有民族文學的特徵，認為台語文學不包括自古至今福建人以漳泉廈等閩南語寫的作品，也不包括任何不是出自台語思考所寫的漢語文言文作品，必須是「在台灣生長的具台灣地籍的人」以台語思考，敘述也必須以台語呈現，才能視為台語小說／文學。至於日治時期對話中使用台語的小說，因為難以界定是否以台語思考，尚不能算是台語小說。25可見台語文學的界定並不容易，不僅要斟酌作者的出身並確認其思考、使用的語言，就漢文言文學而言，更難以斷定是否歸屬於台語文學。26因此，本研究界定的「台語文學」是以「台灣閩南語／福佬. 後者是「台灣話」（Taiwanese）的區別。洪惟仁，〈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1992.02），頁 16-17。 21 蔣為文，〈「台灣話」意識 ê 形成 kap 伊正當性 ê 辯證〉，《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2007.06），頁 179-193。 22 然而名稱方面目前仍相當混亂，如「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英譯就同時有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Taiwanese Literature，此種現象甚至泛見於各台文相關系所與研討會之命名。 23 宋澤萊，〈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台灣新文學》10 期，1998.10，頁 263。 24 方耀乾，《Ù 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 164；《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高雄：台灣文薈，2012.06），頁 15。 25 林央敏，〈台語小說的發展及作品總評（一）〉，《海翁台語文學》114 期，2011.06，頁 8-11。 26 方耀乾主張從廣義的「書寫」角度看來，只要是以台語思考並用台語書寫系統創作者，漢文言文學與白話文學應該都可視為台語文學，然而就狹義的「口語」而言，將漢文言文學歸於台語文學過於牽強。但是洪惟仁認為，漢文言文學並沒有一定的語音規範，各國均能以自有的漢字音 8.

(20) 語／河洛話」之書面語文學而論，但暫不觸及漢文言文學與民間文學。除了以台語試讀之外，如果作者有相關論述或表態，亦作為判斷是否歸類為台語書寫／文學的條件。（二）台灣意識 1980 年代初，「台灣意識」儼然成為台灣社會本土化運動開展之後，輻散於文學、文化、歷史、政治場域的關鍵詞。甚早提出台灣文學「本土論」的研究者游勝冠認為，「台灣意識」是先由「社會意識」的自覺，意識到自己與所身處的「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一部份，並興起認同、繼承、發揚這個傳統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後，所形成的信仰與具有行動性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的意識型態」。27或者一言以蔽之，「台灣意識」就是「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aiwanese)，亦即「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人認同」(Taiwanese identity)的表述，但也正如施正鋒所提醒，這種集體認同其實是多面向、多層次的，也往往因為時空的推移，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片段的、選擇性的詮釋，可能是族群意識、（附屬於中國的）地方意識，或者與中國意識互相排斥的台灣民族意識。28本研究以「台灣意識」為題，大致同意游勝冠的觀點，並將這種集體認同視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民族」意識。不過，針對游勝冠判定本土論「排他性」的原則對台灣各種主體性表述可能產生的影響，筆者暫持保留的態度與對話的空間。首先，游勝冠指出干擾或支配台灣文學的「中國」一詞，因國共對立而分為兩個不同的意義：對外，台灣反對中共的支配；對內，則是反對國民黨正統論與統派吸力的兩岸統一立場。但游勝冠認為，國民黨雖在政策上主張統一，卻也正視了台灣實際上無力統一中國的現實，帶領台灣往反中國統一方向前進，所以「中共政權」才是妨礙台灣獨立自主化的「中國立場」，故不能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中國立場」來確認本土論的「排他性」。同時，也因為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反對意見難以表達，所以唯有反中共因素左右台灣的宣示，才能被認定為是本土論的「排他性」。29另外，游勝冠將解嚴後的台獨意識形態分為「台灣人論」與「台灣民族論」，咸認為前者是將國民黨的中國立場視為壟斷在台灣內部的利益而已，本質還是抗拒與中國統一，所以「台灣人論」是改革舊體制，建立相對於「中國」的獨立國家路線；「台灣. 讀出，並以日人漢詩不被列為日本語文學為例。另一方面，漢文言文學在台灣亦不限定只能以台語理解，現代中文也能使用「孔子白」來讀，因此洪惟仁以「口語」要求考量，反對將漢文言文學歸入台語文學。方耀乾，《Ù 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頁 172；洪惟仁，〈台語文學个分類與分期（上）（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1 期，2010.05，頁 19。 27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04），頁 6。 28 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1999.06），頁 58。 29 同註 27，頁 7。 9.

(21) 民族論」則是將台灣內部的國民黨視為外敵代理人，將外在的壓迫施加在台灣內部的矛盾之上，製造了社會的緊張與對立，相對於此，「焦點擺在反中共的台灣人論則較具包容性。」30 游勝冠之如此區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論」與「中國國民黨的正統論」，無非是顧慮到漢民族在移民過程中，在原鄉「中國」與異鄉「台灣」之間所產生的「中國－台灣」重疊認同，並尊重任何主體性表述與轉向的可能性，詳加界定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挪用「漢民族」作為政治與文化認同的目的。但是，在期望本土論走向「多元主體論」之前，倘若「將國民黨視為排除對象」的本土論價值觀尚未被釐清31，而又以「反中共的台灣人論較具包容性」一句褒貶，論者是否能深入梳理、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對台灣意識的戕害或影響，進一步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認同糾葛，真正展現「後殖民」的批判力道？更何況，即使對於將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的「再殖民」，或台灣是否已經進入「後殖民」有不同的看法，「台語文學」的爭論，以及後來和語言相關的各種認同表意，無不與台灣戰前的政治、社會發展，以及戰後國民黨實施世界上最長時間的戒嚴在台灣，甚至解嚴後經歷兩次政黨輪替的變化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在游勝冠對「台灣意識」的定義及其關於台灣文學本土論的研究基礎之上，重新思索以「台灣」為主體的民族想像，在複雜的歷史、政治、族群與社會變遷當中，如何透過文學語言的選擇與實踐，以及台灣文學定義、正名的爭議表現出來，回應台灣文化遭逢壓迫、同化，甚至消滅主體性的危機，以及這些主體性論述背後真正的認同欲求、焦慮與困境。二、研究範圍本研究將台語文學的發展分為戰前與戰後，戰前以台灣羅馬字經驗的史前史及 1885 年《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的刊行為始，截至 1945 年殖民統治結束；戰後則以 1945 年開始，梳理各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論，並以 1980 年代迄今的台語文運動、論戰為主。整體研究進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處理戰前清領時期白話字文學文本，包括詩、散文與文化論述於台灣文學史論的空白，並加入羅馬字／白話字運動的視野，重新梳理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論戰相關史料，理解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脈絡及意義。第二階段以戰後台灣文學發展涉及方言、台語文學的重要討論為主軸，勾勒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236。例如游勝冠認為，台灣民族概念的提出是為了抵抗「統派」將台灣的漢族認同轉化為「中華民族意識」。然而從台語文學論戰的論點來看，其中不乏有「獨派」之間的爭論。同上註，頁 363。 10 30 31.

(22) 出戰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輪廓，包括鄉土文學論戰的「方言」問題、《笠》與《台灣文藝》的「方言入詩」作品及大河小說論述等相關史料、散論與研究，釐清「台語文學論戰」發生的前脈絡。第三階段則就戰前後台灣文學史論對日治時期「新」文學的再／誤現與戰後經驗的接合(articulation)，探討台灣文學史建構過程中所凝聚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文學如何面對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進而引發台語文學論戰。最後，整理台語文學史論在論戰過後的建構發展，對台灣文學史論提出反思與展望。第三節文獻回顧與探討本研究欲藉由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與史論建構，進而與台灣文學史論進行比較，了解台語文學於台灣文學史中被抹消的原因，大抵觸及戰前台語文學（包括清領後期以來教會羅馬字／白話字的文學創作與文化論述、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台灣話主張）以及戰後（1980 年代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與史論建構，並比較、分析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史論再現的敘事差異。因此，對前行研究的梳理可依問題意識分為「白話字文學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1980 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台語文學史論的論述與建構」與「台語文學論戰研究」等面向。一、白話字文學研究《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台灣府城教會報）自 1885 年開辦即持續刊行迄今，雖有兩次停刊，其「長壽」卻幾乎見證了台灣近 120 餘年，經歷清領、日治與戰後的歷史變遷，理當為台灣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文獻，但《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與白話字文獻卻多因閱讀隔閡與宗教性質而常為學界所忽略。呂興昌即以〈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一文提示該報研究的意義和可能性，亦揭櫫「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似乎應該提早三十多年：它可能不是出現於二十世紀的二○年代，而是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八○年代。」32的文學史觀點，開啟了戰後白話字文獻整理、研究的新頁。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則是首篇討論《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的歷史定位，並大量運用該報白話字史料進行台語文學研究的學位論文，自台灣使用白話字的歷史來證成《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的文獻意義與價值，就報中內容進行分類與整理，更以《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為台語文學的發展定錨，梳理台語白話文學比台灣話文論戰之濫觴還要更早的發展軌跡，對台灣白話文學運動的史觀提出反思。另一方面，黃佳惠也提出了白話字文學難以進入台灣新文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1995），頁 459。 11 32.

(23) 學系譜的可能原因33，在白話字文學研究的開拓之外，黃論不但有其先驅意義，亦留下可供深論的線索與空間。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34展現運用教會白話字史料，重構台灣文明觀、近代化論述的嘗試，指出《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在台灣不但嫁接了 16、17 世紀歐洲活字印刷術所引發的宗教、語文改革與知識普及的經驗，更讓一般民眾在漢字之外，能有其他語文工具接觸近代文明，並形成使用白話字的社群。陳慕真雖未能再對《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與白話字文本被忽略的原因進行追論，但由近代化的思考確立、深化《TÂ I-OÂ N HÚ -SIÂⁿ KÀU-HOĒ-PÒ 》與白話字文學於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亦可謂白話字文學的指標研究。李勤岸自 2007 年起執行「台灣教會公報（1895-1969）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費時三年建立「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是白話字史料與文本以數位方式再出土、推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白話字文學─台灣文化 kap 語言、文學 ê 互動》一書，則是在此資料庫的基礎之上提出全面性論述，以及運用語料庫語言學、文化語言學進行語言、文學與文化跨領域研究的成果。其中，〈白話字文學中的文化現代性〉35一文以語料庫統計、分析白話字文學作品當中的現代化詞彙，透視台灣接收現代性的歷史進程與文化變遷。此文以語料證成白話字文學與台灣現代性發展的關聯，但是另一方面，這篇論文卻同時暗示了白話字文學在研究場域所面臨的矛盾：何以白話字文學消失在台灣文學的現代性論述當中？由上可見，白話字史料與文本於文學、文化、歷史、語言學研究均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亦是重要的研究基礎，然而就文學研究而言，白話字在台灣文學場域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尚未解決，遂然成為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之一。不同於白話字文學的專論，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36開拓了不同的學術視野，提出日治時期在白話字與漢字「兩個傳統」下形成的「三種小說」：白話字小說、漢字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認為日治時期以「台語」作為文學語言，一方面有白話字小說呈現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之外的宗教精神與大眾關懷；另一黃佳惠認為，相對於台灣新文學強烈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啟蒙趨向，白話字文學反日的色彩較不明顯，可能由於《台灣府城教會報》並非文藝雜誌，亦不強調文學作品，即使有文藝作品發表，其政治色彩亦不明顯。此外，台灣因天津條約開放傳教後，一般漢人有仇教心態，但清廷並未積極處理，又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基督教會教為寬容，教政關係較良好，因此來自教會的批判較少，教會內部也可能因「外國教」屬性，或信教者的利益目的招致非信教者的仇視，而使得教會與外界產生隔離。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42。 34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35 李勤岸，〈白話字文學中的文化現代性〉，《白話字文學─台灣文化 kap 語言、文學ê互動》（台南：開朗雜誌，2010.09），頁 121-152。 36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12 33.

(24) 方面，漢字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雖然因語文轉換的障礙而產出無多，但在台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的拉扯之間，仍留有極富時代意義的作品，不同的文字載體透過語言完成在地化(localization)，共同呈現追求「台灣主體性」的目標。本文藉由召喚白話字與漢字台語文本的共時性，重建日治時期「台語」文學實踐的主體全貌，更進一步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揭櫫台語文學的重要性。單篇論文方面，如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37將台灣的白話字歷史與西歐地方母語對拉丁語的反動接軌，在世界文學的脈動下，提出白話字文學對台灣新文學開展的影響，並針對漢字觀點下的新文學認識論提出批判；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 ê存在〉38則就台灣文學史對白話字文學及戰後台語文運動的視而不見提出檢討；王昭文〈羅馬字與「文明化」──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39的取徑，則是將羅馬字視為反殖民統治運動的一環，分析羅馬字在台灣人追求「文明化」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上述論文對白話字文學的發展概況，以及日治時期羅馬字運動的歷史梳理，皆有助於由運動論述的層次重新思考羅馬字運動、台灣話文理論及論戰的文學史意義。本研究亦將繼續延伸呂美親結合白話字傳統與漢字傳統的視野所提出的日治甚至戰前視野，深化台語文學的討論，並由「接受史」的觀點展開這一場與「台灣文學史」的對話。二、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的學位論文，以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為一經典。陳論以投身台灣話文論戰的運動者們的政治思想，切入與社會運動同樣發軔於「民族主義」進路的台灣話文論戰，說明「祖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所想像的「大眾」，分別形成了「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主張，然而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上，正反雙方以「敘述以中國白話文為主體，對話用台灣話文」的趨勢交集，並在「抗日」與「文藝大眾化」的共識上形成聯合陣線。40陳論對正反雙方論點提出客觀、細緻的析論和比較，並詳論論戰的發展意義，至今仍是了解台灣話文論戰的重要研究。不過，陳淑容認為在論戰之外如蔡培火所主張的羅馬字運動，以及連溫卿41、連雅堂提倡的台灣話保存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收錄於《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2004.10），頁 8 之 1-8 之 14。 38 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 ê 存在〉，同上註，頁 9 之 1-9 之 17。 39 王昭文，〈羅馬字與「文明化」──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收錄於《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2004.10），頁 27 之 1-27 之 10。 40 陳淑容，《一九三○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64-165。 41 值得注意的是，連溫卿曾響應「世界語」（Esperanto）運動，並加入日人兒玉四郎來台所創「日本 Esp（世界語）協會台灣支部」，1918 年主編該會的機關刊物《綠蔭》（Verda Ombro）。連氏雖然並非完全以台灣話為主體，但其世界語運動及台灣話主張不無關聯。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 13 37.

(25) 運動並沒有太大迴響，可能是著眼於論戰場域內而產生的限制。以致於較難以全面觀照論戰內外以台灣話／台語為中心的各種思考及其主體性與能動性。至近，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提出更為全面的剖析。橫路啟子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延伸出「漢語文化圈」的討論框架，認為：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本島中，人們以漢族血統為民族認同的原則，將以漢字來讀寫、對其文化活動的建構有所參與或能夠參與的人所建構的想像共同體稱作「漢語文化圈」。漢語包含文言文、台灣話以及中國白話文等漢語系統的所有文字。42 「漢語文化圈」的概念讓台灣話文論戰出現更多層次：一是台灣人透過漢民族的身份認同以及漢語文字的使用進行抵殖民的實踐，卻又在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選擇上出現分殊的矛盾；二是漢語文化圈內受到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界線，加上來自圈外日語作家的參與，而使得「鄉土」在地域、思潮、語文等因素的交錯指涉下出現多重意義，也致使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與日文，在不同的「大眾」想像之間拉鋸，最後凝聚出對「鄉土色彩」的一致追求與語文書寫的折衷實踐。除此之外，橫路啟子也深刻地指出，過去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線性史觀，以現今在台灣使用的「國語」為進化最終目標43，由日治時期「台語」現實出發，橫路啟子進而關注到獻身建設台灣話文的知識分子們遺忘母語的焦慮，有助於重構論戰中以台語為中心進行論述的主體性，並重新理解論戰於台灣文學、台語文學史論脈絡下的發展意義。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44則是將「文學現代性」視為「鄉土文學」得以存在的前提，認為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關於「鄉土」的辯證，其實是面對「他者」(the other)時，如何回歸「地方」界定自我，並與「現代性」互相協商、融合，進而批判性吸收的過程。所以「鄉土文學」是面對新舊文學以降以中國白話文為標準，以西方文學的進步時間感為目標的白話文運動之反動，並追求以台灣為主體，透過台灣話的使用以創造貼近庶民大眾的新文學。此外，林氏認為台灣話文運動雖然失敗，但仍然催生了以口語、對話表現台灣話文的形式，也更細緻地創造了一種「台灣式的中國白話文」，並開拓台. 台語小說研究》，頁 5。 42 橫路啟子，《一九三○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歷史析論》（台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後出版為專書《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台北：聯合文學，2009.10），頁 31。 43 同上註，頁 32。 44 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14.

(26) 灣文學後續將「鄉土」視為文學表現內容的趨向與「特殊性」的討論45，更間接影響了歌謠的收集，從民間文學與風土勾勒台灣「民族」的想像輪廓。46 林淇瀁〈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形態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傳播策略〉47、〈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兩篇，以台語文學發展的觀點重新詮釋台灣話文論戰。前文將論戰視為「台語」文學的建構與傳播過程，而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則是在以漢人為主體，語言上以台灣話為表意符號的台灣社會內，以台灣大眾所使用的台灣話作為文學語言，再生產一個屬於台灣的意識形態，藉此界定台灣文化的形式與內容、表現台灣人與台灣社會現實，建立台灣人意識形態。後文則由鄉土文學論爭之中的民族想像（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及語文改革的實踐，指出「台灣人」的民族想像在殖民統治下的抵抗意義，以及台灣的舊中國文化與新日本文化如何交會成具有台灣主體文化認同的「台灣話」的台灣文學。48這兩篇論文展現以台語文學為中心的思考立場，但礙於論旨，未能探討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爭之中民族想像的矛盾，與戰後台語文運動／論爭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兩者在運動策略上如何接合。事實上，「台灣話的文學」未必能透過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詮釋，而順利具現於「台灣文學」的場域之中。本研究將就上論基礎繼續深論。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則認為，黃石輝、郭秋生等台灣話文論者是由於大正時期後日漸激烈的同化教育導致的文化危機感，而欲以台灣話文與殖民者爭奪台灣社會文盲教化權而發生的論爭。以「閱讀」作為「識字」的手段，利用民間文學、歌謠、歌仔冊等 49. 大眾文化書面材料，建立台語文字化的基礎，並藉由「過去」與「純粹」的語言經驗顯現台灣文化的「我性」來對抗殖民者的文化與精神教化。關於台灣話文的討論，陳培豐另由〈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50提出台灣話文的技術挫折，以及作品中以台灣話文反映庶民苦悶、激烈口語的書寫策略，造成「逢中必雅，逢台必俗」的限制。至於台灣話文在小說文體表現上的限制，是由於缺乏翻譯西洋知識體系的經驗，無法呼應台灣「近代文學」載體需求的發展所致，最後在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與日文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09-110。同上註，頁 116。 47 林淇瀁，〈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形態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傳播策略〉，《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10），頁 123-149。 48 向陽（林淇瀁），〈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收錄於《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12），頁 29。 49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收錄於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頁 83-110。 50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收錄於陳芳明編，《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190-237。 15 45 46.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 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